李斯
李斯为楚上蔡（今河南上蔡西南）人。主张以小篆为标准书体。小篆又称秦篆，是大篆的对称，它给人以刚柔并济，圆浑挺健的感觉，对汉字的规范化起了很大的作用。小篆的出现，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根据《太平广记》引《蒙恬笔经》记载，是楚国上蔡人李斯整理的。
李斯不但是秦朝着名的政治家而且是着名的文学家和书法家。他年轻时，起初在乡村做管理文书的小官，后来，随荀卿学习，当任廷尉。在秦始皇统治期间，李斯以杰出的政治远见和卓越才能，被任命为丞相。
在秦朝统一之前，是各诸侯国长期割据分裂的局面，是一片语言异声，文字异形的形势。秦始皇一直殷切希望着有标准的字体来取代以前流行的异体字，于是便打听到李斯擅长书法，就把这任务交给他。李斯将大篆字体删繁就简，整理出一套笔画简单，形体整齐的文字，叫做秦篆。秦始皇看了这些新书体后，很满意，于是就把它定为标准字体，通令全国使用。
当时人们并不熟悉小篆的结构，要想写得称心如意是很难的。李斯就和赵高、胡毋敬等人写了《仓颉篇》、《爰历篇》和《博学篇》等范本，供大家临摹。
秦始皇逝世之前一年，李斯没有被钱江险涛吓倒，毅然东下会稽（今绍兴），祭过大禹陵，登上天柱峰（后来叫做秦望山），俯瞰东海涌潮后，命丞相李斯手书《会稽铭文》。李斯奉命连夜写毕后的隔日，他又采岭石鑴刻，然后立于会稽鹅鼻山山顶（后叫刻石山），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会稽刻石》。
相传由李斯书写的刻石有《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和《峄山刻石》、《会稽刻石》等。
《泰山刻石》立于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是泰山年代最久的刻石。此刻石原分为两部分：前半部系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泰山时所刻，共144字；后半部为秦二世胡亥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刻制，共78字。刻石四面广狭不等，刻字22行，每行12字，共222字。两刻辞均为李斯所书。现仅存秦二世诏书10个残字，即“斯臣去疾昧死臣请矣臣”，又称“泰山十字”。据清道光八年(1828年)《泰安县志》载，宋政和四年(1114年)刻石在岱顶玉女池上，可认读的有146字，漫灭剥蚀了76字。明嘉靖年间，北京许某将此石移置碧霞元君宫东庑，当时仅存二世诏书4行29字，即“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清乾隆五年(1740年)碧霞祠毁于火，刻石遂失。
《琅琊台刻石》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今存原石本十三行，八十六字，并原空一行，计十四行。清初所传拓本，只二世诏十二行，凡八十四字。后阮元遣书佐至其地，剔秦篆於榛莽中，拓之多得首行“五夫”二字。凡十三行，八十六字。
《琅琊台刻石》是秦朝传世最可信的石刻之一，笔画接近《石鼓文》，用笔既雄浑又秀丽，结体的圆转部分比《泰山刻石》圆活，确实为小篆第一代表作。所以一般研究篆书、篆刻学和学习小篆的人们都十分重视这个刻石。
传世的秦代小篆刻石，除《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外，余皆属覆刻。而《琅琊台刻石》存字独多，且字形较《泰山刻石》更为完美。孙过庭《书谱》说“篆尚婉而通”。李斯被人们视为“小篆极则”。王澍评其书法“笔法敦古，于简易中正有浑朴之气，不许人以轻心掉之。”清杨守敬跋《琅琊台刻石》说：“嬴秦之迹，惟此巍然，虽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故颇为世重。
蔡邕
蔡邕既是东汉的文学家又是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初为司徒桥玄属官，出补平河长。灵帝时召任郎中，校书于东观，迁议郎。后因弹劫宦官，遭诬陷，流放朔方。遇赦后，不敢归里，亡命江湖十余载。献帝时，董卓专权，强令邕入都为侍御史，拜左中郎将。迁都长安后，封高阳乡候。董卓遭诛后，他亦被捕，死于狱中。汉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后人也称他“蔡中郎”。
蔡邕小时候的太傅——胡广，博学多才。通经史，喜好数术、天文，妙操音律，善鼓琴、绘画，擅长辞章，精工篆隶，尤以隶书着称。他善于总结前人用笔经验，融会贯通，并形成自己的风格。其书结构严整，点画俯仰，变化自如，有“体法百变，穷灵尽妙，独步古今”之誉(唐张怀瓘《书断》)，南朝梁武帝亦称其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古今书人优劣评》)。
汉灵帝熹平四年，蔡邕被委派带领一些人正定儒家经本六经文字。蔡邕认为这些经籍中，由于俗儒穿凿附会，文字误谬甚多，为了不贻误后学，而奏请正定这些经文。诏允后，邕亲自书丹于碑，命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碑石46块，这些碑称《鸿都石经》，亦称《熹平石经》。
蔡邕不仅在书法方面的成就显着，而且他还是汉代书法理论的集大成者。传世书论有《篆势》、《笔赋》、《笔论》、《九势》等，尤其是《笔论》和《九势》，在中国书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笔论》开篇就提出“书者，散也”的着名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随后则论及书法作品应取法、表现大自然中各种生动、美好的物象，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九势》首先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阐发了汉字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因素。接着，他又阐述了八种运笔规则，要求通过运笔来表现生动有力的笔势。故亦有题作《九势八字诀》。蔡氏的这些重要思想和观点，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为中国书法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笔论》和《九势》都被收入宋代陈思的《书苑菁华》一书，才得以保存流传至今。
蔡邕因名声很大，因此后世把一些碑刻和论着附合成蔡邕名义的伪作也不少。据说其真迹在唐时已经罕见。
钟繇
钟繇，三国魏书家，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或作许昌人。历官侍中尚书仆射，封亭东武侯。魏初任相，明帝时迁太子傅，世称“钟太傅”，卒谥成侯。书学曹喜、刘德升、蔡邕。其正楷书法独步当时，自言精思学书三十年。所作秀美典雅，幽深无际。
钟繇生活的年代恰巧是隶楷错变的时代，就像元袁裒《总论书家》所说：“汉魏以降，书虽不同，大抵皆有分隶余风，故其体质高古。”因此在他的真书中也带有浓厚的隶意。他的小楷体势微扁，行间茂密，点画厚重，笔法清劲，醇古简静，富有一种自然质朴的意味。唐朝张怀瓘《书断》评曰：“真书古雅，道合神明，则元常第一。”又云：“元常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钟繇在书法上是下力命表过苦功的，尝自称：“吾精思书学三十年，坐与人语，以指就座边数步之地书之，卧则书于寝具，具为之穿。”可见其矢志专一的学习态度。有一次，他在当时一个着名书法家韦诞家中看见一篇蔡邕论笔法的文章，苦求不得，至于捶胸吐血，曹操即以五灵丹救之。及诞死后，繇阴发其冢，始得之，书遂大进，可见他对艺术的执着追求。
现在已经找不到钟繇传世书作的真迹了。《书法正传》云：“钟繇书法，高古纯朴，超妙入神。”宋以来法帖中所刻《宣示表》、《贺捷表》、《荐季直表》、《力命表》、《墓田帖》等，都出于后人临摹。
王羲之
谈到书法，不能不提王羲之；提起王羲之，差不多是童叟皆知，说不定还能说出几个有关他的故事。这也算是中国独特的书法文化现象。
王羲之（公元303-361年，一作公元321-379年），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原籍琅琊(今属山东临沂)，居会稽山阴（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人称“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候就从当时着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草书师法张芝，正书得力于钟繇。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
与两汉和西晋相比，王羲之的书风有着自己独特之处：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最大的成就在于增损古法，变汉魏质朴书风为笔法精致、美轮美奂的书体。草书浓纤折中，正书势巧形密，行书遒劲自然，总之，把汉字书写从实用引入一种注重技法，讲究情趣的境界，实际上这是书法艺术的觉醒，标志着书法家不仅发现书法美，而且能表现书法美。后来的书家几乎没有不临摹过王羲之法帖的，因而有“书圣”美誉。他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曾留下形形色色的传说，有的甚至成为绘画的题材。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没有原迹存世，法书刻本甚多，有《十七帖》、《小楷乐毅论》、《黄庭经等》，摹本墨迹廓填本有《孔侍中帖》、《兰亭序》（冯承素摹本）、《快雪时晴帖》、《频有哀帖》、《丧乱帖》、《远宦帖》、《姨母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寒切帖》、《行穰帖》以及唐僧怀仁集书《圣教序》等。
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到了它的后世子孙。其子玄之，善草书；凝之，工草隶；徽之，善正草书；操之，善正行书；焕之，善行草书；献之，则称“小圣”。黄伯思《东观徐论》云：“王氏凝、操、徽、焕之四子书，与子敬书俱传，皆得家范，而体各不同。凝之得其韵，操之得其体，徽之得其势，焕之得其貌，献之得其源。”其后子孙绵延，王氏一门书法传递不息。武则天尝求王羲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南朝齐王僧虔、王慈、王志都是王门之后，有法书录入。释智永为羲之七世孙，妙传家法，为隋唐书学名家。
一代接着一代的书苑受到了王羲之书法的影响。王羲之书圣地位的确立，有其演变过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书家虞和在《论书表》中说：“洎乎汉、魏，钟（繇）、张（芝）擅美，晋末二王称英。”右军书名盖世于当时，而宋齐之间书学地位最高者则推王献之。献之从父学书，天资极高，敏于革新，转师张芝，而创上下相连的草书，媚妍甚至超过其父，穷微入圣，与其父同称“二王”。南朝梁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云：“比世皆尚子敬书”，“海内非唯不复知有元常，于逸少亦然”。改变这种状况的是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王羲之。他把当时的书学位次由“王献之——王羲之——钟繇”转变为“钟繇——王羲之——王献之”，在《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萧衍云：“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不迨”，或作“不逮”，不及之意。萧衍的地位使他的品评有特殊的感召力，因而舆论遂定。
在南朝梁时期第一次学王羲之达到了高潮，第二次高潮在唐朝。唐太宗极度推尊王羲之，不仅广为收罗王书，且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评钟繇则“论其尽善，或有所疑”，论献之则贬其“翰墨之病”，论其他书家如子云、王蒙、徐偃辈皆谓“誉过其实”。通过比较，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从此王羲之在书学史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被确立并巩固下来。宋、元、明、清诸朝学书人，无不尊晋宗“二王”。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历代书学名家无不皈依王羲之。清代虽以碑学打破帖学的范围，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仍未动摇。“书圣”“墨皇”虽有“圣化”之嫌，但世代名家、巨子，通过比较、揣摩，无不心悦诚服，推崇备至。
中国书法史上尽管推崇王羲之为“书圣”，但是并不把他看作一尊凝固的圣像，而只是看作中华文化中书艺创造的“尽善尽美”的象征。事物永远是发展的、前进的，王羲之在他那一时代到达“尽善尽美”的顶峰，这一“圣像”必将召唤后来者在各自的时代去登攀新的书艺顶峰。
王献之
东晋时期四大家族王、谢、郗、庾中，最显赫的就是王氏家族，而书法成就最卓着的也当之无愧的属于王氏一族。王氏家族书法家最多。在这个书法世家里，有父子争胜，兄弟竞较，还有夫妻比试，姻亲相学等，互相传袭，这不仅在书法史上显得极为耀眼，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出现了书圣王羲之和他的第七个儿子王献之，父子二人被世人并称为“二王”。王氏的骄傲在此，东晋书法的骄傲也在这里。
王献之，字子敬，小字官奴，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献之幼学于父，从小就显露出超人才华，才气勃发，咄咄逼人，献之不为其父所囿，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令人刮目相看。可惜天妒其才，四十二岁就过早病卒。
王献之小楷的代表作是《洛神赋十三行》，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
王献之行书中以《鸭头丸帖》为代表。《鸭头丸帖》是王献之行草书作品。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王献之独创“稿行之草”，草书“一笔书”又为其一大贡献，他将张芝的章草和其父王羲之的今草又向前推进一层。草书名作《中秋帖》就是其“一笔书”的代表作，笔势连续不断，宛如滔滔江河，一泻千里，表现出一种雄姿英发的爽爽之气，世人评价甚高，被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
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书法上各有千秋，王羲之以真行为显，王献之则以行草为能。唐代曾有过扬羲抑献的时期，其实评品书法不能以一种书体来断定孰劣孰优。王献之能在其父的笼罩之下独树一帜，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明王献之的超迈才气。
王献之的兄长王徽之，字子猷，官至黄门侍郎，性卓荣不羁，不修边幅，善真、草书，《宣和书谱》评价其“律以家法，在羲献间”，传世作品有《新月帖》等。
南朝宋、齐、梁、陈之间，大部分人崇尚王献之的字。王氏后代大书法家王僧虔（公元425-485年）、王志父子尤为显着。辽宁博物馆藏有父子俩的摹本，分别是《万岁通天帖》中的第八帖《王琰帖》和第十帖《一日无申帖》。
欧阳询
欧阳询，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隋时官太常博士，唐时封为太子率更令，也称“欧阳率更”。因其子欧阳通亦通善书法，故其又称“大欧”。在隋代欧阳询的书法享有较高的声誉，到了唐代，年近古稀的欧阳询还在“宏文馆”教授书法。欧阳询八体兼妙，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他与虞世南俱以书法驰名初唐，并称“欧虞”。
据资料记载，欧阳询的书法初学王羲之，但险峻过之。传说欧阳询曾以重金购得王羲之教子习字用的《指归图》，日夜揣摩、刻苦钻研。还有一次他跟虞世南外出，途中见到晋代书法家索靖写的一块碑石，竟席地而坐，在碑旁细心观察描摹学习了3天，可见欧阳询对书法爱好之深。后来他又广泛地学习北朝的碑版石刻，同时吸取了当地一些书家的长处，再融入隶书笔意，形成“刚健险劲，法度森严”的书风。后人以其书于平正中见险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