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中国民众对西医的认识和接纳的程度有着很大的地域性差异。首先是广东人对西医有了更多的了解和信任，其次为东南沿海一带较为开放的地区。而上海人后来居上，最终成为西医西药的热衷者。《上海新报》1870年7月6日的一篇评论中写道：“数日前上海谣言渐兴，实为可笑。知者不为所惑，愚者易于受惊。”《时评》，《上海新报》1870年7月6日。虽然上海也出现“谣言渐兴”的现象，但并未引发冲突，上海民众反倒不为“剜眼剖心”之类的谣言所迷惑。
民众的认可是西洋医学在中国扎根生存的基础。一项调查统计表明，普通民众对西医疗效所产生的浓厚兴趣要明显高于教堂人员和地方官员。
对医疗工作感兴趣的程度和趋向LaymensMissioinQuiryFactFindersReportsCHINA，Vol.VSupplementarySeriesPartteo，OrvilleA，Pettyeditor，Harper/Brothers，NewYorkandLondon，1933，P475.转引自杨念群著《再造“病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8页。
二、社会民众西医观念的逐步养成
在西医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公众对西医的认识经历了恐惧、畏疑到信任和推崇的变化，西医的实效性成为征服公众的密钥，在与西医的日常接触中慢慢形成了稳定的西医观念，渐渐的，在中西医并存的地方，公众的心理天平也慢慢地向西医倾斜。客观的说，清末民众对西医只是逐步建立了兴趣而已，并没有真正形成观念。观念的形成有赖于热情的升温和习惯的养成，教会医学深知，要在整个中国民众中培养和形成西医观念，就必须扩大西医的影响并拓展西医的生存空间。
西医对中国民众的影响也是从南到北逐渐扩展的。当伯驾等教会医生在南方大展拳脚之时，在统治中心的北京，洋医生依然形单影只。英国人雒魏林开创了北京的西医事业，1861年他来到北京，担任英国驻华使馆医生，后来开办了自己的诊所，即北京首家基督教会医院（后来协和医院的前身）。雒魏林到北京后，不仅赢得了清廷的信任，也在普通百姓中产生了影响。《申报》曾载文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京都有西人设立医院一所，用以救济疾苦之人，意至善也。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京都西医院》，《申报》，清同治癸酉六月初十日，第363号，第2版。1864年医学博士德贞接替雒魏林，主持北京的医疗工作。
无独有偶，早期教会医院还出现在上海、福州、宁波、汉口、汕头等地。1873年，《申报》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当时西医在上海地区的景况：“自中西通商以后，凡泰西诸国医士接踵而来，药材齐集而至，如上海一区，西医之设立医馆已有数处，……无论中西富贵贫贱之人，均可就医于各馆，富贵者求医而不求药，贫贱者则医药皆出之馆中，甚至贫苦无告之人，沉重难治之症，并令住宿馆中，供其饮食，遣人扶持，病愈即行，不费分文，立法之善，诚莫与京矣。”《论西国医药》，《申报》，清同治葵酉十月二十七日，第504号，第1版。另一篇时评也报道了西医药的发展以及受信任的程度：“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来医西人，而且欲医华人。但华人不识西国药性，不敢延请西医，故初时华人均不肯信西国医药。于是西医邀请中西商富，先集巨资，创立医馆；次集岁费，备办药材，以为送医之举。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贫富贵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书上海虹口同仁医馆光绪三年清单后》，《申报》，清同治葵酉十月二十七日，第504号，第1版。
在清末，任何一所西医院的门口，随时可见摩肩接踵、门庭若市的场景：“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涌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乔纳森·斯潘塞：《改变中国》，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43页。显然，只有赢得社会公众的兴趣和关注，西医在中国的发展才有肥沃的土壤，民众的认可是西洋医学在中国扎根生存的基础。
西医初来之时给穷人施舍医药，带有明显的福利印记，因而不被骨子里充满文化优越感的人士认同。但到了19世纪末，报章杂志上有关西医院的介绍就逐渐多了起来。《点石斋画报》就曾以生动明快的画面，描写了西洋医“仁医济世”
的场景。该画报收集了多幅西医为国人诊疗的画面，如“著手成春”、“仁济医院”、“西医治病”、“开膛相验”、“收肠入腹”、“西医治疝”、“中西济美下”、“剖腹出儿”、“瞽目复明”、“妙手割瘤”、“痌瘰在抱”、“医疫奇效”等。其中《妙手割瘤》一幅，登载了上海西门妇孺医院女医生邀请沪上西医会诊，为一女病人切除一百五十多磅肉瘤的病例。并记载了手术过程：“将该氏置机器铁椅上施以闷药，用利刃将瘤割下，然后喷水令其苏醒，……据西医云，此等大瘤从来未有，故已浸以药水寄往泰西大医院中藉资考究。”而该妇痊愈后“行坐起居如释重累，不禁喜出意外”。陈平原选编：《点石斋画报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24l页。另一则《西医治病》报道云：“都中施医院之西医某君，初次莅华，未谙言语。而治病给药，必需详询，方知病之原委。有西女某，教中人，亦好善为怀者，愿代某君喉舌之司。两相得而益彰，故赴院病人日以百计，西士女不以烦冗为苦，殊足多矣”陈平原选编：《点石斋画报选》，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6—227页。。这两幅纪实性画面真实反映了西医大夫神奇的医术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尤其是都市民众对于西医治疗的一般观念。而此时关于西医院的正面报导，反映了士民们接纳和提倡西医的开放心态。
西医日益进入了生活底层，尽管其覆盖面相对有限，但其显著的疗效确实改变了大部分中国人对西医的态度，也扭转了人们的医疗观念。1883年教会医师蓝华德、柏乐文在苏州创办首家教会医院时，苏州“社会对于西医毫无认识，盲从反对者甚众”。《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1935（10）。直到19世纪末福音医院建立时，依然是“中户以上，不乐西医”，杨廷栋：“记苏州福音医院”，《东方杂志》，第12卷第16号。前往就诊的“惟附近村农暨无告之民”。倒是惠更医师始终如一地“以医泽民，临诊恳挚”，对病人“爱护若家人”，继而“病者辄霍然而去，欢赞之声，渐澈路衢，求治者日众”。苏州人因此对惠医生百般感激，“称道不去口”。杨廷栋：“记苏州福音医院”，《东方杂志》，第12卷第16号。到20世纪初，越来越多的苏州人开始接受西医，西医被苏州各阶层广泛信奉。甚至一些上流社会也到教会医院投医问药，治疗疾病。一些富门望族还将子弟送到更生医院自费学习西医。TheChineseRecorder，Vol.34，1903.对西医的态度改变以后，治病观念也随之转变，多数居民“有病辄就院治”杨廷栋：《记苏州福音医院》，《东方杂志》，第12卷第16号。，而不再像过去那样遇到疾病就求神拜佛了。
三、从《申报》广告看上海人的西医观
上海开埠以来，西人与日俱增，国人与之交往频繁，对西洋文明渐以熟悉，隔膜相对较小。近代以来随着上海商业化的发展，西化成为上海的一个重要社会生活特性。而上海民众对于西医的热衷与接受在近代中国也最具典型意义。
西医之于上海人的密切程度最具代表性。看西医，吃西药成为上海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从《申报》历年的医药广告中，可以看出上海人对西医西药的价值取向。民国初年《申报》每日发行八至二十四版，周日或节庆可能扩展到三、四十版，医药广告每一个版面上都有。戈公振曾以1922年《申报》上的各类广告为依据，加以统计分析，医药广告在此数和面积上占广告总数的34.9％，居各类广告之首。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发行，第285～286页。《申报》医药广告可分医药、诊所、药房、制药公司与进口洋行等类型。医院又可分综合医药和专科医药两类。其中“综合医药的广告全为西医医药所刊登，并没有看到中医医药的广告”。“专科医院规模较小，绝大部分亦为西医，如产科医院、眼科医院、牙科医院、戒烟医院等。”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8年12月第17期下册。诊所的规模较医院为小，通常只有一位医生。此类的广告很多，中西医皆有。虽然当时的上海西医人数远远少于中医，中医人数是西医人数的8倍左右，但在广告宣传上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诊所广告中，西医的广告多，而中医的广告少。在广告量上中医广告大概还不到西医广告的一半。”这表明“在民国初年，较多的西医开始进入中国社会，不少的西医为了增加知名度，于是在报上大力宣传，希望能籍此而招揽到更多的生意。”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药房广告中，也是西医占多数。
西医西药向来不分家。上海的西药业滥觞于19世纪中叶，最初由英商大英药房销售家用成药，后大英药房职员自行开设中西大药房，接着又有中英、美华等家，至黄楚久开设中法药房后，上海才出现由国人自行制造与贩卖药物的西药房。制药公司与进口洋行的广告更是日复一日地对广大受众进行疲劳轰炸，黄克武统计，一些西医制药公司如美商兜安氏西药公司、英商第威德公司、美国纽约利亚化学制药公司、江逢治制药公司、大生制药公司等长期在《申报》上做广告。
其中兜安氏西药公司德广告量最大，该公司出产的“兜安氏密制保肾丸”，长期刊登巨幅广告，“堪称居于民初各类医药广告之冠”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
从《申报》上的医药广告可以侧面反映，西医西药在中国社会的逐渐流行，一方面得益于中医无法比拟的医疗成果，如种牛痘预防天花、膀胱结石与眼科手术等。另一方面，与西医西药在报刊上大规模的宣传攻势亦不无关系。
我们还可以从《申报》的医药广告中看出，西医在公众心目中优势地位的确立以及对中医式微产生的危机感。民初的上海，依然存在着中西医药传统并存的二元局面。在这一格局中，逐渐显现出这样的端倪：虽则在实际上中医和中药房的数量远超过西医和西药房，但在报纸广告上所见到的景象却正好相反，后者的广告量远大于前者，伴随着西医药的势力逐渐兴起，中西医药势力在悄悄地发生转移，呈此消彼长之势。一则广告赫然出现这样的字眼“自西学东渐，中医日晦，潮流所荡，国粹潜消”胡树棠等：《汉后一人之医家学》，《申报》1913年6月11日。第4版。，另一则广告说“泰西医学输入中国，社会对西医渐形信仰”《冯志铭以医术行公益之广告》，《申报》1920年5月14日。第2版。虽则前一条广告有些夸大其词，但至少说明，西医对传统医学优势地位的强烈冲击，成为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真切感受。
黄克武总结出民初上海的三种医疗观念：“第一种类型相信中医，排斥或不知道西医，这些人生病时会依一些自己熟悉的药方至药店抓药，或购买中药成药，自我治疗无效之后则向中医师求诊。第二种类型相信西医而排斥中医，这些人生病时会先到西药房购买成药，无效的话则至西医诊所或医院看病。第三种类型较复杂，他们并不清楚区别中医和西医，而是普遍地从外界吸收参差不齐的医疗观念，再依不同的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例如一旦当他自我诊断是肾亏之后，患者较倾向于服用中药铺药或者找中医师治疗，但如果是得了梅毒，他可能会请西医师为其注射六零六；总之，他们会记住何种方法有效，下次生病时再依样使用，若不灵则换别种医疗方法，并将自己的经验告诉亲朋好友。”他认为：“就申报史料来观察，第三种类型的医疗观念在民初上海十分普遍。”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1912～1926》。这种不分中西而追求实效的医疗观念具有很强的功利性，也正是这种功利性的驱使，使中西医在患者中并未形成对立的情结，笔者认为，这正是中西医得以并存与兼容的社会心理基础。由此可见，此时上海民众的西医观念已经根深蒂固。
四、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