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江西商人的足迹遍及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地区，在长期的经商过程中，江西商人的规模逐渐扩大，并成为闻名全国的十大商帮之一。江右商帮的兴起和繁荣，和明清政府大一统的经济贸易政策和制度密切相关，并成为许多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区域开发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产生的经营理念和商业文化不仅促进了各地区文化的交流，而且是传统社会的重要文化遗产。
明初江右商帮开始兴起并迅速进入鼎盛时期，是因为这时出现了有利于江西商业及江右商帮发展的形势和机遇。而这种形势和机遇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其一是元末战乱与明朝的统一，其二是明清政府推行的禁海政策。
从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红巾起义开始，中原及其边缘地区即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安徽、陕西及江苏北部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社会经济遭受巨大的破坏，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相比之下，东南地区的战事则较为缓和。明太祖以南京为基地，经营江南，江西是第一个设立行省的地区。虽然也经过鄱阳湖大战，但为时甚短，且是一战而定，全省几乎传檄而下，没有发生反复的拉锯战，故此战祸较少。此后明军进兵湖广、两广、云贵，都以江西为基地。北伐中原的主力虽从南京出发，军需供给却有相当多依赖于江西。而且，北伐偏师也是从江西、湖广进军河南、陕西、四川的。于是奇迹出现了：随着明军的推进，开始了江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向外移民。浩浩荡荡的江右商人大军便在这个时期形成并迅速流向全国各地，占领了广阔的市场。而江西商人经营的商品，又多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如粮食、布匹、木材、纸张、瓷器等，符合经受战争劫难地区的需要。
与此同时，由于倭寇的骚扰，葡萄牙等西方国家商人的到来，以及统治者希望建立一个稳固不变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结构，因而明政府实行了长时期的海禁。接待外国使者及管理朝贡贸易的市舶司也由元朝的七个减为宁波、泉州、广州三个。而且规定，宁波市舶司只许接待日本使者；泉州市舶司只能接待琉球（今日本冲绳）使者，同时限定了进贡的周期、贡船及随行人员的数量；广州市舶司只许接待东南亚及印度洋（以及此后的欧洲）地区的商人。从官方贸易而言，实际上是广州一口通商。这一政策后来为清朝统治者所沿用。这样一来，不仅南北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主要依靠运河-长江-赣江-北江这一水上通道。这条通道全长三千多公里，流经北直隶（今北京、天津两市及河北省）、山东、南直隶（今江苏、安徽两省）、江西、广东五区，而在江西境内则占三分之一。虽然海上的走私活动从来没有真正被禁绝，但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官方的一口通商格局并无大的变化。这使得江西在国内、国际贸易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为江西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江西商人的活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江西“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东接闽浙，西联两湖，南邻广东，北望安徽。自古以来，其在交通史上就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是贯穿南北、东西的枢纽。国内贸易，甚至对外贸易，都主要依靠内陆的水上通道，江西拥有运河-长江-赣江-北江3000公里长的黄金水上贸易通道的三分之一。梅岭（大庾岭）驿道的修建，更是联通了与广东的通道。这一地理位置，为商帮发展提供了极大的交通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