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新体制的基本要求是：
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把大学办到整个社会上去，使文化的普及与提高有力地推动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学校与世隔绝，闭目塞听的“三脱离”状况，使学校与社会声息相通，使知识分子更广泛地接触工农兵群众，身临目睹，接受再教育，加速世界观的改造。
关于新体制的具体内容和实施办法，该文提出“从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着手，改造旧的学校体制”。“新体制的基层单位是由工人、学员、教师组成的专业队。校办工厂实行一元化领导，统筹安排教学、科研、生产”。但是“校办工厂和实验室并不能代替厂校挂钩，所有专业都要把这三种形式紧密结合起来，尤其要面向社会，实行厂校挂钩。”
与清华大学经验几乎同时，其他一些大学也纷纷拿出了自己教学体制改革的计划或经验，尽管这些计划往往都只停留在“计划”阶段上。
例如，河北大学提出的《政治建校方案（草案）》中，对理工科教学体制改革的方案为：
1.彻底克服理科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倾向，用毛主席的唯物辩证法统帅自然科学，用******思想建设新理科。
2.根据国防尖端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以军用代民用，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要求，必须不断改造原有基础科学和探索新的基础学科。
3.实行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厂带专业、厂系合一。根据理科的特点，校办工厂的类型要多，厂的规模不宜过大，产品要具有先进性、典型性和多样性。厂校挂钩要选择那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因陋就简、革命精神较强的革命、生产先进的工厂，并与有关科学研究单位挂钩。理科还要特别重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承担国家的科研任务。
4.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力求结合生产实践，用现场教学的方法学习基础理论，一边生产，一边学习，把边干边学与系统学习结合起来。在学习基础理论过程中，认真研究、总结、推广工农兵的实践经验和科研成果，要用科研任务带动教学，围绕科研任务组织教学内容，边研究过学习，不断更新教学内容。
5.理科各系，除结合专业学工以外，每年还应安排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参加校内外工农业生产劳动，与工农结合，向社会学习，改造世界观。
在这个大学《政治建校方案（草案）》中，对文科教学体制改革的设想为：
1.文科以社会为工厂，组织师生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到阶级斗争复杂、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和单位去参加阶级斗争和集体生产劳动；带着阶级斗争中的问题和省、市交给的政治任务，结合专业特点，到工厂、工地、农村、商店、学校、街道进行社会调查；参加社会上批判资产阶级的斗争，与批判各个学科领域中封、资、修思想体系结合起来；到社会上进行本学科领域的业务实践，如写四史、写通讯报道、创作革命文艺、总结先进思想、和工农兵一起学用哲学、普及战略外语等。通过以上途径，活学活用******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提高政策水平，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写作能力。
2.文科要校内校外结合，理论与实践统一，校外的时间在一半以上。不论校内校外都要体现“以学为主，兼学别样”，都要密切联系实际斗争，学好用好******思想。
3.文科建立校外基地。基地选在具有革命传统的、条件艰苦的、革命生产先进的和阶级斗争复杂的、革命生产落后的公社和工厂。校办工厂也是文科学工基地。
4.文科要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5.文科设中文系、哲学系、历史系、外文系。文科要提倡一专多能，造就革命的“通材”。
当时，各类学校提出的教学体制改革方案数不胜数，但就其基本点来看，与以上所说几种方案大同小异。关于学制，各高校在“学制要缩短”的总方向下，各自提出了一些设想。如河北大学提出理科3年、文科2年（外语系3年）。1971年江西省委在讨论“贯彻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时决定：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制为2年，井冈山大学2年，医科大学3年，理工科大学2～3年，药科学院2年，冶金学院2～3年。课程时间安排，根据清华大学等的经验，各校普遍地确定授课时间的比例为：政治、劳动、军体课占授课时间的40％，业务课占60％。
中小学教育革命开展得比较早，但教学体制的改革却因缺少权威的典型而呈现出多样性、地域性。九大以后，一些中小学的“教育革命”经验陆续见报，使全国各地的中小学逐渐有所遵循。其中，吉林省梨树县《农村中小学教育大纲（草案）》比较系统，提出了农村中小学体制改革的模式。这个《大纲》提出，农村中小学设置，应以“农民子女就近上学方便”为原则，打破行政区域界限，小学由大队办，中学由公社办，或分片设点，或大队联办，有条件的地方也可由大队单办；学校经费实行民办公助；农村中小学实行9年一贯制，学年分段可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县、社可办一些社来社去的农业技术学校，普及农技知识，培养农业技术人才；打破“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入学年龄的限制，废除旧的考试、留级制度”，允许政治思想好，学业成绩优良的学生跳级；农村中学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方法招生，优先录取工人、贫下中农、烈军属子女入学；为了便于国家的统筹安排，农村中小学大体以春季作为学年的开始；农村中小学生毕业后，主要是面向农村，等等。
《人民日报》的编者按高度评价了这个《大纲》，认为“它为今后农村教育革命指出了方向”。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人民日报》陆续发表了支持、拥护这个《大纲》的文章和来信。梨树县的经验，不仅成为农村中小学改革的权威典型，也成为城市中小学改革的重要依据。
关于中小学的学制，当时各地的做法也很不一致，即使在同一地区，也往往存在几种做法。1970年初，兰州市中小学试行的新学制的类型有：五年一贯制（小学5年毕业），7年一贯制（小学和初中合并，毕业后达到初中程度），9年一贯制（小学、初中、高中合并，毕业后达到高中程度）。中学实行4年一贯制（初高中合并）或2、2分段制（初中2年，高中2年）。兰州市革委会教育革命组认为，根据一年多来的实践，城市中小学还是分开办好。天津市革委会的看法是，目前天津市中小学学制为9年一贯制（5、4分段），为了使学生毕业后有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更好地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拟将全市中小学学制改为10年制。其中，市区中小学为5、5分段，郊区中小学为5、3、2分段（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北京市二十三中提出，中小学实行4、4制，即6周岁上学，小学4年，中学4年，到14周岁中学毕业后，用2年时间或去农村种田，或去工厂做工，或去连队当兵。2年后再由国家统一安置，或参加工农业生产，或参军，或上大学。
在清华大学等经验的带动下，在前一段“教育革命”的基础上，全国各地各种类型的学校也都纷纷拿出了各自教育体制改革的设想和经验，山东省一个县创办了“五七”红专学校。该校在总校下设工业、农业、林业、卫生、教育5个分校和28个教学点。其中，工业分校由县工交革委会负责，在几个工厂里设5个教学点。农林分校在县农场、林场设教学点，卫生分校在县医院和公社卫生院设点，教育分校则采取集中和分散（轮流到公社）相结合的办法进行教学。学制暂定为3个月至半年。学生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实行队来队去。在学校学习期间，由生产队按同等劳力记工分，工种差额部分由国家补助，学习中实行边干边学。福建省某县创办的“五七大学”中，共分工业、农林、医疗、师范、财经等5个系，下设化工、水电、文科、财会等10个专业。其中除财会专业是短期训练班性质外，其他的学制分别为1～2年。该大学没有固定校址，工业班办在先进工厂，农业班办在先进社队，医疗班办在医院和先进的合作医疗单位，水电班办在水库和电站工地。教员除少数抽调的专业干部外，其他均请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的技术、医务、财会人员和中学教师授课。学校实行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学生主要来自有实践经验的工人、贫下中农，也有一些基层干部、在职人员和知青，实行社来社去。
清华大学等校的经验发表之后，全国各地大、中、小学校掀起了大办工厂、农场的热潮。几乎所有高等学校都办起了几所校办工厂。这些工厂具有一定规模，有一些比较像样的厂房和设备，有一些工人技术骨干，生产一些比较正规的产品。大学的农场原是安排下放教师和干部的，现在又被发展成为学校的学农基地。中小学所办工厂，农场规模小，数量大，至1970年8月，黑龙江省10000多所中小学已有85％的学校建立了学工、学农基地，有校办工厂、生产组9000多个，农场12000多个。南京市133所各类中学已办起各类工厂79个，正在筹建很快可以上马的有49所。至1971年上半年，南京市已有87％的学校办起了工厂和农场，生产513种产品。苏州市90％的中等学校办起了小型工厂、作坊，生产多晶硅、平面高速开关、晶体三极管等60多种产品。北京市271所城区中学已有253所办起了工厂或小作坊，生产机械、电子、化工、印刷、木工等方面的产品500多种，1970年产值达800多万元。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师生于1970年4月办起了“五七”小作坊。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这个小作坊建立了木工、缝补、修鞋、理发和勤工俭学（为校外工厂加工纸盒等）5个组。与此同时，学校开设手工课（每周2节），把“缝缝补补”搬上了课堂。小作坊为学校修理了桌子、椅子，为同学理发、手工缝衣服、书包、袜子等。
在开门办学、厂校挂钩、校办工厂的过程中，转变学生思想、改造世界观被放到了首要的位置。陕西师范大学在一篇文章中说：
“在下乡下厂中，首先强调‘专业对口’还是首先强调‘思想对口’，这实质上是教育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同志思想上的反映。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是要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人的思想革命化放在首位，只有首先解决了‘思想对口’的问题，才能说的上真正的‘专业对口’。”
北京一中在兴办电子工厂时提出：
“从教育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校办工厂不仅是生产车间，更重要的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进行教学的场地。在学工中，要始终突出政治思想教育，根据学生生产劳动中出现的问题，组织学生活学活用******思想，不断地进行阶级教育……”
用当时一句流行的话来说，就是要“把校办工厂办成活学活用******思想的课堂，斗私批修的战场，锤炼忠于毛主席红心的熔炉。”
除了放在首位的政治任务外，校办工厂还必须密切结合学校的教学任务，特别是物理、化学、数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一些学校把这些课程搬到工厂去进行教学，由工人、教师、学生共同备课，进行现场教学，“即要加深学生对工业基础知识的理解，又要提高学生对生产技术的实际操作能力，使理论与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方法为学校教学开辟了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新途径。除此之外，校办工厂、农场还被赋予这样一种使命；即根据国家需要和实际可能，进行少量生产，力争在几年内做到经费自给和粮食部分自给，为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创造条件。
这场关于教学体制革命的讨论和试验，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得到了权威性的概括和进一步的发挥：
建立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的新体制、教育同三大革命实践结合，应以厂（社）校挂钩为主，多种形式，开门办学。”文科要把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工厂。”“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医药院校应坚定地把重点面向农村。各级领导和有关单位要统筹规划，组织好厂（社）挂钩，使学校与社会互相促进。校办工厂（农林院校的农场）应把培养人放在第一位，贯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方针，结合教学和科研，以小型为主，既有一定批量生产，又要搞研究试制。防止贪大求全，片面追求科研生产指标的倾向。名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应把校办工厂的供、产、销纳入国家计划，配备一定数量的固定工人，并认真解决劳保福利等问题。要重视实验室的改造和建设，开展科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