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完后，原口重新看了看良也的名片，说：“他叫关忠一郎。”良也坦率的告诉他，刚才老师讲的男子可能就是自己的异母哥哥。忠一郎如果处于不正常状态的话，那可能是为了商业而束缚自己的合理主义的绳子不知什么理由解开了吧，良也想。
束缚忠一郎的事业家的意识，不知什么原因错位了，结果，“非普通的状态”出现了，现在的这种状态对他来说是自然的，这种解释也成立吧。
那对NSSC的指导者来说可能状况是不好的吧。当今世界，推进经济的合理性是会得到好处的，恐怕恢复自然状态的忠一郎的姿势、行动，会避免站在不得不经常下判断的立场，按天才经营者的指示行动，结果对期望待遇变好了的员工们，却是不可原谅的愚蠢言行。“跟着你不行。”宣称这个的特许经销商也会出来。
对这样的人们来说，那种思考方法是不是人性的不是问题，况且那种思考方法是不是忠一郎本来的思考方法也是不是他们关心的事情。或许忠一郎落入了那种大企业的环境和个人体质的裂缝中。如果那样的话，即使自己和他见面也没问题，良也想。但是，那之前还有些事情有必要弄清楚。
良也对年轻记者和团说：“我认为，上战场时的忠一郎的行动或体验中，有现在这种变化的导火线。”他看到团的目光中浮现出盯住猎物的野兽似的光芒，装作没看见的样子，说：“知道他那时候的事的人有两个。一个是法律界长老的房义次，另一个是九州大学的英国文学家原口俊雄，他那时有美国国籍，所以在印度的战俘营作为联合军的翻译，和日本兵代表的忠一郎有最大限度的谈判。我在别的采访中遇到他，知道了这件事。”
“我马上和原口老师见面。”年轻的记者NK说，良也回应道：“房先生是律师，所以采访他有关类似于委托人的秘密的事他是不会告诉你的。我去问问看吧。我还是很担心。”
像他说的，良也第二天见了房义次。良也问：“听说NSSC连锁店的社长发生了变化。这是我作为家族一员的担心。”对此，房清楚地说：“我在密林的战斗中被关少尉救过。这次打算报答他。”良也再问时，就回答说：“是我劝关社长退休的。”
房义次的回答令良也很惊讶。房站在替当事人利益辩护的立场，劝忠一郎退休，这件事他没有预想过。在良也的认知中，律师是即使黑白颠倒也要保护当事人的职业。即使良也再问，关于忠一郎存在的重大变化，以及对退休等的臆测，房一定会淡然否定的吧。但是房那边却开始说起退休的事。
房劝说忠一郎退休，是因为继续当社长的话，容易被追究责任，经营会变坏吧。
对这个疑问，房明确地回答说：“不是那样的。NSSC现在有充足的资产和收益力。”“那是因为什么呢？”收到这个问题，房露出痛苦的表情说：“律师不能泄露当事人的秘密。只是，这个应该可以说吧。你是他的异母弟弟，并且没有利害关系。甚至股票都连一股都没有。考虑到这一点我才说的。关忠一郎战时在勃固山密林的战役中因炮弹的破片得了逆行性失忆症。那种病和骨折等伤一样，即使暂时治愈，老后也会通过某种症状表现出来。只这一点能告诉你。请把它当一般话来听。”
房义次这么要求，对良也的提问“那是指经常说的伴随奇怪行为的恍惚症吗？”房言语明快但意义却包含很多的回答道：“不是，那是另外别的问题。”决定不把和房义次的问答告诉团或者任何人，良也出了律师事务所。可能是因为战友的关系房才做出劝他退休这种一般根本不会做的行动的吧，良也想。忠一郎听从了他的劝告也是因为他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并且在战俘营中他们是旧日本兵的代表和副代表的关系。
即使这样，劝说他退休的契机的征兆是什么事呢？或者可以说那是公司内的“小事件”？对此动脑推测了一下，可是良也没有任何头绪。只是，战友这种关系在忠一郎和房义次间不是泛泛的东西，同样的事不是可以说是自己母亲和荣太郎的关系吗？良也飞快的推测着。两人的爱情如果没有国家将要灭亡这个背景的话，就只是男女关系了。地点是在门司，同时，面临着平家的灭亡。
良也的母亲坚持，战火能够净化爱情。如果这样的话，在哪里转换成反战的，这种新的主题，接触到只能叫做战友情的忠一郎和房义次的友情，良也的内心开始激动。
他原本是极其常识的战争反对论者，必须在什么地方找到掉头的场所。不这样的话，主张净化爱情的人，就会倡导反战。直接被拉进战争中，在战争中失去丈夫或儿子、恋人的人说反对战争很理解。他们有成为反战论者的资格。但是，像自己这样在战争后出生的人怎么做才好呢？要是了解战败后社会的荒废、贫穷，应该有一些说反战的资格吧？贫穷是因为战败，胜利的话肯定就会繁荣，所以责任不是开始战争，而是战败。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没有战争体验的人的反战论，就不得不认为是一般论，从而对它的脆弱表示遗憾。
在可以俯视平家灭亡的壇之浦的门司小山上，逼近的失败的脚步声，再加上烧毁的港口，“从灭亡中走出”的自己否定浪漫的悲剧，不是背叛了母亲吗？即使不是这样，一点没有阶段、了结的单调的和平，当知道掌握权力者的腐败时，打倒他们的理论也崩塌了，社会上组织行动的能量也消失了，那时，年轻人最后释放热情的方向就会向战争寻求，和平就是人，这种话不是反复听到吗？……按平常的习惯，良也的思考有点来回兜圈子的感觉，走在反战论的正当性周边。终于他脑海里开始反省：自己现在的问题意识和忠一郎的退休没有多少关系啊？
在追查完忠一郎为什么想要离开精心培育的公司后，还是要再一次考虑一下这个反战论，良也想。这有必要和九州的原口，可能的话，和给予NSSC连锁店开始契机的广岛的山中这个人的家人，问一问过去的经过，良也想。但是，他现在不想离开东京。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巴厘岛有联络，而根据联络内容他可能会马上离开日本。
良也还没有和克子说过要去巴厘岛的事。这有点不通情达理。他也是有害怕发生争论的胆怯心理，怕一旦说出来却不能很好的说明为什么要去巴厘。想见茜这个理由，至少克子不能明白吧。她一定会反问，见面后怎么办。这一点，怎么办自己也不知道，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决定的事。
“那么，通过事先写信或打电话清楚地确认内容，在跟我说明那个的基础上你再去，我也要根据那个下决心。你要是没有理由怎么都想去的话，那就去吧。我不打算束缚个人的自由。”
良也认为，最近的克子是会说出这样的话的。至少对立要比“每天自己烧菜做饭”时深刻得多。这次的巴厘之行实际上有成为离婚导火索的危险，良也直觉的这么想，所以没有清楚说明并让她理解的自信就说出来的话，良也担心会产生进退维谷的胶着状态，其结果会导致失去出行的机会。
“如果现在还是那么喜欢那个人的话，就打算和我分开吧，打算分开后住在巴厘吧。”按克子生来的脾气她会用明显的理由逼问的吧。这么被追问的话，只回答“是这样”的觉悟还没有。或者，她认真考虑二三天，或许在和龙泽尚美等人商量后会以愉快的表情提议“明白了，那样的话我也一起去，然后再做结论吧。”
想像她那似乎说出“这主意不错吧”的表情，良也发觉自己没理由的对妻子流露出憎恨的感觉，这使他自己都很惊异。
要和克子开始谈话时，良也仔细看了看自己还不能决断的部分。另外，自己有完成《现代俳句全集》的责任，《波涛声中的旅行者》的编辑出版是履行活在当今时代的自己的责任，是为了证明存在的工作，想这么劝说她……“那样的话跟茜说让她来日本不就好了？”这样被说的话，也只有软弱的同意。首先，和克子争论的时候，提出报社工作的责任，感觉是非常不公平的说法，那样一来，结果，怎么开始说还是不知道，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与房义次律师见面，忠一郎离开公司的事大致上能确定了，告诉团说：“你后辈从山中那里听来的信息很正确。”那之后的第三天，正焦急等待且担心的时候，知枝有联络了。
“茜的情形不太好。我觉得你要是来的话她就能恢复健康。我知道您有很多工作，但还是请您快点来。拜托了。”知枝像是让自己冷静那样劝说着，内容是内容，可是却是以有些低沉的声音缓慢的说出来的。
“危险？”对这个问题，知枝以渐渐担心的声音说：“不，不是这样的，只是完全没有食欲。全身感觉微微透明，我去雅加达和医生谈了，医生告诉我说‘是精力的问题。我指的是有生存意愿的问题’。我非常担心。”听到这，良也内心中一直存在的迟疑犹豫都踪影全无的消失了。
“明白了，我马上去。快的话，明天中午过后，慢的话后天内去那边。”良也回答说。他首先去了旅行社，运气很好，订到了第二天鹰记航空的票。回到报社找到团。在一楼的会客室相对坐下，良也马上说：“我明天要去巴厘的乌布德见叶中茜。很遗憾没有时间和我妻子慢慢说明，所以打算留一封信。信很难，可能会写到出发前。我会拜托预定要到机场的出版部记者，让他帮我转交给我妻子。可能那对她会是个晴天霹雳，会让她很混乱。那时，请帮我安慰她。也请告诉她我对她的歉意。”这么拜托，良也不得不承认他不想和妻子直接说自己和茜的事。
“等一下，”团说，“难道你不打算回日本了吗？”他问道。
“不，大概会回来。但是可能会多花点时间。她好像生病了。不和她堂妹商量的话不能决定。”听到这，团说“明白了。那种程度的联系我会做，那无论如何也是联系啊。”接着又问道：“还有，NSSC连锁店的社长，好像非得要去立陶宛。听说问过原本在总公司实习的山中能不能和他一起去。关忠一郎社长和立陶宛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你没有想起什么事吗？”
回到家，良也说了第二天开始必须紧急去出差。解释说，要追寻以长崎为中心、现在还活跃的森澄雄的足迹，再到熊本转一转，由中村汀女的弟子们带着去看她住过的房子什么的。这种完全说谎的事还是第一次做，所以他不得不拼命装出镇静的样子。因为要安排他不在期间的编辑推进方法等，结束会议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克子也因为有俳句会所以只比良也早回来一点点。慌忙准备旅行要用的东西，不停地干活，没时间说话就结束总算也是个令人高兴的事。
因为早上时间比较宽裕，所以跟克子说要工作到清晨就让她先睡，良也进了书房开始给克子写信。
“首先，我必须对你道歉。”
写完这句话，心情稍稍平静了下来。总之这是道歉信，所以必须倾注诚意表现真情，良也又摆好姿势，“我出差的地方实际上不是九州是巴厘岛。”
一气写道。终于沉静下来，“本来应该和你面对面的说明事情，但很遗憾，没有时间了。坦率地说出来吧。我去巴厘要见的是我年轻时代的恋人。我一直不知道她的消息，直到去年秋天才知道她在巴厘从事NPO那样的工作。
这个消息，也是在《现代俳句全集》的采访过程中偶然知道的。她和我差一岁，为了照顾长期患病的陆军大佐的父亲而耗尽精力。我回到东京的二年后，失去了她的踪影。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能不能成为我构想的《波涛声中的旅行者》的采访对象也是我所关心的事。这是事实。我的直觉，她还有没跟我说过的悲剧的命运。
她现在好像得了很难好的病。知道这事，这些日子以来，我很犹豫，不知道应不应该去看望她。我知道那时应该听听你的意见，但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事先说一下，这根本不是恋爱感情的复活。遵从不了解战争、只得到和平的分配而生存下来的人们的良心，我想趁体力还好的时候去看她，采访一下悲剧的本质（这么写时，觉得采访这个词有点令人讨厌）。我会回国。没直接跟你说就走了，再一次道歉。”
写到那，良也把写给妻子的信放到打算带到飞机内的随身包里。想要在去成田的路上重新再看一遍，找到应该修正的地方的话，就在机场修改。这样，不会觉得有漏写重要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