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直的桉树和火红的木棉点缀着弯弯曲曲的公路，成片的甘蔗林和香蕉林将坝子染得油绿；大田里的水稻成行成线，舒展着身子茂盛地扬花；葱郁的芒果树和石榴树布满农家庭院；公路两旁的层层坡地里，红苕藤或花生秧缠绕着玉米。春夏之交，金沙江畔描绘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图画。
尉越涧抽着烟，尽情地欣赏大自然赐予的美。
在这没人打扰独自静思的时刻，他超脱出尘世间的烦恼，找回宝贵的宁静。
汽车蜿蜒而上，金江地区的富庶景象渐渐远去。
汽车直上几十公里路，爬到海拔2000多米的大将树梁子，开始在弯曲的公路上起伏前行。金江山区的面纱被撩了起来，露出了她贫困的脸。放眼望去，映入眼帘的是荒凉的山头；一小片一小片的桦树林和云南松，毕竟遮盖不住重重叠叠的破碎大山；庄稼地里长着洋芋、荞麦；路边的村落，净是矮小破败的茅屋。村中的道路凸凹不平，牛粪、马粪、猪粪、羊粪满地；一只只食不果腹的瘦猪，晃晃悠悠走在村中的路上；公鸡、母鸡在房前屋后寻觅食物；一些农民靠墙晒着太阳，一张张脸孔无忧无虑；几只懒狗无精打采地睡在地上，全无凶悍勇猛的威风，它们也和主人一样，尽情地享受着日光浴。
山上山下，反差巨大。
山下，红绿青蓝，葱葱郁郁。
山上，贫瘠荒凉，人穷物悲。
尉越涧的心头像浇了一盆冷水……
吉普车在轰鸣中继续盘旋而上，行驶到海拔3000多米的地区。山头更加荒，没有了绿树，看不见人家。
尉越涧极目远眺，远处的山峦连着天际；他抬起头来，蓝天白云；凉风强烈地从车窗挤了进来。
在一片片人造草山上，10多条牛悠然自得地吃草，洁白的羊群飘洒其间。10来个衣衫破烂的牧童跑着跳着吆喝牛羊，稚气的脸上阳光灿烂，一个个精神抖擞。
这是一幅绝妙的高山上人畜和谐情景交融的图画。尉越涧被迷住了，心情豁然开朗。
一个男孩突然蹿上牛背，那条牛停止了吃草，慢慢腾腾地悠游。放牛娃唱起了粗犷的山歌：
大雨大大下，
放羊娃儿躲山下，
一天只要三顿饱，
雷公火闪都不怕。
大雨大大落，
放牛娃儿躲崖脚，
一天三顿饭，
雷都挺不脱。
男孩儿的歌声刚落，3个小姑娘一齐唱出《放羊歌》：
二月放羊是清明，
春分草儿遍地生。
羊儿不吃春分草，
要吃河边柳叶青。
三月放羊是清明，
手提白纸去上坟。
有儿坟上飘白纸，
无儿坟上草生青。
小姑娘们从正月唱到腊月，歌声凄迷悠长，唱出了牧羊人的喜悦与心酸。
尉越涧听罢，触景生情感慨万千——这些孩子知道这首歌词的含义吗？他们一日三餐用以充饥的是洋芋、荞麦，有时吃了上顿无下顿，没有忧愁却有欢乐……他问老张：“张师傅，这些小孩到过县城吗？”
老张说：“书记，他们咋个到得了县城？一年四季，从家头到坡上，从坡上到家头。到了腊月间，大人高兴了，最多会带着赶一趟乡街子。”
是啊，这些娃娃不知外边的天有多大，不知城市同龄人的生活状况，自然做着不一样的梦。尉越涧想。
他又问：“他们为啥不去上学读书？”
老张说：“学校远，读书也难。乡坝头的人也不想送娃娃读书。读去读来没啥子用，还是当农二哥，好些娃娃读一两年，大人说发个蒙就行了，就不给读了。姑娘嘛，根本就不兴送进学校，说早晚是人家的人。”
尉越涧心头抽得紧紧的——这些孩子的幸福观相当扭曲蒙昧，祖祖辈辈传承的观念使他们无知地快乐着。
他突然想不清楚了幸福的含义——是学者罗列的客观指标，还是主观心灵的感受？
汽车在险峻的山路上坡下坡。尉越涧不敢伸头往公路下看——刀切的悬崖，令人头昏目眩。
在一块画着叉叉、叉叉上架着白骨、标着“此处发生过重大交通事故”的警示牌前，司机停下车来——这是去年冬天纪检监察干部车毁人亡的地方。
尉越涧注目良久，感慨万端，一句话没说，又上车前行。
在离兴冲乡街子几公里的地方，车子突然抛了锚。
金江虽是个大县，但工作条件不如关河县。在关河，尉越涧只是县委副书记，却可以乘坐桑塔纳或日产三菱越野车。到了金江，尉越涧考虑自己才来，当然不好马上提出购买新车。他觉得乘212吉普外出虽然寒酸，但在县里，却能给干部群众留下一个艰苦朴素的印象。
下车来，尉越涧感觉到几分凉意，身上套了一件摘了领章的警服——这是他在关河县主管公安工作时领到的服装。
趁司机修车，他带着秘书，拐下坡，去了一户人家。
这户农民家极贫。两开间的茅草房前，一个中年女人领着3个娃娃坐在地上晒太阳。女人穿着城里人捐赠的肥大衣服，身躯显得瘦弱矮小。3个小孩脸膛极脏，下身赤裸，好奇地打量着来人。
尉越涧问那女人：“你家贵姓？”
女人眼神惶惑，没有做声。
王秘书说：“尉书记问你姓啥子？”
女人大约听懂了秘书的问话，答道：“我家姓光。”
尉越涧说：“我们进屋看看行吗？”
女人脸上露出羞愧，没有做声。
尉越涧领着秘书径直进了屋，堂房左边角落有一眼灶，灶头上放着一个甑子。尉越涧伸手揭开一看，甑里黑黑光光，一股难闻的霉味冲鼻而来。屋中的火塘旁摆了几把茅草，火塘却没有生火。县委书记心里叹道：这家人炊烟断了多日了！
尉越涧迈脚进了里屋，房间黑洞洞的，混浊腐败的臭气扑鼻而来，鼻孔被刺得酸痛。他赶紧打燃打火机，微弱的火光模糊映出屋中的一切——只有一张床，残破的被子露出了黑斑斑的棉絮。
尉越涧用手摸了一把，手指感觉到黏腻潮湿。
尉越涧出了屋，问那女人：“孩子他爹去哪里啦？”
女人说：“上山挖野菜去了。”
尉越涧问：“净吃野菜行吗？”
女人说：“他爹前些天，也去找亲戚借吃的。”
尉越涧问：“借得着吗？”
女人说：“有时借得到，有时借不到。”
尉越涧问：“政府没给你们救济粮吗？”
女人说：“没给过。”
尉越涧问：“为啥不给呢？你们可以去问嘛。”
女人甩甩头，不说话。
尉越涧稍迟疑了一下，又指着大的小孩问：“这个娃娃没去读书？”
女人说：“读书有啥子用。”
尉越涧震撼了——这家大人信奉的是读书无用论！在这些高寒山区，普及小学、初中教育，谈何容易！
尉越涧问：“你家就这3个小孩吗？”——一些农户往往隐匿超生。
“是。”女人说。
尉越涧问：“你知不知道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
中年女人的脸立马阴下来，不回答县委书记的问题。
王秘书说：“你们家已经超生了，你们做没做手术？”
女人脸色更加难看，默不作声。
尉越涧清楚，陌生人问这个敏感问题，女人最好的办法是拒绝回答；他也知道，在农村，少数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很不理解。
他从口袋里掏出20元钱递给女人——那时，县委书记的工资在全县最高，每月有136元，20元大约相当于他的工资的七分之一。
女人阴郁的脸变得羞怯，嘴唇嚅动了一下，本能地推搡。
王秘书对女人说：“这是县委尉书记，你拿着吧，去街上买些吃的。”
深山里的农村妇女，不懂国家政治，不知道官位品级，她当然不知县委书记是他们金江县最大的父母官，见来人面善，也就没有再推，眼里滴出两颗泪水，伸手接了后，对孩子们说：“谢谢叔叔。”
3个小孩用黑黝黝的眼睛盯着县委书记——他们不知道面前这人怎么会拿钱给妈。
回去的路上，尉越涧的脑里不断浮现瘦女人和3个没穿裤子的小孩的身影，他沉浸在当年往事的回忆中……1968年12月，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广大中学生，无论是站队正确或是站队错误的学生，都陆续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初一年级学生尉越涧也作为知识青年，回到家乡天新区。他被区革委会安置到天堂生产队插队落户。
下乡不到一个月，妹妹跑来天堂队，说：“二哥，爸爸被押回天新交代罪行，妈妈要你回家看望……”
晚上，尉越涧悄悄摸回家。父亲长长的头发、胡子，手臂上的道道伤痕，使尉越涧黯然泪下。
第二天一大早，尉越涧回到生产队，生产队长说：“尉越涧，你不请假就走，今后你就不要来出工了。”——他的行踪被发现了，公然不请假就敢去探视“反共救国军头目”，被生产队开除了队籍。
尉越涧二话不说，卷起铺盖回到天新街上，劳动权利被剥夺了，知青成了“黑人”“黑户”。
这是尉越涧一家最困难的时期。父亲继续被斗争；母亲被撵到偏僻山村教书，每月发给12元的生活费。
家里剩下已经停学的弟妹和戴着地主分子帽子的祖母。没有了父母的工资，一家人生活无着。尉越涧带着弟妹，加入了天新街上的“黑骆子队”——这是当时社会地位最低的劳动大军，每天爬山到10多里的山里，背煤炭卖到街上国营酒厂，靠这苦活维持全家生计。
大约过了两个月，情况有些好转，母亲增加了生活费，哥哥从朝阳一中回到家乡。区革委会按县里指示，将尉越涧兄弟俩安置到离家10多公里的寨子生产队。这里天高皇帝远，政治气息稍薄。生产队长是老乡干部，是和善之人，对尉家弟兄没另眼相看，给他们安排了住房，拨给了300斤周转粮。全队老老小小皆称呼弟兄俩为“尉哥儿”、“尉老表”或“尉家”，视同亲戚。
尉氏弟兄的新宅，坐落在山脊上，位于全队最高处。这间房子原是五保户老婆婆的住房，这孤老婆子归天之后，生产队改做牛圈。尉家弟兄来之前，生产队安排人刮尽牛粪，打了一眼灶头。茅草房有10多平方米，有半层竹楼，楼下堆放柴火，加上那眼灶，算是堂屋兼厨房。因无客人来访，房屋虽狭窄，倒也勉强可以栖身。爬楼靠一把竹楼梯，楼层很矮，只能弯腰走路。竹楼大部用于堆放粮食，靠墙一角铺床，毯子铺了稻草、棕垫，床的两头各放一截圆木，是尉家弟兄的枕头。
插队的知青远比世居农民艰苦，他们住房不完整，生产工具不齐全，也没有行头修理这些工具，更没有亲亲戚戚的帮助。他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必须老老实实。他们的头脑远比当地农民发达，又有一点文化知识，却没有用武之地。困难重重，又难解决，是人改造环境，还是环境改造人，他们说不清，他们也无处诉说。
拂晓，生产队长吹起催工哨子，尉氏兄弟俩慌忙抓上几个点心边吃边跑，加入出工的队伍——点心是昨夜煮熟的洋芋或红苕。
白天，繁重的农活累得兄弟俩腰酸背疼。夜晚，回家后，兄弟俩拖着疲惫的身子，撮上两升包谷，下坡到百米之外的邻居家——也是最近的一户邻居，推着石磨，磨了玉米面回来蒸熟，吃饭已近半夜。为了节省磨面蒸饭的时间，往往是磨一次蒸一甑子饭，反复热上几顿。有时还得吃些馊饭，实在难吃就做成塌锅巴，塌锅巴仍然难以下咽。哥俩的菜蔬是从地里摘来煮熟的瓜豆，有时从自留地里拔青菜来腌成酸菜。没油没肉，只能放少许盐——生活就是这样艰苦。
尉越涧永远记得，他们哥俩曾一连吃过9天的红苕根根和6天的洋芋籽籽——这是为节省一些主粮，背回老家补贴吃不饱的祖母和弟妹。
他们没有厕所，在屋后放了一个粪桶，是简易的坐便方式，拉下的粪便，是浇灌三分自留地里的庄稼的肥料。
尉越涧曾有过几天才解出一次大便的记录。
尉家兄弟被评成队里的全劳力，栽种、挑粪、薅草、割麦打豆、翻地造田、修公路、背公粮，样样都干。
薅二道草最难受——这是对玉米进行第二次薅草，比人还高的玉米，叶子不断割着脸、脖子和手臂。
提起麦把往半桶里打，或用梿枷甩打豆子，灰尘飞扬，灰和汗沾满全身，却找不到洗浴之处。
春耕季节，大忙之时，在劳累饥饿之中，他们时而会伸出极其肮脏的手，接住好心的乡亲递来的红苕、洋芋，美美地啃上几口——这是挖过粪掏过粪背过粪抓过粪的手啊。
他们身上打着补丁的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常常盐迹斑斑。兄弟俩辛勤劳动挣的工分，一年下来能得到10多元分红钱。
哥哥后来被抽去修铁路，当了一年民工。在哥哥离开生产队的日子里，尉越涧更觉孤独，更感艰难。特别是磨面煮饭，两个人推的石磨，如今一个人推，更显沉重，推上几转，还要停下来，往磨盘里添上两把玉米。好心的邻家女儿，有时帮“尉哥儿”往磨盘里添上把玉米，或一起推上几转。
生产队开会或者分粮食的夜晚，总要熬到深夜，甚至到三更。回家的路上，尉越涧手提马灯背着粮食，高唱“浑身是胆雄赳赳”——这是壮胆的好办法。
每晚，尉越涧躺在铺上，借蹾在墙头混浊的马灯光，反复阅读他手边仅有的4本书——《毛泽东选集》《唐诗三百首》《三国演义》《中国成语故事选》。这几本书，使他减轻了劳累，战胜了孤独，培养了勤奋。
尉越涧深夜醒来，时时出现幻觉——看见房梁闪着点点火光，虚幻未曾谋过面的孤老婆子，似乎还听到她喃喃的唠叨。
日子长了，尉越涧得到农民的认同。不仅当了代理会计，生产队长还让他参与了队里瞒产私分——这是机密工作，只有信得过的人才有资格参与，农民能多分点粮食是天大的幸事。生产队干部喜欢他，农民社员感谢他，“哥儿”、“老表”喊得越加亲切。经队里推选，组织还给了他荣誉——出席了关河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尉越涧被队里最漂亮的姑娘瞄上了。姑娘放出话来，说是要嫁一个读过书的人。这实在是太诱惑人了——倾慕姑娘美貌，娶了娇妻做了乘龙快婿，不愁油盐柴米。但乡镇长大的他从内心本能地拒绝了当一个富足农民的意念——在农村当上门女婿矮人一等，更担忧的是娶了媳妇，生了小孩，只能永远当个庄稼汉了——有家有室，老婆孩子热炕头，毕竟不是城里知青的归宿啊！
那时，报刊不断宣传朱克家等辈，提倡“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知青回城的消息如泥牛入海一般。他没读过孔孟，也没看过《史记》，更不懂欲成大事者“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道理，只是强烈盼望有一天能回到城里，成为不干重活拿个购粮本本的城里人。他每天望眼欲穿的是“太阳包”快些落下山去，能多睡些瞌睡，养养疲惫的身子。他不曾想过功名富贵、光宗耀祖；没想到自己“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后来能走出乡村当了人民教师；他不曾梦想到日后靠奋斗和机遇，当了“公仆”，成了人民共和国的县官。
尉越涧回忆起当年的情景，眼里不知不觉闪出了泪花。
王秘书见尉越涧落泪，以为书记为刚才的所见所闻动了真情，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是的，尉越涧是为当年的艰苦卓绝落泪，也是为20年后依然贫穷艰辛的农民落泪。
当晚，尉越涧一行夜宿兴冲乡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