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大学》中这样说到：“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仔细想来，自己经过二十余载的寒窗苦读所追求的不正是这种“格物致知”和“明明德”的情操和境界吗？
1995年4月，当我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之际，本以为也许自己将从此告别给我精神食粮、教我做人、伴我成长的菁菁校园；但没想到在参加工作近五年后的1999年，刚到“而立”之年的我终究还是按捺不住求知的思绪和步伐，又重新返回到大学校园这座令人激动和感怀的知识殿堂！应该说1999年是值得我永远纪念的一年，因为在经过严格的考试、挑选后，当年我有幸以国家计划内公费统招的名额录入云南大学在职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可以自豪地说，得以在云南大学这所著名学府里求知、学习，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幸成为国内第一位民族法学博士生，而且在这里我再次结识了人生旅途中不可多得的众多良师益友，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教益，我的人生在这里也再一次得到了升华。而作为一名年轻的后学，得以成为张晓辉教授直接授意的弟子，我又是幸福的！因为从我的导师身上我深深体会到了为人师表者的刚正中直和朴实无华，感受到了他们对家庭，对事业的忠贞、执著，使我在求知中感悟了做人的道理，我想这才是导师所给予我最宝贵的知识和财富。
自己寒窗苦读二十余载，虽然自觉终究未成什么学问，但读书人的辛酸与乐趣也算是饱尝了；读书人的寒碜、寂寞与读书人固有的清高、快乐我算是细细“品味”过了！记得当我1999年9月进入云大攻读博士学位之初，我的一双女儿尚未满三岁，已为人夫和初为人父的我，不得不在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和为人学生、为人兄弟、为人朋友、为人下属的角色之间不停转换、奔波，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压力和紧张！然而应该感谢上苍！说句唯心的话，应该是我的一双女儿给我带来了好运，也正是在她们囡囡的笑脸中使我真切感受到了作为一位父亲的伟大和责任，使我得以信心百倍地从生活的重围之中一路拼过来———虽然有些疲惫的感觉，但终究没有趴下！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在我的背后还有我的妻子和家人始终给予我无私的支持和鼓励。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的妻子承担了绝大部分的家务劳动和培育子女的职责，特别是当我留学访问于伊朗德黑兰大学和霍梅尼国际大学从事博士论文课题“伊斯兰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律制度比较”的研究工作时，她承担起了母亲和父亲的双重职责。正是籍于她无私的奉献和支持我才得以顺利完成了各项学业。而且对于工作、生活或治学她始终能给我提供很多新的、有益的见解和建议，着实令我感动不已！同时，这一切也得益于我的父母、兄长、姊妹、亲人的鼓励、支持，得益于我已经去世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的殷殷祝福和期望。
在此，要特别感谢我所在的工作单位———云南省公安厅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培养！没有公安厅给我创造的机会和条件，我也不可能再有继续深造的机会。对给予我培养、教育的云南大学表示衷心的谢意！还要特别感谢的是我的导师组成员高发元教授、尹绍亭教授、陈庆德教授、方慧教授、瞿明安教授（包括我的导师张晓辉教授）在我“攻博”期间给予我的帮助、支持和鼓励。原云南省政协刘树生主席“攻博”期间不辞辛劳、不顾年迈，在百忙当中亲自阅读完拙作，为之作序，并给予较高评价，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使我倍感荣幸！原云南省政协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云南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昆明伊斯兰教经学院纳广用院长对本文的顺利完成给予了无尽的支持和关爱；云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纳麒教授多年来也一直给予我帮助和启迪，尤其是我的论文中的一些“见地”就得益于他的《传统与现代的整合——文化、—云南回族历史、发展论纲》一书，在此一并谨致敬意和谢意！此外，云南民族学院副校长张桥贵教授、云南财贸学院纳鹏杰教授作为笔者多年的好友，也是笔者“致知”路上的志同道合者和有力支持者，他们的智慧和学识堪为榜样。我的同窗好友姚继德教授、段刚研究员、罗洪洋教授、章立明博士则为我提供了无数次理论探讨和思想交流的机会。从伊朗留学归来现任教于云南大学外语学院的纳溪先生对我前往伊朗的德黑兰大学、霍梅尼国际大学访问学习提供了无私的帮助和支持。云南大学外语学院的马利章先生、昆明医学院外语系的马旭先生、云南民族大学英语系的马永红先生为我提供了不少外文帮助。我的同门师弟王启良先生在本文的修改过程中提供了实在的帮助；同族朋友马立勇先生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提供了实在的帮助和支持，就此一并致谢！最后，我不能忘记向现在仍在伊朗学习、工作的同乡好友白治所先生及其家人以及从事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伊朗友人穆拉扎德先生表达真切的谢意！当我在伊朗从事留学访问期间，是他们用真诚和友谊帮我在异国他乡顺利完成了各项学习和研究计划，并且帮助我克服了许多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而且在论文撰写过程中白治所先生还及时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外文资料；同时，还要特别感谢云南大学高发元教授，纳麒教授、伊朗德黑兰大学苏图德教授和伊朗驻华大使马拉艾克先生、文化参赞萨贝基先生帮助我顺利实现了前往伊朗留学的愿望；也要特别感谢伊朗德黑兰大学和霍梅尼国际大学在我留学期间为我提供的资助和支持！
当我将论文题目锁定为“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研究”时，我深知自己给自己找来了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因为这毕竟是目前国内从回族的角度研究伊斯兰法或者说从伊斯兰法的角度研究回族历史文化和剖析回族独特的民族个性的首篇专论。虽然我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回族家庭，自幼受父辈们的影响和熏陶良多，但资料的缺失、视角的凌乱，特别是对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把握的难度，使我感到有种莫名的恐慌和不安！好在我的导师一次又一次地帮我从理论上进行指导、梳理，在具体内容上甚至认真到字斟句酌，致使本文四易其稿才勉强成型。尽管如此，我自知本文仍然有很多疏漏和不足，只好留待今后再作补正、完善。
我想，“格物致知在明明德！”对此，我将衷其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