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三）
散文：在自由的背后
彭程
在文学的诸种样式中，散文堪称一种最宽泛、自由的文体，少有局限。用排除法，诗歌、戏剧之外，一切不以虚拟的人和事为依托——只是相对而言——不好归入小说范畴的文学文本，似乎都可以划归散文的旗下。近年来一种有关“大散文”的定义，更是将其疆域扩展到了几乎是广袤无垠，连学术论文、调查报告、日记等，都可兼收并蓄。与之相表里，内容上更是体现了一种高度的开放和包容，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常态和另类，循规蹈矩与离经叛道，大言炎炎与小言詹詹，总之，举凡涉及精神生活的一切内容和表达，都可在这个叫做“散文”的超大型剧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个座位。
光风霁月，真个是无比自由。门槛似乎不存在，更无资格认证那一类劳什子。谁喜欢写都可以写，谁喜欢写什么就写什么，尽皆悉听尊便。让人想起了那句歌词：“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不过且慢。过多的自由，早晚会在某个时候让人感到不自在，觉得哪儿似乎不对头。精神情感方面的许多东西，感悟、认知、价值等等，来自于对比。童年时代物质匮乏，每到春节才能吃到一小把炒花生，那种香味足以回味一年，如今很容易就能够满足种种口腹之欲，谁还会拿它当回事？倘若有一天，鱼翅像粉丝那样可以随便招呼的时候，你是不是反而怀念连带鱼也得论斤供应的年头？
人是需要界限的。界限的缺失，往往会令心魂无所附着，进而带来精神的涣散和放纵。这首先是源于人性的一种制约，源于心理学上的一个规定性。违背了这点，你便会若有所失，忐忑不安。这方面最具体直观的体现是在空间上。你也许有财力把卧室弄得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某些暴发户就是这样干的，可是这样的房间缺乏那种应有的温馨舒适、安稳踏实之感。躺在这样的屋子里，庶几仿佛独卧荒原之上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是一个十分有名的说法，有着广泛的所指，涉及一系列的生存境遇，放在这里也是适宜的。
之所以写下这些，正是因为当前的散文写作中，存在着太多的对自由的滥用。或者说，因为尺度的相对宽松，有些人甚至不再认可尺度的存在。但这样做，最后伤害的终究还是自己。
日常生活中，很少有人愚蠢到自以为无所不能，试图包办一切。假如一个人不吝啬词汇地恭维你是全才，你很容易会怀疑他别有用心，从而警觉起来。可是在散文写作领域，所谓广泛涉猎、题材丰富的说法，却总是让人感到受用。被如此称道的作者，心安理得，脸上浮现出坦然的笑意，而倘若是一名倡导者，更会视之为天经地义，是丝毫不容辩驳的常识，仿佛两点之间最近的距离是直线那一类不证自明的数学公理一样。总之，会有相当数量的人，或竟是绝大多数，其实是欣欣然中招了，走入了一个松软舒适的陷阱。
譬如说，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你品茶或者赏画，养鸟以及种花，描绘阳台上望见的晚霞，写写脚边猫咪的娇憨和狗狗的调皮。思绪当然也不妨驰骋到另外的时空，追忆童年村边的小河，缅怀祖母慈祥的微笑，回想中学时对那个留着长辫子的女同学的初恋。仿佛走过无数次的路不需要辨认一样，这些题材天然地对作者形成一种诱惑，随时在向你招手，不觉中产生了一种惯性，笔头一滑就进入了那些话题区域。如果把自由理解为不受限制，随心所欲，那么写作者对于这一类题材的倾心以及言说，当然没有什么不对。
但这样很容易会遭遇发问：自由固然自由了，但它与作品的质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尖锐的、触及实质的问题。自由是必要的条件，但并不保证必然会产生什么结果。一块营养充足的土壤里，既可以种麦子，也可以种罂粟，当然还可以抛荒不管，任凭野草杂乱生长。上述那一类的写作，当然不能一概说没有好作品，但大多数篇章，对于读者的阅读经验，对于这种文体的生长和更新，没有贡献什么。说得刻薄一些，它们可有可无。
解释这一点并不困难。选项太多反而造成了无所适从。没有边际，没有限制，什么都写，往往让人忽略了真正值得写的东西。其实，由于时间、精力等资源的有限性，选择的自由，毋宁理解为不选择什么的自由。并非“拣到篮子里都是菜”，要选几样中意的菜。尤其是已经过了学徒期，当上了掌勺师傅，就不能再来回地做清炒土豆丝、西红柿炒鸡蛋了，更不能认为这些就是菜的全部。虽然我们不具备烹制那些拿手菜的手艺，但必须承认那是一种值得羡慕的本领。
回到散文写作，那么，选择什么呢？
选择陌生，选择独特，选择新鲜的感受、思索和言说，选择对于昨天的自己的超越——我用“难度”二字，来概括所有这些目标。它们相互之间或许还有着种种的不同，但不会轻易地抵达，却是它们的共性。
平地上行走固然容易，但除了刚刚学步的幼儿，以及从半身不遂中缓慢恢复的病人，谁会把它当成一项值得夸耀的技能？水涨船高，学会走路后，检验脚力的尺度便变成远足和攀登了，距离、高度的不断递增，才能给你带来满足。写作也是如此。再丰盈的累积，如果不带来——哪怕这个过程十分缓慢——一些质的变化，是难以让他拥有良好的自我感觉的，倘若他保留了一份清明的判断能力的话。这个世界不缺乏泛泛的感受或思索，它们甚至是过多了。如果仅仅是为了给这些老生常谈贴上一种个人的标签，尽管可以理解，但其必要性是大打折扣了。自言自语是一回事，但写成文章发布出来，便是进入了公共领域，要受到检验、评判。倘若你不能证明你是值得信赖的，那么，指责挑剔，冷嘲热讽，都是阅读者享有的权利。
散文易写而难工。这句耳熟能详的老话，应该在相当程度上包括了这样一重意思。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有必要考虑施加某种自我限制，收敛视野，聚焦目光。在任何一个领域里的哪怕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上，多少代的前人，同辈的许多人，都已经说得很多了，简单地重复他们已经没有必要了。要争取接续上他们，再前进一步，再深入一尺。如一句西谚所说：与其到处乱刨坑，不若一处掘深井。
至于这个领域是什么，会以什么面貌呈现，那便是你自己的事情了。那些给你带来触动和叩击的，那些长久浸润你的灵魂的，那些令你不吐不快的，不论是事件或知识，都可以成为这样的素材。总之，这里面有一种神秘，一种玄奥，一种不足与外人道的声音、色彩和气息，它们萌生于你的气质、经历，你打量世界的视角，又被你的思索发酵和引领。它们常常是不可替代的，因人而异，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
它们是史铁生有关残疾与命运的诘问，是张承志对于民间信仰的深挚守护，是苇岸倾心思索人性与土地的对应关系，是刘亮程细心聆听新疆腹地里树叶般大小的一个村庄的心跳和梦呓。一个写作者能够获得这样的一个领域，实在是命运的一大赐予。
我也知道，达到这一点有多么难。那句俗语是怎么说的？站着说话不腰痛。应然和实然，理想和现实，未来和当下，有着巨大的鸿沟，漫长的距离。作为一名散文写作者，我自忖一直是在寻找中，经年历岁，可惜，至今未曾登堂，遑论入室。
也许再经过多少年，仍然难以达到这样的目标，但寻找仍然是必要的。求法其上，得乎其中。只有如此，才能让我们有望产生出对自身的超越，收获独特的感悟，并言说这一切。天道酬勤，滴水穿石，探索总会留下一些痕迹，虽然经常是缓慢而且微弱的。当然，也不排除那种情况，所有努力都像西绪弗斯那样，将巨石推上山巅，然后石头跌落山脚，从头再来，如此周而复始。但即便如此，也仍然是有收获的——至少我们见识了什么才是高度。
所以，在《西绪弗斯的神话》里，加缪要说：“西绪弗斯是幸福的。”
原载2009年5月19日
关于传记文学
阎纲
我国是一个传记文学大国，很值得骄傲。思想解放运动以来，露历史真相，还本人真面，传记文学光彩照人。
传记文学以史为骨，以诗为肉，是史的诗、诗的史，素有被“反求诸野”的美誉。
在一个民族的文学中，传记文学的地位是很高的，因此，写作的难度也很大，以至于呼声很高的作品往往因犯忌而息声。传记文学的写作遇到了难题。
我深感传记文学的写作有三个难点亟待突破：
第一，人和史的关系。尊重传主，忠于历史，以人修史，以史论人；以历史的批判精神审视个人的生命流程，以个人的秘史叩问民族的信史；融入作家的感悟和判断，洋溢着主体的才情和智慧。基于史，发乎情，述而作，臻于文，不容大话戏说，才称得上是传记文学。
什么是历史真实？信仰不同、视角不同、尺度不同，判断也会不同。往事如烟人事非，传主的遭逢与心境他自己未必穷尽其妙。作家可以合理地想象，通过各种实证进行百家争鸣式的探索和发现，揣度传主的行状和心理，尽管传记文学体裁本身赋予作家的艺术想象空间极其有限。传记文学作品里不但有人、有史，而且应当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