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精神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是艰难的创造，而不是轻松的游戏。因为蕴蓄着人类的苦难和眼泪，所以，它必然是沉重的；因为负担着为人类提供力量和信念的使命，所以，它应该是热情的；因为必须面对沉重的问题和严峻的考验，所以，它应该是勇敢的。它向上探寻人类精神可能抵达的高度，向内探察人类内心世界的深度。它要求作者必须切近地了解社会和人生，必须深入地开掘所要表现的生活的意义，必须全面地了解人性的复杂和美好，而不是根据一点浮泛散乱的印象，或者根据几句道听途说的传闻，随便写来，敷衍成篇。
然而，能够沉潜下去寂寞而耐心写作的作家，实在是太少了。有的作者写了很多作品，真可以用“汗牛充栋”这样的现成话来形容，但是，他们的作品却没有太大价值，除了制造出热闹一时的新闻话题，似乎并没有多少文化和文学上的意义。虽然写作上的“数字拜物教”已经成为一种消极的习惯，但是，强调写作的精神向度，提倡撙节、克制的写作风格，似乎也构成了另一种良好的传统。《周易》里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这可能是中国最早将“辞”的多寡与性格的状况联系起来的观点，也是最早反对“辞多”的意见。陆机则在《文赋》中说：“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他的取舍标准也是很清楚的：华而不实的“尚奢”是要不得的，而恰到好处的“当”则是应该提倡的。学者顾炎武不仅强烈反对无节制的多写，而且将“多”当作导致“文”之衰败的主要原因。《日知录》这样梳理和总结“文不贵多”的经验：“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余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则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他最后的结论是：“文以少而盛，以多而衰。以二汉言之，东都之文多于西京而文衰矣。以三代言之，春秋以降之文多于六经而文衰矣。《记》曰：天下无道，则言有枝叶。”造成“文衰”的原因，固非一种，但亭林先生说“文以少而盛”，也很有道理——这句话里蕴涵着文学写作的规律，暗示着文学价值生成的秘密。歌德无疑也发现了这个规律和秘密，所以，他坚决反对作家写得太多。1831年12月1日，他与艾克曼谈话时，就批评雨果写得太多：“他那样大胆，在一年之内居然写出两部悲剧和一部小说，这怎么能不愈写愈坏，糟蹋了他那很好的才能呢！而且他像是为挣得大批钱而工作。我并不责怪他想发财和贪图眼前的名声，不过他如果指望将来长享盛名，就得少写些，多做些工作才行。”
写作虽然难免受“求名”之心的影响，但是，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超越名缰利锁的束缚，必须养成一种积极的文学写作态度。顾炎武在谈到“著书之难”的时候说：“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文学写作接近农业性的劳作，而文学的孕育和生成则与庄稼的生长有些相似。像农业劳动一样，在文学写作上，任何揠苗助长的行为和贪多求快的心理，都将造成事与愿违的后果。
文贵好而不贵多。多写固然显示着勤奋，但少写才意味着成熟。文章的精致与完美，与用心的“少写”之间，有着深刻而密切的关联。所以，对包括作家、学者和批评家在内的所有写作者来讲，最好的态度也许就是：不当以多写为光荣，而应以写好为鹄的；最好的办法也许就是：宁可惜墨如金地少写，也不泼墨如水地多写。
原载2009年3月31日
老舍的遗产
严家炎
老舍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天空最明亮的星星之一。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也给中国文学留下了一份相当丰厚、值得我们好好整理和继承的珍贵遗产。
老舍首先是一位出身于满族下层家庭的伟大爱国者。他一生都关心着中华民族的命运。从抗战爆发的那一刻起，他就全身心地投入那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神圣斗争，不但热情创作各种形式的作品鼓舞军民同心同德地抵御侵略者，而且被选为“全国文抗”的实际负责人，用大量时间做着协调左、中、右团结抗日的工作。1939年还组织文艺界分南北两路组团到前线和后方一些重要部门进行慰问，他自己参加北路，由陪都重庆出川北，到陕西、河南、湖北、山西、陕北、甘肃、宁夏、青海，历时六个月，行程二万里，在当时那种交通条件下，艰苦跋涉，宣传鼓动，发挥了极好的作用。冯玉祥在战争初年有首顺口溜说：“老舍先生到武汉，提只提箱赴国难。妻子儿女全不顾，赴汤蹈火为抗战。”那其实也是整个抗战时期老舍一片丹心、满腔热血的真实写照。
同样，作为一位杰出的作家，老舍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做出了多方面的富有个性色彩的贡献：
第一，老舍把城市底层社会的生活和城市贫苦人民的命运，引进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领域，并且取得了出色的成就。《骆驼祥子》《离婚》《我这一辈子》《鼓书艺人》《龙须沟》《茶馆》等都是这方面的良好例证，更不用说《四世同堂》这样规模宏大、人物众多、视野广阔因而已经有所超越的作品了。它们共同奠定了老舍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一问题之所以值得特别重视，是因为中国新文学作家大部分出身于社会中上层，对下层贫困市民则相对隔膜；而老舍与他们不同，他从小就处于社会的底层，挣扎在贫困线上，这种切身经历使他对城市贫民几乎有着天然的同情，也增进了他在文学上加以表现的强烈愿望。可以说，老舍是相当自觉地弥补新文学这个缺陷的。而且，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种具有现代性和国际性的文学，也必须把大城市中一般市民的状况真实地描绘、介绍给广大读者，它是为这种文学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事实证明，老舍这类作品用外文翻译得最多、在国际上也是最受欢迎的。
第二，老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贡献了富有鲜明北京地方色彩和地方风味的作品。这是从《老张的哲学》《二马》等小说就开始的。他自己说：“那里的人、事、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儿茶的吆喝的声音，我全熟悉。一闭眼我的北平（京）就完整的，像一张彩色鲜明的图画浮在我心中。”“我不能把这些搁在一旁而还有一个完整的自己。”老舍不愧是出色的北京风俗画家。应该说，所谓北京特色，其中也包括了近三百年形成的北京的旗人文化在内。鲁迅很早就看出了老舍小说的这个特点，并且给予相当的重视。完全可以说，老舍为中国新文学开辟了“京味小说”的源头。
第三，老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贡献了他杰出的语言艺术。老舍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文学语言方面的大师。老舍有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从生活中找语言，语言就有了根；从字面上找语言，语言便成了点缀，不能一针见血地说到根儿上。”他不模仿别人现成的书面文字，而是直接学习和采用京城街头巷尾市民生活中的生动语言以及通俗文艺中的精彩语言，以北京口语为主体，锤炼出他所特有的文学语言。他的文学语言绝对地是生动而不平庸，精炼而不啰嗦，含蓄而富有诗意。一篇《月牙儿》，读多少遍都不会让人感到腻烦。唐弢先生在《中国现代作家作品赏析丛书》的序言中，一再呼吁说：“我觉得大学里首先应该开这么一门课：‘老舍语言’。”我很拥护这个倡议。
第四，老舍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贡献了他的幽默。这种幽默体现了老舍特有的情趣和心态，可能是所谓“老舍味儿”中渗透得最深的核心成分。老舍曾经说：“我有一点天赋的幽默之感。”还说：“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嬉皮笑脸并非幽默，和颜悦色，心宽气朗，才是幽默。”可见，他是把幽默作为一种处世态度、性格涵养的自然流露来看待的。在《老张的哲学》中，老舍解释他所选择的态度就是：“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也就是既要有鲜明爱憎，而又保持温和宽容。但在艺术实践中真要做到恰如其分并不容易。最初的作品由于持“写着玩玩”的态度，不免流于浅露、勉强。后来，他的幽默走向内涵丰富和日见成熟，真让人欲笑不能，欲哭不得，迫使人去思索和回味，走向自我反省。在《正红旗下》等小说中，则已充满睿智的揶揄，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老舍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老舍留给我们后人的遗产，当然远远不止上述这些。比方说，他的创作思想中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要写自己最熟悉、最有深切体验的东西。他对于上面或外面交来的任务最初并不想接受，虽然也有后来完成得相当出色的，像《龙须沟》，那毕竟也还是自己比较熟悉的题材。对于上海有人提出的“必须写十三年”的主张，他是不赞成或者说是抵触的，因为那是不懂文艺的人纯粹出于政治而搞的瞎指挥。l966年4月末，老舍对谢和赓、王莹夫妇就说：“我自己，在过去十几年中，也吃了不少亏，耽误了不少创作时间。您是知道的，我在美国曾告诉您，我已考虑成熟，计划回国后便开始写以北京旧社会为背景的三部历史小说：第一部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起，写我的家史；第二部写旧社会许多苏州、扬州女子被拐卖到北京来，堕入‘八大胡同’娼妓火坑的种种悲惨结局；第三部写北京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在玩蟋蟀斗蛐蛐中，勾心斗角，以及他们欺诈压迫下层平民的故事。可惜，这三部已有腹稿的书，恐怕永远不能动笔了……以后也永远无人能动笔了！”老舍先生说到这里，情绪激动，热泪不禁夺眶而出，而且说他真“感到遗憾”。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读这些材料时，受到非常大的震撼。另一点则是要“勤”，要下苦功夫修改、打磨自己的作品。这两点都是我们应该好好继承的。连老舍感到的那份“遗憾”，也是他留给后人、值得我们牢记的一笔遗产。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总会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和研究者，认识到老舍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更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我个人，曾经在l963年中国作协北京分会筹备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后，和老舍先生有过一个约会。当时，老舍是北京作协筹委会主任，雷加、骆宾基是副主任，吴组缃、林斤澜、李景慈、我、浩然、张志民、韩作黎等是筹备委员。我和老舍先生说好：待我年后将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五四”部分写完，我就去采访老舍先生，请他谈他所受的英国文学的影响以及对自己创作的一些想法。但没有想到，进入1964年，先后两个“批示”下来，周围形势已经大变，山雨欲来风满楼，不但文艺上搞起了铺天盖地的大批判，连北京大学也都进驻了一支由全国各地调来的两百多名处长以上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队。我和老舍先生的那个约会就没有可能实现，而且是永远不可能实现了。
正因为这样，我就格外地痛惜老舍先生的离去，更加深切地怀念老舍先生！
原载2009年4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