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这种缺乏精神内涵和思想深度的消费文化不能作为中国文化创新重建的基础，尽管我们必须面对并正视它。要实现文化创新，必须找到一个坚实的文化地基，那么，中国文化究竟以哪一种文化作为根基进行创新发展？一百多年来，许多思想家和文化学者就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文化论争，主要形成了以下几种主张：“中体西用”（张之洞）、“西体西用”（即“全盘西化”，胡适、陈序经）、“西体中用”（李泽厚）、“中西互为体用”（傅伟勋），②这些观点都将哲学上不能分开的“体”与“用”硬性拆开了，这显示了中国现代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在笔者看来，这个“地基”应该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这里所说的“地基”并非是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以其他的文化形态为“用”，而是强调文化自身演变的源头性和时间意义，就像大树的繁枝茂叶来自树根，而树根却要从丰饶肥沃的大地中汲取营养水分一样。任何形态的文化首先是来自它的“所从来”（过去），然后才是其他的影响（比如空间的他者）合力使然，最后它又必然走向它的“所向去”（未来）。当然，面对传统，我们一方面要还原历史，进入到具体的文化语境当中把握它；另一方面又要以一种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和考量它，以实现传统和现代的有效性对接。
在古汉语中，“文”的本义是指各种色彩交错的花纹或者纹理，引申为包括文字在内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标志、图腾等，后来又引申到装饰加工、文德教化等。“化”的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后引申为化成、教化，带有教行迁善的意思。西汉以后，中国典籍中正式出现“文化”一词，如：“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主要指与“自然”、“野蛮”相对的文治教化，与今天所说的文化还有一定的区别。①《周易·贲卦·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意思是说，阳刚和阴柔这两种美相交错杂，这是天的文采；文章灿明止于礼义，这是人类的文采。观察天（宇宙自然）的文彩理路，可以知晓四时（时间）变化的规律；观察人类（社会文明）的文采修饰，可以推行教化促成天下昌明。②
回到“文化”产生的原始语境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文化”并非是一个确定性的实体，而是一个以“文”去“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用“文－化”来表示。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通过“修身”将自己转化为“文－化”的生命，同时又借此“文－化”他者，“文－化”世界。①而且，“文－化”的过程有一个重要的参照，亦即“天文”（物质性的自然世界），天地化合，孕育万物，使得“天文”不断变化，所以考察天文可以知晓四时的变化规律。而参照天文制定的“人文”同样是处于变化当中的，天文变了，人文也要随之变动。由此，天地维度是我们理解“文－化”的关键之着。通过文化生命的参与，天已经不仅仅是那个自然物质之天了，而且还是精神之天，“文－化”之天。天、人之间相互沟通融合，共同完成“文－化”的世界性建构。李百药《北齐书·文苑》谓：“夫玄象着眀，以察时变，天文也；圣达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达幽显之情，明天人之际，其在文乎？”②“文”的使命在于使可见与不可见的世界得以相互通达，使天与人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得以澄明。虽然“文”的产生和修成要以“天文”为参照，但“文”最后还要落实到个体生命的性情，个体通过“文”（文面、文身、文言、文行）这一活动修饰自己的面貌、德操、心性，这是“修身”的过程。将这个“修身”的行为传递下去，就是“化”的过程。可见，“文－化”是无数生命个体在“天文”的参赞中修成自身并化成他者的漫长过程，所有“文－化”的行为活动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文化世界。
文化属于历史，是一种历史遗存，具体来说是指历史上已经存在过的种种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文化实体与文化意识。“文－化”则既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在，还属于未来，它是往来于过去现在未来之间的绵延，是尚未被规定的东西，它永远处于变动和创造当中。或许，将“文化”从“历史遗留物”的概念牢笼中解放出来，使之重新回到“文－化”的时间流程当中，我们对文化以及文化创新的理解会更加深刻全面。
二中国文化创新的三个时间陷阱
将“文化”还原为“文－化”，恢复其时间性，目的恰恰是为了消除文化对时间的执念。在中国文化史上，存在三种基本的价值时间取向：一是以“过去”为价值圭臬，认为越是久远的越好，其地位神圣不可侵犯，过去的文化构成了后世依傍的楷则。中国古代的崇古、复古思想大多持这种价值时间观，而文化保守主义也多半坚持这一立场；二是以“未来”为价值鹄的，认为越是新的后的就越好，过去的一切都不足取，未来前景一片光明。因此要告别过去，奔向未来。这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的思想革命，其对价值时间的二元区分刷新了人们的思维，但同时也将复杂的问题做了简单化机械化的处理，从而导致文化激进主义，现代性的弊端也因此暴露无余；三是以“现在”为价值指引，认为过去和未来都是虚幻的，唯有现在的一切才是真实的，深厚的历史感被浅表化，未来的永恒信仰被当下瞬刻的享乐快感代替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了中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参数，其去中心、求差异、反权威的解构精神为二元对立的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但是意义深度削平以及历史感的丧失使得文化失去了赖于存在的根基，没有历史的厚重，也没有未来的信仰，从而导致文化虚无主义。
这三种价值时间取向各自执著于时间的某一个维度，将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绵延变成了互不相通的时间实体，因此形成了文化创新发展过程中的三个时间陷阱。之所以说它们是陷阱，是因为这些价值时间在意识形态的外衣下带上了一定的强制性和迷惑性，从而使得人们看不清时间的本相，因此在思考文化的发展走向时误入歧途而不知。将“过去”时间无限“魅化”，一方面是因为人们迫于现实的困境而产生的对过去的美好重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是因为循环时间观作为中国古代的意识形态始终在发挥着作用。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之后，西方线性时间观打破了中国古代循环时间观所创下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话，并取而代之，成为制约中国近现代文化的新型意识形态。“未来”这一维成为人们的时间新宠，“过去”被打入冷宫，“现在”成了通向“未来”之路的垫脚石。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现代性的反思性批判开始了，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后现代文化的涌入使得对现代性的质疑进一步深化，有关“未来”的宏大叙事渐次让位于个体欲望实现的“小众叙事”，“过去”的辉煌也被搁置，“现在”（当下瞬刻）的价值被无限放大。下面就这三个时间陷阱对文化创新建设方面的影响作一简要分析。
1.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把“未来”当作价值的最终体现不同，“过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过去”的某些时代（比如“三代”）成为后世效仿的典范，过去的道德规范成为无法僭越的律令，过去的贤德圣人成为后人永远的人格榜样。而且，似乎越是久远的，就越有价值，越有权威性。因此，中国文化史上崇古、复古的现象层出不穷。而且，有些旨在革新的文化运动也要打着复古的旗号进行，似乎不这样就难以展开。比如中国古代几次规模较大的文学革新运动都以复古的面貌出现，唐宋古文运动，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思潮等等，都是如此。导致这一文化心理的原因很复杂，单就时间观的角度来说，我想，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悖论情形，一方面是因为过去时间在人们的文化理念中占有绝对地位，过去作为一种价值时间已经积淀在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判断一切新兴事物的标尺。但是，现实总是艰难困苦的，未来尚不可知，而过去则因为它的确定性而变得无限美好。只可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过去的追恋带来了现在的伤感。另一方面是作为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的循环时间观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考察中国古代的历史哲学思想不难看出，循环时间观已经深入到文化的腠理之中，成为主导人们的宇宙观、历史观、价值判断乃至艺术史观的重要思维范式。孔子据周礼损益而能推知以后十世，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邹衍的“五德终始”说，董仲舒的“三正”、“三统”说等等，都是这种循环时间观的具体体现。循环观还影响到人们对具体人事、人生际遇的认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山不转水转”等说法也蕴含了天道周行、世事循环的时间观念。可以说，循环时间观作为主流话语赖于产生的内在理论依据，已经遍及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性。①
不难推知，那种将过去无限美化的时间思维很容易与循环时间观合谋，从而深刻影响到中国文化创新发展的进程。在这种思维模式下，过去的辉煌会在循环的大趋势之下重新到来，这只不过是一个时间的问题。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啦”的阿Q式思维，并且认为中国文化必然在将来某个时候再度辉煌，成为世界文化的领头雁。这就是执著于过去时间所形成的陷阱效应。具体表现在：一、过多沉浸在对过去辉煌的赞赏和追慕会导致对当下文化现状以及国际复杂形势的漠视与盲视；二、过分信赖循环时间观会形成“轮流坐庄”的坐等心理，从而影响人们进行文化创新的主动性和潜能的发挥；三、过去价值时间观会使得人们在甄辨古代文化遗产时玉石不分，既而影响到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检视和清理工作。毋庸置疑，当前的文化创新离不开传统，离不开过去的文化遗产。虽然循环时间观已经丧失了它的意识形态地位，对过去的怀恋和追慕也不会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但是作为一种特有文化心理，过去价值时间观还会留存在人们的意识中，并影响到人们对生命和世界的看法，如何避免重新跌入这个时间陷阱，是我们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2.近代以来，受西方线性时间观的影响，中国人的时间观和思维方式经历了一个重大的转变，亦即从“过去式思维”转向了以“未来”为价值标的的“未来式思维”，时间历经过去、现在、未来三个阶段②，并且最终走向未来。西方线性时间来自基督教的“末世论”，在基督教那里，上帝创世标志着时间的开端，而基督的降临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从这里开始，时间就导向最后的结束，亦即“末日审判”。在这之前或之后，时间都归于上帝的永恒。
线性时间统摄下的文化史观认为，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朝着一个永恒确定的目标前进的，通过对将来时间的价值预设，时间成了一个神话。这种线性时间观割断了时间三维的内在联系，过去已经死去，现在只是虚无，唯有将来才是真实的。因此，过去和现在只不过是通向将来永恒价值目标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而已。在这种时间观之下，越往后越好，新就是好，因为它比前面的一环更接近将来的预定目标。所以，“古”也只有在能为“今”所用的前提下才有意义，在这种观念下，“古代”成了为今天这架隆隆向前的现代进化机器提供各种零件的资源库，凡是不能为今天所用的东西都已经死去了。“五四”以后，线性时间观在中国大行其道，影响极为广泛。这种时间在玄渺的前方设定了一个宏大的目标，同时预示着与这个目标之间的距离。现实中是落后的华夏文明与先进的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距离；文化上是封建保守衰朽不堪的传统积尘同西方民主自由开放强悍的现代制度之间的距离。所以，在线性时间观中，所有的目光都是朝着前方的，眷顾过去就是落后，“过去”成了黑暗、腐朽、死亡的象征，而“未来”则是光明、希望、强盛的代名词。
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将人类历史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从时间的维度来说，就自然形成了一个依次递进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谱系。在这个谱系中，中国被安排在前现代，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了后现代，甚至开始走出后现代。针对西方这种线性历史时间观，王岳川先生提出一种重新修复的时空本体论，其模式呈现为时空合一的十字架，在时间的横轴上加上空间这一纵轴，即大陆文明－海洋文明－太空文明。①西方线性历史观将空间性的地域差异转化为时间性的先后序列，将现代性时间变成全球普世化的时间，按照这种逻辑，中国永远处在落后的位置。因此，在时间性地基上恢复空间维度，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三个文明”观能够有效地避免进入西方现代性的时间陷阱，这对于中国当代文化身份的确立和创新而言，无疑具有战略性意义。
3.与前现代与现代相比，后现代的时间观念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时间的连续性遭到破坏。现代时间是按照过去、现在、未来的序列往前发展，这是一种空间化了的时间。按照鲍曼的理解，现代时间结构了空间，它按照线性的空间轨迹向前伸展。但是，到后现代，这种持续性受到了质疑。在消费主义甚嚣尘上的情势下，人们不再为过去伤情累神，也不再对未来充满希望，他们只关注当下和现在，沉迷于瞬时的娱乐快感。前现代和现代不可分割的绵延性时间被切割成互不关联的断片，时间的连续性被破坏了。
消费主义和享乐观念的胜利摈弃了过去和未来，“现在”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但这也使得现代人陷入了一种无根的漂泊状态。毫无疑问，没有传统，时间就会显得轻飘，没有历史的厚重感；没有未来，时间就会混乱，失去明确的方向。于是，在后现代的现实语境下，人们遭遇着一种“时间关系的主观冲突化”②，这也就是时间自身的相互对立，现在与过去、现在与未来、现在与现在之间的对立。在这样的情势之下，诗人和学者不再担负思考天人关系、沟通古今的重大使命，不再去直面永恒、扪扣历史的大门。人们只是木然的表现当下，一个纯粹的没有历史厚度的“当下”。也即是说，“诗”不再去“思”，艺术的深度被削平，文化的绿色植被被严重沙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