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斯蒂芬·茨威格——心理描写大师

他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从二十年代起，他“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中以传记和小说最为著称。小说集《感觉约混乱》使他颇享国际声誉，高尔基称他为“第一流艺术家”。

初入文坛

1881年12月28日，斯蒂芬·茨威格出生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富裕的犹太工厂主家庭。

茨威格的父亲经营纺织业发家致富，与大多数的同行相比，父亲要体面得多、很有教养、钢琴弹的非常出色，书法清丽，会说法语和英语。

茨威格的母亲出身于意大利的一个金融世家，从小就说意大利语（这些对于茨威格的语言和文学上的天赋的形成，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他们都属于奥地利上层社会，茨威格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文艺熏陶。

在这样一个上流的幸福家庭中，优裕的环境为茨威格童年的成长、受教育、文化艺术上的熏陶，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茨威格后来说：“我的父母生活都很富裕，他们是一点点富起来的，到后来变得非常富裕。”

1899年中学毕业，茨威格进入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德国和法国文学，接触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比利时凡尔哈伦的诗歌。

世纪交替时期的维也纳不仅是奥匈帝国的首善之区，也是欧洲的重要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如茨威格所称，“维也纳文化是西方文化的综合”。E。马赫的经验批判主义哲学，弗·布伦塔诺的意向本质学说，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古·马勒、里·施特劳斯在音乐上取得的世界性声誉，造型艺术上的分离派对欧洲的影响，而在文学上则是“青年维也纳”的崛起。这一切使文化古城维也纳发出新的光彩，标志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

奥地利的历史学家把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作为奥地利二十世纪的开始，随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必将是旧的艺术观念、审美情趣和价值标准的嬗变。“青年维也纳”正是文学领域里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思潮的代表者，它在世纪之交的文坛上扮演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这是一个无形但又实际存在的文学团体，有如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青年德意志”一样。著名的批评家赫尔曼·巴尔是它的发起者和代言人，阿·施尼茨勒、贝尔·霍夫曼、彼·阿尔滕伯格、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等人是它的重要成员。这群生于六七十年代的现代青年人追求的不再是父辈们钟爱和尊敬的一切，他们不再唯柏林和慕尼黑马首是瞻，而是要赋予奥地利文学一种新的面貌，用巴尔的话来说，“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这样一种愿望：给奥地利一种具欧洲地位的文学”。

斯·茨威格的文学意识和艺术情趣就是在这种文化氛围和文学思潮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走向了文学之路，并成功地迈出了最初的几步。在自传《昨天的世界》里他不无骄傲，也不无夸张地说，他在价值判断和文字表达能力上已超过了那些著名的评论家。

茨威格16岁便在维也纳《社会》杂志上发表诗作。茨威格早期的诗集1901的《银弦》和1906的《早年的花冠》，同时，在1904年他还发表了小说集《埃利卡·艾瓦尔德之恋》。但是，此时的作品受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缺乏内容和新意。

在这一时期，他还写了《忘却的梦》，并于20世纪初发表。小说的篇幅不长，讲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由于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两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女的追求的是荣华和富贵，男的向往的是理想和爱情，志趣不同，当然走不到一起。

1903年，茨威格获得博士学位后，于第二年开始任《新自由报》编辑。

1906年，茨威格的诗集《早年的花环》在莱比锡出版，同年他翻译的罗素的《威廉·布莱克的幻想的艺术哲学》在莱比锡出版。第二年，他在莱比锡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剧作《泰西斯》，这部诗剧翌年在德累斯顿和卡塞尔上演。

对这以前的作品，茨威格曾客观冷静地认为自己早期的抒情诗尽管语言清新、音韵优美，可是缺少生活，缺少新意。因此，后来，好些早期诗歌后来都没有收进集子。

从1907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泰西特斯》（1907年）、《海滨之屋》（1912年）和《化身戏子》（1913年）等剧本外，他还发表了小说集《最初的经历》（1911年），由有声望的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

《最初的经历》写少男少女青春期萌动的心理。由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霍夫曼施塔尔和里尔克的诗集均由它印行，因此，茨威格获得“岛屿”长年的公民权而感到“自豪”，更加强了他在创作上的“责任感”。

同时，他还翻译了一些作品。托马斯·曼在谈及茨威格的一篇文章中高度评价茨威格的为人，在涉及他作为一个文化中介者所作出的贡献时写道：“传播是他的心灵的事业，他把他生命的一半都用来去翻译，去宣传，去服务，去帮助。”

后来，茨威格在印度、锡兰、缅甸和尼泊尔旅行，此后他去西欧、北非、印度、美洲等地游历。在法国结识了维尔哈伦、罗曼·罗兰、罗丹等人，受到他们的影响。和这些名流的交往使茨威格眼界开阔，看到了当代文艺的最高水平，同时，也使他不至于受到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影响。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很多著名的作家、诗人都卷人沙文主义的狂热之中，惟有少数卓越的人士，包括茨威格在内的作家能够头脑清醒、目光犀利地看透沙文主义的欺骗，不受战争狂热的影响。

同时，在旅行中，茨威格还开始着重研究人、人的命运和人的内心。对那些被社会抛弃、被生活压扁的畸形人充满了同情，他在作品中描写了这些人的命运。

这期间他还发表了专著《魏兰》（1905）、《艾米尔·瓦尔哈伦》（1910）以及评论等。这些作品为茨威格在文坛上取得了立足之地，有些也得到了好评，但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

从整体上看，它们还不够成熟，缺少自己的风格，只是为他此后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茨威格本人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在回顾青年时代的创作时，做了这样的苛评：“虽然我很早（几乎有点不大合适）就发表作品，但我心中有数，直到二十六岁，我还没有创作出真正的作品。”

1911年，茨威格的第二本小说集《初次经历》出版了，这是他第一本引起反响的作品。作家和评论家弗里顿塔尔指出：“这个集子中的小说才使他开始成为一个小说家（Novellist）。”

这本小说集有一个副标题：儿童国度里的四篇故事，收有《朦胧夜的故事》、《家庭教师》、《灼人的秘密》和《夏天的故事》。这几篇小说用青春萌发期的儿童视角去观察为情欲所主宰的成人世界，作者以极其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儿童迷惘而又躁动不安的心态。《初次的经历》确立了他在德语文学界中的地位，表明了他正在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展示了他在创作上的追求和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

去探索去描绘为情欲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这成为他此后作品的一个基调，他把这部小说集称为他“链条小说”最初的一部。弗里顿塔尔在谈及他的这几篇早期小说创作上的特点时指出：他怀着热情，带有精神医生进行治疗时的谨慎和谅解。这部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式表明了弗洛伊德心理学说对他的影响，虽然这仅仅还是开始。

1912年，他与他的第一个妻子弗里德里克·玛丽亚·封·德曼尼茨首次相遇，这对茨威格的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战的洗礼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这场剧烈的“地震”把茨威格抛掷到一种与过去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中去了。在艺术上敏感而在政治上却显得迟钝的茨威格，处于动乱中心的奥地利，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还觉得世界“美丽而又合乎情理”。

现在，整个奥地利被一种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狂热所左右，整个欧洲陷入一场民族间的仇杀之中。战争才使他对时代开始较为密切地加以关注，他在当年的一篇日记中记下了如下的字句：“这是我整个生活中最可怕的一天。”

虽然从战争的第一天起，茨威格就从内心作出决定，做一个欧洲人，但他在一段短时间里却无法摆脱环境的影响，陷入迷惘和矛盾之中，并且还写了些热情的文章。茨威格在9月19日《柏林日报》上发表了《致外国友人》一文，表明自己忠于同他们的友谊，以及来日和他们携手重建欧洲文化的愿望。

在那时，茨威格因为体格检查不合格，免服兵役。后来，经过朋友帮忙，他自愿入伍，申请在军事资料部门服役，职务是图书管理员。

这场战争改变了茨威格的生活，使他的思想产生了变化，也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新的内容。在战争之前，茨威格是一个超党派之上的文化人，他称自己是一个“令人愉悦的作家”；他不问政治，也很少关心现实问题，不仅在生活中如此，在他的作品之中也表现出来。他以前的作品，不论是小说、戏剧，还是诗歌，很少触及敏感的时代问题，很少表现出一种批判精神。

然而，战争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现在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民族间的杀戮，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他必然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1916年，还在战争期间，他创作了戏剧《耶利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怀着对那个时代最强烈的对抗情绪写这部剧本的。这是取材《圣经·旧约》中的《耶利米书》而创作的一部诗剧，写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太民族面临巨大灾难，但无人听信。在狂热的时刻，这位先知被当做是傻瓜和叛徒，在失败的时刻，他证明自己是一个能战胜失败的人，他把自己看做是主的一个卑微工具，“用我的肉体去反对战争，用我的生命去维护和平”。

很明显，在剧中这位先知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本人的影子。剧本于1917年复活节出版，大获成功。接着，他前往瑞士进行一次演讲的旅行，在苏黎士观看《耶利米》的排练，参加该剧首次演出，并在苏黎士同法国诗人儒弗联合举行朗诵会。两个敌对国作家同台朗诵，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勇敢的举动。

除了这部《耶利米》之外，茨威格还写了一些文章，如发表于1918年7月的《信奉失败主义》，以及当年夏天创作的小说《桎梏》，在这些著作里他表明了对战争的憎恶和对和平的热爱。

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以德奥的失败而结束。茨威格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某些东西，可他获得的更多。1926年，他在一篇题为《匆忙的镜中一瞥》的文章中作了这样一份总结：

失去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失去的是：从前的悠闲自在，活泼愉快，创作的轻松惬意……以及一些身外的东西，如金钱和物质上的无忧无虑。留下来的：一些珍贵的友谊，对世界的更好认识，那种对知识的炽烈的爱，还有一种新的坚强的勇气和充分的责任感在逝去的多年时光之后，突然间成长起来。是的，人们能以此重新开始了。

从此，茨威格对世界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生活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也增强了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感，热衷做人类心灵的猎者。因此，战后到1933年这段时间成为他创作上的鼎盛时期。在此期间，茨威格完成了由三本书组成的《世界建筑师》：《三位大师》、《与魔的搏斗》、《三位作家的生平》。

在这些传记，或者说作家散论中，茨威格以多彩生动的文笔不仅为我们描绘了这些作家的生平，而且展示出这些大师栩栩如生的独特性格和复杂而幽暗的精神世界。茨威格在《三位作家的生平》的导言中谈到了他创作《世界建筑师》的意图：

《与魔的搏斗》把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表现为被魔力驱动的悲剧气质的人的三种变化形态。这种气质既超越自身，也超越现实世界，抗拒着无限的东西。《三位大师》则是把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说成是叙事文学世界创造者的典型。他们在自己长篇小说的宇宙里建立起了与现有的真实并存的第二个真实。《三位作家的生平》之路既不同于第二卷里写作家进入无限的事物中，也不同于第一本的那样进入现实世界，而且完全退回到作家本身。这三位作家都无意识地认为，自己艺术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去摹写宏观世界，不是去摹写丰富多彩的现实存在，而是把自我的微观世界发展成为一个世界。

这部《世界建筑师》使茨威格成为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传记作家。弗里顿塔尔在评论这部书时指出，茨威格具有建筑师的眼光。

除了这些作家的传记之外，他在这段时间还写了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1929年，他的政治家传记《富歇，一个政治家的图像》出版，悲喜剧《穷人的羔羊》发表。

1930年，茨威格去意大利旅行，在索莱拜访了高尔基。1931年，赴法旅行，他写了《玛丽亚·安托内特》和长篇小说《邮局小姐的故事》。

接着茨威格又出版了《精神疗法》，该书记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默斯默尔、所谓“基督教科学”创始人玛丽·贝克和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弗洛伊德。

纳粹带来的磨难

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中断了茨威格创作生涯的鼎盛时期，他被抛进另一种生活。

希特勒上台后的一大举措就是打击犹太人，而作为犹太人的茨威格更是厄运难逃。原来，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茨威格就认识到，沙文主义的狂热和排犹主义的情绪已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们早就像毒菌似的侵蚀了社会的肌体和人们的思想，只等一把火便可燃成一片火海。倘若它们不是蛰伏很深，蔓延很广，希特勒怎能一声令下就使全国的犹太人惨遭灾难，被送进集中营、关进炼人炉、600万生灵化为飞灰烟尘！

认识到此后，茨威格决定3人们来抵制这种浪潮。当然，在排犹主义的狂热声浪中呼吁、捍卫人道主义，是需要过人的胆识。茨威格1932年出版了《玛丽亚·安托内特》，1933年出版了《玛丽亚·斯图亚特》等一系列历史传记，表达了他对于以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为中心的西欧文化的尊崇。

也正因为此，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茨威格的作品很快被下令焚烧。当然，和作品焚烧并行的还有他兴奋的生活。

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茨威格在莫扎特的故乡萨尔茨堡买了幢房屋。他和他的一个崇拜者，已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的女作家弗里德利克·封·温德尼茨自一九一六年结识并成为知己，并于1920年和她结为伉俪。

此后一直到1923年的这段时间，他们在萨尔茨堡度过了一段安宁的幸福时光。他时而出国旅行——这是他的一大乐趣——时而在家里接待朋友，在这些人中间有罗曼·罗兰、托马斯·曼、雅·瓦瑟曼、胡·霍夫曼斯塔尔、詹·乔伊斯、施特劳斯等人。每当他回忆起这段时光，如茨威格在《昨天的世界》中所说的，都是怀着感激的心情。

然而，纳粹在德国的上台，也打碎了身在萨尔茨堡的茨威格的生活。作为一个出身犹太种族的作家，茨威格的住宅被查抄，说是窝藏枪支。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茨威格决定出国一段时间。就这样，他离开经营近20年的故居，这竟然是一种诀别。

此后的几年中，茨威格一直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他先在伦敦居住了一个时期，但大部分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的，去美国、法国、巴西、阿根廷等地，而自奥地利被吞并之后，他就成了一个无国之人。也因为此，他现在不得不时时申请，为许可证、签证而奔波，而劳力伤神，而感到人格受辱，而心情沮丧。

一次，茨威格感伤地写道：“在我失去我护照的那一天，我已经五十八岁了，我发现，一个人随着祖国的灭亡，失去的要比那一片有限的国土多得多。”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时茨威格已从伦敦移居到苏格兰的巴思。现在，他从一个无国籍的人又降格为敌对的外国人，就是因此，他的结婚登记被拖延了。

经过不少周折，茨威格加入英国国籍的申请在1940年得到了批准，此后他大部分时间同妻子在美国和南美等地做讲演旅行，参加国际笔会举行的活动。在成功加入英国国籍不久，茨威格又离英赴美，1940年经纽约去巴西。

在这段时期，尽管茨威格没有参加流亡组织，进行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活动，但他利用一切机会，用自己的影响，用自己的财力去帮助、去援救处境困难的流亡者。

战争摧毁了茨威格幸福的生活，使他失去了生活的基础，被迫流亡，这也使他失去了精神的基础，这些都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得到了体现。或许也可以说，战争的磨难是茨威格的作品越来越走向成熟。

灵魂猎者与反战者

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茨威格特别钟爱心理分析，他在用英语写的简历中说道：“我的固有的本性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上的好奇。”而罗曼·罗兰则明确地称茨威格是一个“灵魂的猎者”。

茨威格对心理分析的爱好可能来至于他不能适应那个驰骋疯狂、张扬野蛮的时代，所以他就把目光转移到人的内部，去探讨人生之困惑和价值。

茨威格自己也曾经说过：“谜一般的心理事物对我有一种不安的支配力量。它们激起我极力去追踪它们的联系，那些奇奇怪怪的人，仅他们的在场就燃起一种去认识他们的激情。”因此，他的小说写生活琐事和心灵世界居多，难以见到宏伟的历史场面，这与作家所生活的圈子和精神倾向都有关系。

如果说，在那些历史人物传记中，受历史人物本身和历史事件的左右，茨威格还不能充分发挥他灵魂猎者的本事，那么他完成的小说则很清楚地展示了茨威格的这种心理分析能力。《热带癫狂症患者》、《巫山云》、《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这三个中篇就是茨威格在这个费曼的突出作品，三篇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题材：激情——情欲，它们描述的都是处于无意识支配下的人的活动，展示了激情——情欲的狂暴力量和心灵中两种力量的搏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该书充分显示了茨威格在描写心理表现意识流方面的艺术才能。小说描绘了一个年逾花甲的女人的一段往事。作品写她出于一种高尚情感，去挽救一个素昧平生的赌徒，却由于瞬间的激情的驱使而失身于这个她连姓名也不知道的男人，淋漓尽至地表现了不自觉的冲动与理智之间的搏斗，刻画了中产阶级妇女的思想感情。

同时，书中人物心理的精彩描写引人入胜，对人性的剖析入木三分，对人性评判客观真实。一个女人一生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不但违反本来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形实际上明明存在，硬不承认这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而且许多人觉着很自慰，要这样才感到自己比“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

除了一些传记之外，《心灵的焦躁》是茨威格这个时期的一部，也是他唯一一部完成了的长篇小说。写的是一个情节简单的故事已轻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在一个偶然机会认识了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伐的女儿艾迪特。艾迪特是个下肢瘫痪的残废姑娘，霍夫米勒对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

小说便围绕这同情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这同情带来的后果展开情节、发展冲突、刻画人物。作者借小说人物康多尔夫之口说出了他自己对于同情的基本观点：“同情恰好有两种。一种同情怯懦感伤，实际上只是心灵的焦灼，看到别人的不幸，急于尽快地脱身出来，以免受到感动，陷入难堪的境地，这种同情根本不是对别人的痛苦抱有同感，而只是本能地予以抗拒，免得它触及自己的心灵。另一种同情才算得上真正的同情，它毫无感伤的色彩，但富有积极的精神，这种同情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十分清楚，它下定决心耐心地和别人一起经历一切磨难，直到力量耗尽，甚至力竭也不歇息。”

人的心灵和精神是一个幽暗的神秘世界，心理学家一直为揭示这个世界的秘密而不断地探索。西·弗洛伊德在世纪交替时期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在这一领域里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并且很快形成为一种强大的思潮，影响遍及许多学术领域，以文学而论，弗洛伊德主义已成为现代派文学的源头之一。这位伟大的无所畏惧的心理学家为许多作家打开了进入这一隐秘起来的世界之路。茨威格在谈及此时说道：“在我们总是试图进入人的心灵迷宫时，我们的路上就亮有他的智慧之灯。”？

茨威格虽然不能说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的一个自始至终的忠实的追随者，但20年代起他的创作所受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他在1936年用英文亲笔写的简历中这样写道：“……我固有的成分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这种好奇我首先试着在涉及个人命运的一些性格化的短故事上加以运用。”

茨威格的作品除了具有心理分析的特点外，“反战”也是他作品的一个主题。作为一个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反战者和与法西斯不妥协的作家，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弱者的同情，不论是《热带癫狂症患者》中那位男主角，《月光巷》中的那位丈夫，还是《看不见的收藏》中那位双目失明的收藏家，他都寄予了深刻的同情。

当然，最能表明他这一特点的是他在1934年发表的以尼德兰中世纪伟大的人文主义学者伊拉斯谟写成的传记《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以及1936年同样以中世纪的宗教改革为背景的传记《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

在书中，茨威格选择了这两位中世纪宗教改革中的历史人物，这表明他对他们思想上的认同和精神上的亲缘关系，是通过他们对他所面临的时代问题的一种表态，如有的评论家称，这是“一种遮掩起来的自我描述”。这两本传记有着共同的主旨，即是崇尚宽容，反对狂热；推崇和谐，反对极端；尊崇良知，反对暴力。

无论是《鹿特丹人伊拉斯谟的胜利与悲哀》还是《卡斯台里奥反对加尔文》，它们对人道主义和精神自由的颂扬，对思想统治和政治暴力的鞭笞都是有着现实意义的，他要把历史当做是对现今时代的一种警告来加以理解。

《象棋的故事》是茨威格生前创作的最后一部，也是他最重要的一部中篇小说。该书以一位象棋高手在旅途中的对弈开始，主人翁B博士是以为维也纳皇室保管员。后来在二战时被抓进了监狱。在幽禁的监狱中，他慢慢失去了自我，就在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一本棋谱让他的监狱生活出现了生机。随着棋艺的精进，他的精神状态也越来越好。但是好景不长，他开始过度沉迷于象棋的世界，弄得自己精神高度紧张，最后进了医院。一位好心的医生救出了他。

该书整篇故事都是围绕着下棋展开。其中穿插了B博士的故事。这是揭示法西斯罪行的佳作。充分表现了茨威格的人道主义。像茨威格的大多数小说一样，《象棋的故事》后来也被搬上了银幕，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自杀之谜

1942年2月23日，佩特罗波利斯小镇上的警察被告知在罗阿-刚卡弗斯大街34号，一对有名的外国夫妇自杀了。

那个死去的男人是作家茨威格，60岁。女人是他的妻子，伊丽莎白，33岁。病理学家认定他们是在前一天的中午到4点钟之间死去的，服用了巴比妥，一瓶矿泉水放在床边的桌子上。

茨威格的遗书放在带邮票的信封里，书桌上有一只削过的铅笔。那儿还有一份文字，题为《声明》，写给本市市长。标题是葡萄牙文写的，内容却使用了德文。此信表达了作者对所受到的热情款待的谢意。这封信的旁边还有一个信封，上面写着“有关我的狗的安排”。

这样的场景看上去更像在精心准备一次旅游，而不是自杀。然而，不管场景是怎样的，伟大的文学家茨威格还是死了。茨威格在遗书中写道：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任务殛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憩息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

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新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却因常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而消耗殆尽。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

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茨威格去世后，巴西总统下令为这位文学大师举行国葬。

茨威格自杀后，德国文学的研究者纷纷探讨这位作家的死因，提出种种疑问，作出种种解释。为什么茨威格会走上这条绝路？莫非他流亡国外，生计无着，穷愁潦倒？抑或看不见前途，悲观绝望？

种种解释或许都有一定的价值，然而，在1940年，即他去世前两年，茨威格在流放生活中开始写他的回忆录，从中我们可以找到驱使他自杀的线索。在回忆录里他写到：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有那麽重要，以至于要把自己的生活写给别人看。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发生了太多的历史事件、经历了太多的灾难和考验，这使我有勇气写一部书，在这本书里我是主角，或者说，是关键人物。

……

我生长在维也纳，一个有着两千年历史的欧洲大都市。却不得不像一个罪犯一样离开，因为它即将沦为德国的一个省会。我用母语写的文学作品，都被付之一炬。

因此我不再属于任何地方，在哪儿，我都是陌生人。欧洲，我的精神故乡，对我来说已不复存在，它在又一场兄弟种族自相残杀的战争中自我毁灭了。

我的父母生活都很富裕，他们是一点点富起来的，到后来变得非常富裕。他们的生活是典型的所谓“上等犹太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对维也纳的文化作出了显著的贡献，而得到的回报却是被扫地出门，事实上，我所说的不只是我个人的情况，在上个世纪的维也纳约有1到2万户像我父母那样的人家过着宁静、舒适的生活。

然而，萨拉热窝的枪声，顷刻间击碎了我们赖以成长的和平而理性的世界。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一位年轻的波斯尼亚民族主义者开枪打死了弗朗西斯-费迪南大公。大公的遗体在大公妻子的陪同下到达特里雅斯特港口，帝国以隆重仪式安葬了他。

这时在欧洲的其它地方，外交家们和各国政府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的重要性。

在二战爆发初期，我完成了最出色的小说《昨日的世界》。这部自传体小说唤起了自己，也唤起了人们对失去的乐园——昔日的维也纳的记忆。

……

1937年，我给弗洛伊德的信这样写道：“当我想到维也纳，我就感到沮丧。我想到了你！你的平静使你成为我的榜样这种感觉一年比一年强烈。”

大师回信道：“怀疑和研究并肩前进，我们只是发现了真理的一小部分，眼前的现实看来非常残酷。”

弗洛伊德1939年9月23日在流亡伦敦时去世。我当时也在伦敦，是一个“从敌国来的外国人”。在他的同乡的葬礼上，—我用德语说道“西格门德-弗洛伊德通过他的工作，使这门语言优雅丰富、更加高贵。”

没有他，对20世纪的思考和理解就会完全不同，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还将仍然以狭隘的、不自由的、甚至某种程度上不公正的方式来思考、判断和感知。如果我们试图在人类心灵的迷宫里有所进步的话，就要用他的智慧来继续照耀我们的道路。西格门德-弗洛伊德创造和发明的一切将在未来的路上指引着我们，只是他本人已经离我们远去。

在外国的土地上一个人会逐渐磨掉了自尊，同样也磨掉了自信和自强以及从前我引以为豪的四海为家的想法。只被一种感觉占据着，那就是我应该为每一口呼吸向外国人民表示感激。我曾经训练自己的心脏训练了近半个世纪，希望它能够像一个上等人一样跳动，这都是徒劳的。

在结束我的生命之前，我不得不完成这最后的使命，巴西这块神奇的土地为我，以及我的作品提供了美好的归宿我要对它表达真心的感谢。我对这个国家的热爱与日俱增，我不希望被葬在别的地方，我的祖国对我来说已经消失了，我的精神家园——欧洲也已经自我毁灭了。

大师虽然去了，但他作品的影响依然还在。1945年以后，茨威格的作品首先在美国和日本，接着在苏联引起强烈反响，惟独在德语国家似乎为人所遗忘。

直到1981年，茨威格诞生一百周年，联邦德国费歇尔出版社重版了茨威格的作品，他的中短篇名篇《奇妙的一夜》、《感情的混乱》，他的作家传记《三大师》、《与妖魔搏斗》，他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歇》、《玛丽·安东奈特》以及他惟一的长篇小说《爱与同情》先后出版，并且一再重版。

顿时，读者似乎发现了一颗文坛新星，从此茨威格名声大振，不仅他生前已经发表过的名篇逐一再版，便是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的遗稿也被克鲁特·贝克整理付印。

于是，读者得以欣赏茨威格的另外两部长篇小说《变形的陶醉》和《克拉丽莎》以及其他第一次问世的中短篇。从1981年掀起的茨威格热，至今持续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