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84年（万历十二年），已故内阁首辅张居正遭到明神宗的清算，被后人称为“张居正改革”的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最后一次自救运动宣告前功尽弃。次年，春秋仅历23年的明神宗朱翊钧即着手让臣民为自己营建寿宫。工程穷奢极侈，历时5年，耗银800余万两，相当于万历初年明朝政府两年的财政收入，约折合当时一千万贫苦农民一年的口粮！这就是北京昌平县境内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建陵期间，工匠、民夫中的老弱饥苦者，不胜繁重的劳累，饿死、病死、累死者不计其数，惨不忍睹。
建好了死后的天堂，朱翊钧便毫无顾忌地放纵于酒色之间。他每餐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忤，辄毙杖下。他日日歌舞，夜夜交欢，沉溺于女色之中。除了淫乐外，他最关心的就是如何增加皇室私库中的银子。早在1578年（万历六年），他就扩建皇庄，在南直隶长江两岸占地267顷，在顺天府占地21 000余顷。他花起钱来，就像搬动银山一样。皇长子及诸王“册封冠婚”，挥霍白银934万两，而袍服费270余万两在外。有一次光采办珠宝，就费银2 400万两，而宫廷每年所用脂粉的费用高达40万两，年例织造龙袍料多达15万匹。如此庞大的开销，财源是个问题。他开始是向国家各财政部门要。如皇女出生，他诏户部、光禄寺各进银10万两；公主下嫁，宣索至数10万两。但到万历中期，国家的财政已是入不敷出。1592年（万历二十年），平定宁夏哱拜叛乱，费银200余万两；同年冬天，援朝抗日战争开始，首尾8年，费银700余万两，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平定播州土司杨应龙叛乱，费银约300万两，国库告匮。而早在1596年，乾清、坤宁两宫失火，1597年，皇极、建极、中极三大殿又付之一炬，营建乏资，主管财政的大臣束手无策，只好奏请捐俸助工。
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库里已经取不出什么银子了，朱翊钧干脆来一个直接掠夺。他向全国各地派出矿监税使，以开矿收税为名，把工商业者作为主要的掠夺对象，聚敛大量财富。对于他来说，他根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对人民的掠夺行为。1590年，曾有人批评他贪财，他却理直气壮地说：“朕身为天子，富有四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的财富，皆是朕的，贪财从何说起？”何况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认为工商是末业，对末业多征一些税，未免不是重农的办法。于是，从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开始，朱翊钧派出大批亲信宦官，分赴全国的各矿区和主要工商业城市、港口，充当矿监税使，抛开国家机关，直接对人民进行掠夺。
矿监税使可以专折奏事。朱翊钧对国家大事不予理睬，对矿监税使的奏章却格外重视，所以，“诸税监有所纠劾，朝上夕下，辄加重谴”。有了皇权的全力支持，这些矿监税使便如同豺狼一般，肆行无忌，“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他们强夺民财，“富家钜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
矿监税使是一批“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所收税款无帐可查，官府也不能过问。据记载，从1597到1605年，各地矿监税使进奉给朱翊钧的白银为300万两，还不到他们掠夺的十分之一。
矿监税使的掠夺，弄得全国“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迁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老百姓们“怒忿无处可伸，郁结无时可解”，于是掀起了抗暴图存的斗争。1599年，湖广荆州商民数千人，“飞砖击石”，反抗税监陈奉；同年，山东临清商民罢市，万余人纵火焚烧税监马堂的衙署，击毙他的党徒37人。1601年，苏州织工葛贤（原名成）领导数千名失业织工，打击税监孙隆，杀死他的参随，焚烧恶棍的住所，将税官投入河中，孙隆逃往杭州。同年，武昌发生民变，反抗税监陈奉。1603年，北京西山煤矿窑民，成群结队到北京示威。1606年，云南百姓杀死矿监杨荣及其走狗200余人。1608年，锦州军民大暴动，反抗税监高淮的掠夺。1614年，福建漳州商民暴动，反抗税监高案。当时全国发生的市民反抗矿监税使的斗争，大小不下数百起，说明明朝的专制皇权已完全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然而，面对人民的反抗，朱翊钧毫不醒悟，直到死去才撤回了这批豺狼。
在朱翊钧派矿监税使四出搜刮、掠夺城市工商业者的同时，明朝政府陷入越发严重的财政危机，于是饮鸩止渴，大肆加派。早在嘉靖时便有称为“额外提编”的田赋加派。1602年（万历三十年），江、浙田赋加派120万两。使广大小土地所有者彻底破产的是“三饷加派”。1608年（万历四十六年），因辽东用兵，按亩加派“辽饷”，共加3次，亩均9厘，全国总额为520万两。崇祯时加派镇压农民起义的专款“剿饷”和“练饷”1 010万余两。“三饷”共计1 530万两，超过田赋正额许多。而官绅地主享有优免特权，加派就全落到贫下户的头上。由于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更是层层加码，“阴为加派者，不知其数”。明末，地方官到北京接受朝觐考察，谋求升职，每人至少要花五六千两银子行贿打通关节。巡按御史到各地查盘缉访，地方官馈遗奉迎，多至二三万金。这些钱款都是官吏从老百姓那里勒索的。所以，当时人慨叹：“国家选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数百万；国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余万。”
专制君主、贪官污吏敲骨吸髓的剥削、掠夺，加上明末60余年的连绵灾荒，逼得人民走投无路，明朝政府“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1588年（万历十六年），湖广黄、蕲地区发生梅堂、刘汝国相继领导的农民起义。1622年（天启二年），白莲教徒徐鸿儒在山东郓城发动农民起义，部众达数万人。各地农民抗租、奴仆造反的事件更是此起彼伏。而从辽东溃败的散兵残卒，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抚恤安置，反而惨遭堵杀，也纷纷加入了抗暴图存的队伍。
到天启末，在明朝黑暗统治下的失业工商业者、破产农民、溃散的兵士，已经汇成埋葬朱明王朝的熔流，只待掀开进发的火口。
然而，腐朽贪婪的明朝统治者，却依然我故。
朱翊钧除了贪财好色外，既不御经筵日讲，也不亲临郊庙祭祀，臣下要求改善朝政的奏章，他一概留中不发，缺额的官员，也都不予补充。官员们对他已丧失信心，很多人上疏退职，也不等皇帝的批示，径自挂印而去。1602年（万历三十年），两京缺尚书3人，侍郎10人，科道94人，地方缺巡抚3人，布、按二司官66人，知府25人。1605年，南北两京大僚强半空署，督抚重臣经年虚席，布按二司缺50～60人，知府缺40～50人。1609年，北京朝廷的阁部大臣，内阁仅有叶向高1人，九卿（六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大理寺卿、通政司使）中在朝供职的，只有都御史1人和侍郎2人，其他的则或因缺未补，或闭门不出。
官僚集团不但对皇权失去了信心，而且内部也分立党派，争论不已。1605年，被革职回家的吏部郎中顾宪成（1550—1612年），修复无锡东林书院，提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口号，召集志图改革政治的同道，以讲学的形式，“讽议朝政，裁量人物”，希望借此影响朝政。他们被大贵族、大地主集团看作为“东林党”。东林党形成后，与东林对立的有浙、齐、楚、宣、昆各党，他们勾结当权派，迫害东林人士。这一追害到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时达到登峰造极。
总之，在万历年间，明朝已是纪纲大坏，王纲解纽，崩溃的形势已经形成。乾隆皇帝在为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撰写的碑文中说：“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
神宗的荒唐贪婪，加上天启的昏庸、魏忠贤的乱政，明朝走向灭亡已是无可挽回。这时，东北的建州日益强盛，内地的兵变、人民起义日多一日，并且形成燎原大势，明王朝已陷入不可解救的政治、财政危机。虽然崇祯帝一心求治，但已无力扭转乾坤，何况他也不是什么圣明贤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