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璋取得应天后，虽然占有的地盘还很小，但整个形势却有利于他的发展，就看他能不能抓住时机，正确加以利用。当时他的北面是小明王，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主力拖住了元朝的主要力量，使元军无力顾及他这样的红巾军小头目。东面是张士诚，西面是徐寿辉。在他们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小的地方割据武装，还有被切断与本部联系的孤立的元军据点。尽管与张、徐不断发生磨擦，但江南元军的势力还没有被完全消灭，他们还有共同的敌人，而且张、徐的力量还没大到可以兼并元璋的程度。江南元军的处境就很不妙了，不但失去了与本部的联系，而且面临多线作战。这样，元璋暂时并没有对付不了的敌人，而是面临一个很好的发展机会。
元璋首要的任务是要稳定以应天为中心的根据地。镇江是东大门，张士诚要是得了它，就可以直捣应天。宁国（治所在今安徽宣城）是向南发展的必由之路，如果让徐寿辉先占了，就等于一把利刃插在自己的肚子上。所以，元璋在应天刚立住脚，就立即派徐达攻下镇江，又让邓愈打下广德（今安徽广德），诸将攻克长兴（今浙江长兴）、常州，亲自督师攻取宁国，又先后占领江阴、常熟、池州（治所在今安徽贵池），徽州（治所在今安徽歙县）、扬州等地。在1357年这一年内，把应天周围的战略据点尽数取下。从战略上看，东面起自江阴，沿太湖南岸到长兴，构成一条挡住张士诚西犯的防线；北面是友军，只须放少数的军力维持地方秩序；西线和天完政权接壤，采取以守为攻的战略；南边的宁国、徽州，是向浙东（指浙江钱塘江以东以南地区）挺进的先头阵地，派重兵驻守。浙东元军和本部完全隔绝，孤立无援，最容易攻破，取得成功。元璋看清楚了这一局势，就集中力量往南拓展。
1358年4月26日，元璋的将领朱文忠、邓愈、胡大海合兵攻克建德路（治所在今浙江建德），改为严州府。7月12日，朱文忠攻取浦江县（浙江浦江）。11月8日，胡大海攻克兰溪州（浙江兰溪），于是进取婺州路（今浙江金华）。胡大海久攻不下，元璋便亲自率领精兵10万前往支援，到1359年的1月19日，终于将婺州路攻克，改为宁越府，不久又改为金华府。取得金华这一浙东重镇后，元璋的将领又先后占领了诸暨州（浙江诸暨）、婺州路（治所在今浙江衢县），处州路（治所在今浙江丽水），东南一带孤立的元军被依次消灭。到1359年年底，从现在的地图上看，朱元璋就占领了从江苏的南京、太湖以西，往南经江苏、安徽、浙江三省交界处，到浙东的一块长方形的地区，和4年前刚占领应天时相比，形势已经大大改观。
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要取得平定天下的功业，关键当然是要取得军事上的成功，不过军事的成功又和其他许多因素有关。首先，必须拥有一支精锐强大的部队，而要供养这支部队又必须要有充足的粮食供应，这是决定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当时又是灾荒，又是战乱，劳动力大都去当了兵，从事耕田的人少了，加上天灾人祸的破坏，水利失修，耕牛被屠杀，粮食产量下降。军队每到一处都是采取抢掠和强征的办法，老百姓见生命财产没有保障，都纷纷逃走，所以军队也就越来越没粮食吃。这在当时是一个普遍的问题，扬州的青军甚至杀人作粮食。元璋刚过江的时候，采取的也是抢掠和强征的办法，称为“检刮寨粮”。但这不是长久之计。如果长此以往，军队就会成为纯粹的破坏力量，失去立脚的基础。元璋和幕僚们商量出一个老办法，要“广积粮”，除了老百姓出一点外，部队自己也要利用战隙搞生产，减轻百姓的负担。古书上有过屯田的事例，是条好经验。1358年的3月，元璋任命元帅康茂才为都水营用使，专门负责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又分派诸将在各地开垦种田，立下章程，用生产量的多少来决定赏罚，边生产边战斗，除了供给本部的军饷外，还要做到有存粮。一年后，康茂才的屯区得谷15 000石，余粮7 000石。元璋下令褒奖，并一再强调要做好屯田工作。几年工夫，到处兴屯，仓库满了，军粮够了。1360年7月，下令禁止各府、县征收寨粮，农民高兴，干劲足了，加上水利修多了，生产条件改善，粮食产量稳步上升。在设置营田使的同年，元璋还设立了管领民兵万户府，抽点民间壮丁编作民兵，农忙时耕田，闲时训练，既可以作为维持地方治安的力量，战争紧张时又可以充实到正规部队中，兵农合一，两不耽误，有点像现代的预备役部队。
军事的成功和老百姓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这就是取得人心的问题，元璋幕下的儒士经常提醒这一点。要大众归心，必须有良好的军纪。打镇江时，元璋特别告诫徐达，管好部队，城下之日，不许掳掠杀戮，有犯禁令的，军法处置，绝不手软。攻下浙东重镇婺州（金华）后，元璋严禁剽掠，并下令禁止酿酒，又发放粮食赈济因围城缺粮的老百姓。军纪不但关系到军民关系，更重要的是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因战时粮食供应紧张，元璋明令禁酒。手下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胡三舍与别人违犯酒禁，私自酿酒谋利，元璋下令依法把他杀了，都事王恺进谏说：“胡大海现在正在攻打绍兴，就看在他的面子上饶了他儿子。”元璋大怒说：“宁可胡大海反了，也不能破坏我定的规矩！”于是自己抽刀把他杀了。当然，胡大海也并没有因此投敌。
元璋读书不多，但知道读书的好处，祖先许多成功与失败经验都写在书上，读书就可以得到教益。他因此也尊重读书有知识的人，这种人在当时称为儒士。他每占领一地，就要召见这一地方的儒士，让他们为自己出谋划策，或是出任地方官吏，帮助统治。这些儒士不但有知识，有谋略，有的还是一方的豪势，得到他们的支持，就获得了社会的支持。当然，元璋的政权和军队就难免要保护他们的利益，成为地主阶级的政权。元璋幕下最著名的儒士就是朱升、刘基和宋濂。休宁老儒朱升曾告诉他三句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他第一巩固后方，第二发展生产，第三缩小目标，长远打算，对元璋后来事业的发展极为有利。刘基、宋濂和叶琛、章溢都是浙东的名人，当时称为“浙东四先生”。取得金华后，元璋就将他们请到应天，盖个礼贤馆，奉为上宾。刘基以谋略见长，为元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宋濂以文章著名，为元璋树立形象，制造舆论。叶琛、章溢则是效力疆场，为明朝的建立和巩固贡献了身家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