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十分重视运用刑法和刑罚来巩固统治。他一方面花了30年的工夫，制定了一部自认为是轻重得中，适合时宜，可以传之子孙后代的法典——《大明律》；另一方面，针对“乱世”和“民不从教”的形势，大搞《律》外用刑，刑法的滥用与残酷，为秦朝以后少见。
《大明律》的草创，从明朝建国的前一年就开始了。1367年（吴元年）11月，朱元璋任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20人为议律官，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律文285条，同《大明令》一起刊行。然后，他让大理卿周桢将有关民间所行事宜的律条分类编排，加以训释，取名叫《律令直解》，颁布各州县。
为了将《大明律》制定成一个“轻重适宜”、“百世通行”的法典。从1368年起，朱元璋命儒臣4人，同刑官讲《唐律》，每天呈进20条，作为他确定律文的参考。1373年（洪武六年）冬，诏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成一篇，即令进奏，揭于殿庭的两庑，亲自加以修改、裁定。到次年3月完成，颁行天下。1374年颁布的《大明律》，篇目和《唐律》一致，共30卷，606条。到1389年（洪武二十二年），根据明初20多年法律实旋的经验和实际需要，朱元璋再次让翰林院同刑部官更定《大明律》，“取比年所增者，以类附入”。鉴于1380年已将中书省废除，丞相的权力分掌于六部，所以1389年所定的《大明律》把“名例”篇放在开头，以下按六部官制，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隋唐以来沿袭了800年之久的法律编纂体系，至此发生改变。到1397年（洪武三十年），又将1389年律中有关“十恶”、军情、官吏受财等条文的量刑规定加重，同时将《钦定律诰》147条附于律文460条之后，正式颁布天下，命子孙遵守，永世不得更改。至此，《大明律》的编纂工作便全部完成。
建文帝即位后，曾经宣布废止《钦定律诰》。永乐夺位后，又恢复了朱元璋时代的做法。到永乐之子明仁宗即位，孙子宣宗继位，都屡次诏令废止《钦定律诰》。所以，《大明律》的460条律文是明朝一直遵用的法律。
《大明律》是继《唐律》之后，中华法系的又一部典型性法典，而且后来基本上被《大清律》沿用。《大明律》具有中华法系法典的一般特征。如以礼入法，诸法合体等等。以礼入法指的是法律制订的理论根据是三纲五常的礼教，在法律中充分体现了礼教的原则和精神，诸法合体指的是以刑法为主，兼及行政、司法、民事方面的规定。而且，民事、行政方面的违法行为均以刑罚的方式进行处理。
与以前的法典相比，《大明律》“视唐简核，而宽厚不如宋”。
具体说来，对于不直接威胁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典礼及风俗教化之事”，《大明律》量刑大多较《唐律》为轻；而对于直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镇压人民反抗的有关法律，即“贼盗及帑项钱粮等事”，《大明律》大多较《唐律》为重。
另外，《大明律》中设立“奸党”专条，规定内外官交结、大臣专擅选官、巧言谏免、暗邀人心、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斩。这是专门用以维护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为明代以前历代法律所没有的。
同时，《大明律》对官吏贪污索贿的处罚比以前加重。
朱元璋规定的《大明律》，子孙们代代相承，不敢轻易更改，但司法的实际却不断地有变化，不能削其足而去适应不能变化的法律之履。于是，明太祖的子孙们不是去修改《律》，而是采取《律》外变通的办法，称为“例”或“条例”。“例”的提出，或由皇帝的诏令，或发于廷臣的奏议，但最终都以皇帝的权威加以确定。
1492年（弘治五年），因历年条例纷繁，法司问刑多有轻重失宜，刑部尚书彭韶等人删定《问刑条例》。1500年（弘治十三年），议上《问刑条例》297条，作为“常法”颁布天下，与《律》并行。1506—1521年间（正德年间），又新增《问刑条例》44条。1549年（嘉靖二十八年）重修《问刑条例》为249条，1555年又增89条。1585年（万历十三年），刑部尚书舒化又重修《问刑条例》，计有382条。之后，又加续修，为385条，其原文现存于《万历重修大明会典》中。1641年（崇祯十四年），刑部尚书刘泽深又请议定《问刑条例》，未及行而明亡。
朱元璋除了花几十年的工夫修订《大明律》，对行政立法也很重视，令臣下于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修成《诸司职掌》，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构的职掌和事例，作为20多年来政制改革的总结。到1497年（弘治十年），以累朝典制，散见千简册卷牍之间，百司难以查阅，民间无法悉知，所以明孝宗敕儒臣分馆编辑，到1502年（弘治十五年），书成，定名为《大明会典》，共180卷。1506—1521年间（正德年间）重校刊行。1529年（嘉靖八年）续纂，未颁行。1576年（万历四年）重修，至1587年（万历十五年）成书，称《万历重修大明会典》，题为申时行等奉敕撰，共228卷。重修的《明会典》是记载明朝法规最为完全的法典。
朱元璋之重视法律与制度的制定在历史上是有名的，而他运用残酷刑罚——即所谓“重典”——来巩固统治则更加突出。尤其是用重典惩治贪官污吏构成了他重典政策的主要部分。据有关专家的计算，在朱元璋将重典政策推向顶峰的四编《大诰》中，记有案例的条目一共156个，其中涉及到官吏犯罪的就有128个。
朱元璋出身下层，亲眼目睹了元末“官贪污吏，不知廉耻为何物”的局面，十分痛恨。他曾对大臣说：“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故今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
但是，朱元璋用法越严，贪官污吏反而越多。他恼怒地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于是，从1371年（洪武四年）发起大规模甄别全国官吏的运动开始，多次以运动的方式清洗贪官污吏。
1376年（洪武九年），发生了一桩大案——空印案。按规定，每年省、府、州、县各地政府都得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的收支帐目，以便于中央政府对全国财政的统筹管理和对地方财政的监督。帐目是层层上报审核的，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相符，准许报销，才算手续完备结了案。钱谷数字若是有丝毫对不上，便被驳回重造。各省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是千里上下，重造帐目不要紧，要命的是上面还必须盖有原衙门的印。因为要盖这颗印，来回就得折腾上个把月以至好几个月。为了万一遇部驳时省去往来折腾的麻烦，上计吏照习惯都随身带有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文册。这本是公开的秘密，谁都认为合情合理而且省事，不料到1376年（洪武九年），朱元璋忽然发觉这秘密，大发雷霆，以为其中一定有鬼，非严办不可，就下令各地方衙门凡主印的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其实，上计吏所带的空印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不能作别的用途，预备了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国各地方衙门的人都明白这道理，连户部官员也是默认的。但朱元璋发起此案还有废行省，改组为布政司的目的，所以案发后，朝廷上谁也不敢分辩，有个读书人冒死上书把事情解释清楚，也不中用，地方长吏还是被杀一空，当时有名的好官济南知府方克勤（方孝孺之父）也死在这案内，上书人也被罚做苦工。
1385年（洪武十八年），又发生了郭桓案。这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和户部侍郎郭桓共同舞弊。经审查，这一案的赃款折合精米达2 400万石，相当于洪武时全国一年的两税收入。于是，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追赃粮700万石，供词牵连到各省官吏，被杀的上万人。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大地主，中产以上的地主破家的不计其数，引起地主和官僚的不满，他们指斥、攻击处理这个案件的法官，议论沸腾，情势严重。朱元璋觉得矛盾继续发展下去，对自己的统治不利，便一面以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分析是非，一面把原审法官也杀了，作为对地主和官僚的让步，结束了这件大案。
除以上三次大屠杀外，还有1380年（洪武十三年）连坐胡党，1386年（洪武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1390年（洪惫二十三年）罪妄言者，三次有计划的诛杀。
朱元璋惩治贪官污吏的手段是《律》外用刑，以自己的意志，任意加重刑罚。这些酷刑有凌迟（俗称活剐）、剥皮、枭首（砍下头挂在杆子上）、族诛（一人犯罪全族人处死）、阉割等等。为了给自己的重典政策辩护，同时起到警醒贪官污吏的作用，1385年（洪武十八年）、1386年、1387年三年中，朱元璋会编典型案件、加上自己的训诰，亲自写成《御制大诰》、《御大诰续编》、《御制大诰三编》、《大诰武臣》，颁行天下，并作为各级学校的教材，在全国掀起一个背诵《大诰》的运动。他还在各官衙设一个剥皮场、一个挑贪官人头的杆子，在官衙办公书案旁悬挂一张填实草木的人皮，用以震慑恐吓贪官污吏。
与重典相结合，朱元璋还史无前例地赋予民众告发、捆绑贪官污吏的权力。
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打击贪官污吏收到了一定的澄清吏治的效果，当然也枉杀了不少人，也借机剥夺了不少财主的财产。
朱元璋以猛治国，自认为是治理乱世不得已使用的办法，因此，他不许后人学他的榜样。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他立下祖训说：他法外加刑只是“权时措置，顿挫奸顽，非守成之君所用长法。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并不许用黥刺剕劓阉割之刑。”
明代的司法与立法一样，都充分体现了君主专制高度发展的特征，司法权和立法权都高度集中于皇帝手中。明朝的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等，各级地方政府只有判决笞杖二等犯罪的权力，徒流以上都得交付中央的刑部。罪犯押解到中央后，并不能得到及时的判决，而往往是长期羁押。尽管有公卿大臣的圆审、大审、三法司的会审，但这些都不过是皇帝直接控制司法的各种形式，并不考虑到案犯的人权。事实上，中国古代也没有人权的概念，人们一旦犯罪，更是成了专政的对象。尽管封建政府对刑讯逼供、淹禁罪犯至死都有一定的罚则，但既无人身权利的保障，又不能及时判决，这些罚则往往只是供政府装饰门面用的，刑讯逼供依然泛滥，罪犯照旧大量淹禁至死。1411年（永乐九年）12月，刑科给事中曹润报告说：那些得不到及时判决的案犯羁押在狱中的时间有达一年以上的，而且一个月中，刑部羁押的案犯一共淹禁至死930余人。对此，永乐帝只不过是“切责”有关人员而已。
明朝在中央有三法司等专门的司法机关，省级也有按察司专理刑狱，但府州县却是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合一。府尚专设一员推官理刑狱，而州县则由行政长官兼理。州县是司法的最基层，但是掌管司法的人都绝大多数没有专业知识，当时也没有法庭辩论和辩护的制度，因此，误判、冤案就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且儒学理想是“无讼”，所以代人告状打官司的“讼师”就被封建政府所禁止、取缔，因而，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辩护制度。明朝虽然在朝廷设有登闻鼓，人们有冤屈，可以击鼓告御状，也可以通过通政司投状，个别的人也确实因此得以伸冤，但是，对于大多数冤屈者来说，最初的是非既已混乱，这冤屈又何从得伸呢？所以，我们在史籍中可以看见明朝政府屡屡禁止越诉的记载，同时也可以看见越来越多地方的人民“好讼”的记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