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考古学家在电视上畅谈北京的宣南文化，提及了金中都。他说金中都遗存至今的只有一个湖泊和一座塔。再没有别的了。
我知道，湖泊是指莲花池，塔是指天宁寺的宝塔。
据传说金皇宫玉华门边的同乐园，内有瑶池、蓬瀛等美景。其中既可荡舟、又可赏鱼的瑶池，即今日之莲花池。遒贤诗注：西华潭为“金之太液池”。莫非莲花池又曾叫西华潭？此太液池是中都城内的，当属莲花池——而非东北郊外避暑度夏的大宁宫太液池（今北海）。几代金主，在宫苑里散步，一低头就能看见水面漂浮的睡莲，肯定感到心旷神怡。如今，莲花池还有莲花开放吗？是否还是800年前的品种？可以肯定的是：它们根本回忆不起昔日帝王的容颜了。人有时比花还要多情。花有时比人还要无情。
今广安门外滨河路的天宁寺，其前身是北魏孝文帝时的光林寺，隋仁寿时称宏业寺，唐开元时称天王寺。辽代改称大万安禅寺，并在寺后建起13层高八角密檐式舍利塔，塔檐上悬挂着3400颗风铃，如鸣佩环——当然，大多数已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殒落，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颗。天宁寺几度重修，又几度毁于兵火。惟独这亭亭玉立的宝塔却奇迹般保存下来，成为辽金元明清数朝元老及最忠实的证人。在历史长河中它已带有航标的性质——是辨认辽南京和金中都旧址的重要依据。
成吉思汗曾率领蒙古铁骑三次包围金中都。第一次因缺乏攻城之利器，只好隔着护城河大骂一通，扫兴地撤回草原。第二次，困守危城的金宣宗学得乖了，拱手献出绝色的岐国公主及金童玉女各500人，还有大量金银财宝——弄得成吉思汗都心慈手软了。然而，金贞三年（1215年），他终于成功了：丝毫不留情面地攻陷中都，大肆抢掠——仿佛冲进了天堂似的，雕栏玉砌、绣帷彩缎令人目眩。我估计成吉思汗这回肯定是出于嫉妒心理，而实行“焦土”政策：一把大火整整烧了一个多月。下手可真够狠的。意犹未尽，索性将中都的地名都改了，称作燕京。
就这样，一代名城被送进“火葬场”了：宫殿、民舍、商铺、歌台，全化为灰烬。只剩下憔悴不堪的莲花池，和经烟熏火燎而未倒的天宁寺宝塔。
还好！如果连这两件可以作证的旧物都不曾幸存，金中都将彻底地形同海市蜃楼、一闪而逝。恐怕连其确切的遗址都会失传，使后人很难考证。
成吉思汗的火炬，烧掉的不仅是金中都，还有辽南京、唐幽州城以及古蓟城。它们处于大致相同的方位——即当代的宣武区。所谓的宣南文化，有比元明清北京城更为古老的积淀。
我把莲花池视为一面锈迹斑驳的铜镜。当然，这已是一面空镜子了。可我还是希望其中能倒映出金中都的回光返照。
至于摇摇欲坠的天宁寺宝塔，早就不允许人爬上去了。我还真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偷偷摸摸地登上塔顶，举目四望，充斥于视野中的居然不再是星级饭店、巨幅广告牌、红绿灯、立交桥呀什么的，而是暮色四合的堡垒、独霸一方的皇宫、香烟袅袅的庙宇，甚至还有穿着翻毛皮袄操练的骑兵（那是岳飞的敌人吧）……难道曾经令半个中国呻吟不已的金兵又卷土重来了？
我吃惊地揉一揉眼睛。醒了。
真挺让人感慨的。不可一世的王朝，砖木结构的城郭，眨眼间就破碎了——相反，岳将军写在纸上的一阕《满江红》，却风雨无阻地流传至今。
请原谅我自幼年起所受的教育。一提及金中都，就联想起更为久远的纠葛：挥师南侵的完颜阿骨打与金兀术呀什么的，还有岳飞、辛弃疾等一系列抗金的民族英雄……正如一提及辽南京，就联想起为收复燕云十六州浴血奋战的杨家将，以及穆桂英挂帅的十二寡妇。
宋宣和四年（1122年），依照宋徽宗与金太祖阿骨打订立的“海上之盟”（共同灭辽后，金据辽故地，宋收复燕云十六州），金兵攻克辽南京，劫掠一空后交还北宋。但仅仅三年后，实在舍不得这块肥肉，又杀了个回马枪，再克燕京，据为己有。以此作为跳板，就可以南下中原——直至攻破汴京，俘虏了北宋徽、钦二帝。此即岳飞词里所说的“靖康耻”。金兵凯旋而归，搜刮了无数宫廷器具、古玩珠宝，还将众多的工匠、技师、织女、司天官、乐队、舞姬等各行业人才“尽皆驱虏北行”，安置在燕京——后来在金中都的建设与发展中派上了用场。
金中都是在辽南京的基础上翻修改建的，但工程浩大，“汉化”的倾向也更明显了。甚至可以说，整个就是根据汴梁“克隆”的——城市规划与宫廷体制，均刻意模仿北宋的汴京。况且，不仅设计人员的思路同出一辙，最能够炫耀财富与标榜地位的诸多“硬件”——从玉樽金鼎到龙床香案，凡此种种，皆是直接从沦陷的汴都搬运过来的。说个笑话：连大宋的皇帝与太上皇都成了人质，还有什么不敢拿的呢？堪称最早运用的“拿来主义”：连人带物，尽入囊中。至少说明了一个问题：一向在草原游牧的女真族，对大宋的物质文明无比艳羡，才有照葫芦画瓢之举。
若干年后，金人的后裔，从白山黑水间卷土重来的清（初称后金），又把这种祖传的“拿来主义”发挥到极致：连照搬与抄袭都嫌费事，一屁股坐进明王朝余温尚存的紫禁城里。北京由明转清，成了“二手货”——除城头悬挂的旗帜变了，几乎原封不动。说鸠占鹊巢或许不太好听。以“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来形容，也说得通吧。
“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二十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相埒。”（黄仁宇语）
汴京作为北宋黄金时代之原创，据我所知至少产生两件伟大的赝品：一是张择端的写生画卷《清明上河图》，二是女真族依其宫殿规则、市井格局仿造的中都。汴京（开封）的繁华梦，被南下的女真铁蹄踩碎。取而代也、辉煌一时的金中都，同样未有好结果：成吉思汗将其焚之一炬。一场帝国之间的“超级模仿秀”结束了。我们只能借助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来想像神话般的汴京，兼而想像消失了的金中都。
汴京只留下了一幅画。就像金中都只留下了一个池塘和一座塔。
说起古燕都，必提燕昭王与太子丹；说起辽南京，必提萧太后；说起元大都，必提忽必烈；说起明北京城，必提永乐皇帝朱棣；说起清北京城，必提康熙、雍正、乾隆……
而说起金中都，必提海陵王。海陵王之浮沉，皆与宫廷暗杀有关。皇统九年（1149年），完颜亮以庶长身份谋弑熙宗，戴上了沾满鲜血的皇冠。后来他本人也未能善终——被手下大臣所弑。金世宗上台后，废黜其帝号，降为海陵郡王。
完颜亮活着时毕竟做了一件大事：贞元三年（1153年），由上京（今黑龙江省阿城）迁都燕京，号称中都——带有“居天下之中而号令四方”的意思。可见其野心勃勃。他甚至不以迁都、移民为满足，还把祖坟都移置过来了。在中都西郊大房山修建绵延百里的皇家陵园，从老家迁来始祖光陵、太祖睿陵、世祖永陵、太宗恭陵等十二帝陵，使祖宗八代的灵魂皆来新都安家落户，以保佑后人征服中原之伟业宏图。真称得上举族南侵：不仅迁徙生者，而且迁葬死者——是女真族精神的一次大规模移栽，连根拔出，植入异域，以示永久占领之决心。海陵王本人，最终也埋骨于房山。他之后的世宗、章宗、睿宗、显宗，皆葬于此。死也不回头啊！
金中都虽毁于蒙古马队，郊外的金陵却逃过此劫。直至明天启年间，怀疑长城外复兴的后金势力，与留守北京的金陵风水有关，乃下令捣毁。祖坟被挖，王气似乎并未遭到致命的破坏——清兵还是继承先辈遗志顺利入关。迷信的明朝君臣终究失算了。清帝由盛京迁都北京后，即修复金陵——重新圆了先驱者残缺数百年的梦。
海陵王，一个弑君者，一个被弑者，肯定预料不到，在自己身后，还会发生这么多离奇的事情。
死于非命的海陵王的形象，与夭亡的中都城的轮廓一样模糊。幸好南宋诗人范成大出使金中都时，亲眼目睹了这位传奇君主的威仪，并以文字描绘：“金主幞头，红袍玉带，坐七宝榻，背有龙水大屏风，四壁幕，皆红绣龙。拱斗皆有绣衣。两槛间各有大出香金狮蛮地铺，礼佛毯可一殿。两旁玉带金鱼，或金带者十四五人，相对列立。遥望前后殿屋，崛起处甚多，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所谓穷极侈奢。炀王亮始营此都，规模多出于孔彦舟。役民夫八十万，兵夫四十万，作治数年，死者不可胜计。”在他眼中，流光溢彩的金中都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上的。而大兴土木、争奇夸富的海陵王，在榨取民脂民膏方面，与挖运河的隋炀帝不相上下。
林语堂在《辉煌的北京》一书中，转述了另一位目击者的由衷赞叹。《海陵纪》的片断，被翻译成白话文：“燕城内大部分面积被紫禁城占去，那儿几乎没有平民百姓的居所。金碧辉煌的宫阙，蜿蜒曲折的城墙广布四方，高入云端与秦朝的阿房宫、汉代的建章宫相比，毫不逊色。我因公务去燕山那天，曾被皇帝召见，看到了他的禁卫军的威武庄严。他的皇冠上嵌着七种珠宝。西厢有两个十英尺高的狮子。金主完颜亮，面色黧黑，长长的胡须，眼睛向下俯视。我在崇元殿亲眼见到了他。”将海陵王的皇城攀比秦始皇的阿房宫——假如并非夸张的笔法，真令无此眼福的后人感慨。其实《海陵纪》的作者，不可能见识阿房宫的——早被项羽给点火烧了；他顶多读过杜牧的那篇《阿房宫赋》。他恐怕想不到，自己一时冲动的比喻，简直带有预言的性质，终将被证明为无比准确：金中都同样发生了一次致命的火灾，沿袭着阿房宫的厄运。而后生我辈，只能通过《海陵纪》里的描述，来感觉那变成了传说的金中都。
海陵王的时代，金宋以淮河、大散关为界，苟延残喘的南宋要俯首称臣的，每年进贡岁币银绢各25万。凡金主寿诞及其他佳节盛典，南宋使臣都会及时赶到中都祝贺献礼，即使像范成大这样的文化名流，也不敢有辱使命，只好屈膝向异族的君主顶礼膜拜，说不定还要违心地大唱赞美诗什么的呢。有什么办法呀，宋之君臣，算是遇见了劲敌与克星，自尊心受伤在所难免。蜷缩在临安的南宋小朝廷，偶尔也会错把杭州当汴州，但大多数情况下，还是要观望远方的金中都的动静，瞧金主的脸色行事。硬着头皮北上的使者，要么是求和的，要么是纳贡的——总之，想方设法地搞好关系。每逢走近傲气逼人的金中都城下，恐怕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山外青山楼外楼，什么叫天外有天，什么叫一物降一物，什么叫弱肉强食……
在一系列风尘仆仆的使臣中，还有个叫许亢宗的，大致描绘了这座北方重镇的规模：“燕山府城周围二十七里，楼台高四十尺，楼计九百一十座，池堑三重，城开八门。”这还是海陵王扩建之前的。在《大金国志》里，城市的周长已变成75里（可能把外郭也包括进去了）。至于城门，也增至12个。南部的中门叫丰宜门。据说后来的丰台，就是由此得名的。林语堂说他在丰台附近见到一段二英里多长的古城垣——系金中都的南城墙。不知别来是否无恙？哪一天，我应该替远离北京达半个多世纪的林先生，再去丰台找一找。至少，应该打听一番其下落。
多么希望金中都的南城墙与丰宜门，依然在原地等待着我呐。多么希望早朝的崇元殿、求仙的望月台，依然在原地等待着我哟。多么希望海陵王在原地，等待着我哟。当然，我会告诉他：我不是来进贡纳税的，我是来寻诗的——寻找废墟里的诗意。
我知道今宣武门西南笔管胡同，是竹林寺遗址：“金熙宗驸马宫也。寺僧云一塔无影。”这神奇的无影之塔，如今既无影又无踪了。
我知道老墙根南罐儿胡同，原有玉虚观。《析津志》说观内有金梁忠烈王（金兀术，岳飞的死对头）祠堂。
我知道今下斜街和广安门内大街交汇处，原有大悲阁，系金中都最繁华的商业区（相当于当代之王府井）。成吉思汗破城而入，从这闹市开始烧起的。《金史》记载：“卫绍王大安二年，大悲阁灾，延烧万余家，火五日不绝。”
我知道今枣林前街北，系寿安宫遗址。金世宗临死前，遗嘱将自己的梓宫（棺材）停放在寿安宫——寿终即大安。元代在其残存的殿基上盖起一座叫寿安楼的大饭店。《日下旧闻考》：“寿安楼在燕京金皇城内东华门之西街。”
我知道今南横西街，遗留有圣安寺的山门、前殿。大定三年重建的圣安寺，“轮奂之美，为都城冠。”（见《析津志》）又因悬挂有“领袖像”而远近闻名。遒贤诗注：“寺有金世宗、章宗二朝像。”
我甚至还知道，金中都最漂亮的女人是李宸妃（堪称“市花”或“国花”）——章宗完颜，集三千宠爱于其一身，就像唐明皇迷恋杨玉环那样。这李宸妃可比杨贵妃要有头脑，在向好奇的宾客展览价值连城的宫廷珍宝时，态度很超脱，轻描淡写地道出一句至理名言：拥有者不见得是其守护者，守护者不见得是其拥有者。简直可以给所有的君主作警示的座右铭。古往今来，那么多抛头颅洒热血逐鹿问鼎的英雄，居然不如一位袖手旁观的弱女子看得清楚、想得明白！李宸妃的闺房，叫昭明殿。遒贤诗注：“李妃所筑。今在昭明观后。”邱处机的道徒在昭明殿遗址修建昭明观，算是沾了一代名妃的光。元大都的市民普遍都很仰慕这位前朝的淑女，称昭明殿废墟为妆台——仿佛仍能看见李妃在镜前梳妆打扮。太美了！简直让人不愿接受玉碎宫倾的事实。
泱泱帝都，巍巍皇冠，拥有者不见得是守护者，守护者不见得是其拥有者。不管是拥有者还是守护者，终究要沦为粪土（“粪土当年万户侯”）。甚至他们乐此不疲、智取肉搏所争抢的东西本身，也已化作子虚乌有的烟云……
一切的一切（包括我的咏叹），不过是在浪费感情。
夺取海陵王之帝位的金世宗，也是一号人物。
他依靠海陵王打下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平地起高楼，营造了数十年的太平盛世：“府库充实，天下富庶，宇内小康。”在历史上，大定（世宗年号）年间是金朝的黄金时代（相当于清乾隆之治），有“小尧舜时期”之美誉——评价得可真够高的。
金世宗确实名不虚传。别的不说，曾令马可·波罗叹为观止、在近代又成“七七事变”发生地的卢沟桥，就是大定二十九年（1192年）修造的。世宗取“广利天下众生”之善意，亲自给它取了个名字：广利桥。卢沟河那时叫黑水河，混浊湍急，很是阻碍南北交通。此桥出现，顿时方便了往返的商贾、旅客乃至军队。卢沟桥是华北古桥中规模最大的联拱石桥。清乾隆帝，为之留下“卢沟晓月”的墨宝。方彪著《北京简史》：“历时八百余年，可桥的形制、桥基和桥身的部分构件与石雕，仍为金代原物，基本完好。桥身沉陷度极小，而且至今保持着巨大的承载能力。1975年通过了四百二十九吨的超重型运输平板车，桥身无损。这在世界造桥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能造成广利桥，可称是个奇迹。”卢沟桥是金中都的一块无字丰碑。时光证明了：它绝非“豆腐渣工程”。
世宗的另一大手笔就是开凿了金口河，引卢沟河水入中都，弥补了莲花池、高粱河两水系水源不足的缺憾，使漕运畅通。《元史·河渠志》引用重开金口河的郭守敬的话：“金时，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分引卢沟，一支东流，穿西山而出，是谓金口。其水自金口河以东，燕京以北，灌田若干顷，其利不可胜计……今若按视故迹，使水通流，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以广京畿之漕。”
《马可·波罗游记》，提及新都（元大都）与旧都（金中都）只隔着一条河流——有考古者说此乃莲花池附近的金口河。忽必烈筹建“汗八里”，选址时颇费踌躇：本想以金亡后的中都为基础，可占星术士预测此城有不祥之兆，于是决定在河的对岸另建一座新城。土著居民大多被强迫迁往新都，金中都旧城区逐渐荒废。而在其东北郊外，以金夏季行宫太液池（北海）琼华岛为中心修筑的“大汗之城”，却日渐繁荣。
明清北京的内城，与元大都方位大致相同。在内城与宣南（金中都故址）接壤的地带，至今尚存许多由西南向东北的斜街，最初可能是金之遗民搬家时打通的。在旧城与新都间往返穿梭，为节省力气，必须选择直接距离最近的途径。金中都的街道，元大都的胡同，原本都是横平竖直的——要么东西向，要么南北向。这一特殊地带密集的斜街便尤显突兀。看来只能作此解释：在旧城与新城间开辟的通道（缩短路程的捷径）。元大都的文人雅士，也经常穿越这一段段斜街，去瞻仰金皇城旧宫遗迹。此乃元代一条“旅游热线”：“岁时游览尤以故城为盛。”金之遗老遗少，在断垣残柱间凭吊往事，更容易滋生物是人非、沧桑演变之浩叹。金末元初诗人元好问，亦曾有伤心之旅：“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遗台秋更悲。”“但见上金爵，岂知荆棘卧铜驼。”题写的诗句近似于呜咽。亡国之恨并未平复，但也只能托付给衰草残阳了。
林语堂先生说：“在城市西南角外，在邻近赛马场的白云观附近，是建于十至十一世纪的连绵的土堡垒。更远处，距现在外城西南角八华里之遥处，是金中都的包括西南角一部分在内的延展堡垒。它的建成可上溯至十二世纪。这些乃是北京故址的最早的遗迹，它们比内城墙外北城的蒙古堡垒还要古老。”文中提及的三处残存的城垣，分别属于辽、金、元。金中都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拓展：“因辽人宫阙，于内城外筑四城，每城各三里，前后各一门，楼橹池堑一如边城。每城之内立仓敖甲伏库，各穿复道，与内城通。”（见朱彝尊《日下旧闻》）元大都则彻底推翻了金中都之体制，另起炉灶，平地而起。但首尾相衔的这三个王朝，不约而同地都留下了一小段残破的土垒。看来还是泥土最结实，比金银铜铁、青砖玉石更原始，也更接近永恒。不管契丹的辽，女真的金，还是蒙古的元，皆从泥土中来，又归于泥土。都属于泥做的王国，泥做的江山。当然，再伟大的皇帝，也是泥做的。稍一失手，就会打破，就会还原于虚无与朴素之中。从来就不曾有永远华丽的家族，和不死的人。都是瞬间的闪耀。都是匆匆的过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