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在波音747宽体客机的舷窗上，我的眼睛湿润了。这是我在国内短暂停留后，再次飞赴英伦三岛，可是心境是那么不同。1994年3月末的一天，我告别妻儿，只身再赴英国，为的是向博士学位做最后的冲刺，毕竟离那一刻只差一步之遥了。但是此时的心情却很是不平静。离开家人独身闯荡，本身就有强烈的不安定感，再加上论文答辩能否通过还未可知，那种没着没落的感觉尤甚。
看着我熟悉的黄土地在逐渐远去，思绪渐渐回到5年前，那是1989年4月30日，通过不懈的努力，我总算办妥了去英国的一切手续，乘飞机出国了。那好像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一坐就是国际航班，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那时飞英国中间还要在中东停靠一次，全程要十几个小时，但也没觉得累，降落在伦敦机场时仍然是精神抖擞。可这次是那么的不同，身体感觉很不适。这时中英航线早已改成直飞，才九个多小时就到了，可我在快降落时，觉得头晕目眩，实在撑不住，吐了。
这次回国是为了落实创业公司的事，打算回国创业有一年时间了。那时，我在英国读博士已近尾声，由于我一直是工业界资助读学位的，继续工作下去是可能的。可是我必须考虑我太太的情况，她当年为了支持我，在读完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后，放弃了已得到的读博的机会。因为当时我们的儿子也在英国，两人同时读书是不太可能的。她是学文科的，在英国很难找工作，原来新华社记者的架子使得她又不屑于做小报记者。这样，回国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20世纪90年代中期，留学生回国并没有形成热潮，而绝大多数国内的人是想着怎么出去，已在海外的想的是怎么留下来。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国家花巨资向海外派送留学人员已达几十万人，其中大多数在北美地区，欧洲较少，当时英国大概有1万～2万人。英国的留学生90%以上是公派的，一个原因是欧洲（特别是英、法、德等）是国家教委长年培养留学生的基地，有非常固定的派送渠道和计划；二是英国在接受外国留学生时定有非常苛刻的条件，如果不是公派的，手续上将非常麻烦。这就形成当时在英国主要是公派生的现实。另一个现象是学成回国的人较少。留学人员主要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读学位的，另一部分是进修的。前者一般要读4年～5年，而后者时间很短，短到半年，长到一年，这使得后者能留下来的可能性较小。即便这样，这些进修人员也是千方百计地寻找各种机会留下来继续读书，或者找工作。而作为长期读学位的留学生则更是少有考虑回国的。其实当时按照国家的规定，留学生学成之后是应该无条件回国服务的。到20世纪90年代初，甚至有针对性地制定了一些新政策，比如说如果公派学生学成后不回国，应将国家几年花在该学生身上的费用还给国家等等。但是这样一些规定可操作性很差，致使这些限制性条款形同虚设。大多数留学生读完学位，很自然的选择是先做几年博士后，然后找到机会就留校工作或者进入企业工作。按照英国的规定，连续工作4年，即可申请绿卡（长期居留权），再过一两年如果你愿意，可以申请加入国籍。这条路顺理成章地成为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的首选道路。
既然要回国，做什么是要想好的，想来想去决定创办自己的企业。因为那时我是学地理信息系统（GIS）专业的，对于国内，这还是很新的技术。另外一个机遇是：原来GIS系统是需要非常合适的硬件系统支持的，至少是在小型机上运行的，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些GIS软件已经可以在PC机上运行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商机，它使得大量潜在客户可以用得起GIS了。当时我的想法特单纯，用所学之长，为祖国建设出力，同时发展自己。这个想法得到了我的好朋友卢建的支持。卢建曾经是中央政府智囊团成员之一，1989年初被派到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我们曾在牛津一起学习，学习之余一起打打零工。此时的卢建已经是中国国际期货公司的总裁了。顺便提一下，我在英国的一些朋友，回国后还有很好的交往。像现在已是科学院自动化所所长的谭铁牛、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维迎、中和应泰公司董事长金立佐等。
除了中方的支持，我们在英国的一位华裔朋友也愿意做外方股东。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中英合资企业就酝酿成立了。这次回国就是送太太先回去筹备公司，初步有了眉目我就回来完成论文。
当时在英国的留学生活还是比较丰富的。由于在英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各地自然而然地成立了学生会组织。像我前期在牛津时的学生会有近200人，后期在里丁时的学生会也有100多人。在各地中国学生会的基础上，还有全英学生会，那是由中国使馆教育处直接控制的，由重点大学的学生会负责人和骨干组成。学生会是国家与留学生沟通的很好媒介，为了表示是政府支持的，对于重点地区的学生会，政府都有资金上的支持，再加上每人象征性的会费，就能做很多事。我在里丁读学位时，曾做过一任学生会主席。我们经常组织聚会、郊游、看电影等。由于离伦敦较近，有时还请教育处的官员参加我们的活动。应该说学生会对凝聚中国同学、活跃大家的业余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而对于初来乍到的国人来说，那就是及时雨了。通过学生会，他们可以很快融入中国人的圈子，学会在国外生活的基本常识，甚至找到各种学习、工作的机会等等。
留学生在国外是比较清苦的，对于公派生来说，国家给的那些生活费是比较少的。在英留学生原来是每月260英镑，20世纪90年代初调到310英镑。如果一个人全部用掉不存，可能勉强够。可是把老婆、孩子接来，再想着攒钱回国买大件，那肯定就不够了。所以基本上留学生没有不打工的，有些还打几份工。白天上学，晚上打工。休息很差，长期下来，体质普遍较差。在英几年，据使馆同志介绍，几乎每年都有留学生病死的。我所在的里丁大学就送走过一位死于肝癌的同学。据说哥拉斯格学生会在送走一位同学后，大家突然“觉悟”了，纷纷买车，开始“善待”自己。
在英国的中国人有几个圈子：第一个是留学生的圈子，包括读学位的，访问学者、博士后等。第二个圈子是已经找到稳定工作的一批人，他们一般是比较早学成的人，或者是由于种种关系直接到国外工作的人。第三个圈子一般是不为人所知的，这些人主要是由国内的下层人士，如工人、司机等组成，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非法移民）留在英国的。还有一些原来是正常出国的，后来不想回国，最后“黑”下来，已经没有有效签证，甚至没有有效护照的。这批人在英国也是在下层混，开车的、当工人的。第四个圈子是华侨，主要是二三十年前从港、澳、东南亚移居海外的。这些人一般是开餐馆的、超市的、小型企业的等等。他们中也不乏原来是中国内地人的，像后来成为我们创业公司股东的马丁先生就属于这类。每个圈子之间一般不来往，也没机会来往。我是因为学生会以及原本就爱交际的缘故，与各界都有关系和往来，但是深入的交往当然是在留学生的圈子中。另外有意思的事是与台湾和香港的学生的交往。时间久了发现与台湾学生更谈得来，他们的中国文化保留得很好，甚至比大陆人更传统。大陆倒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等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破坏得差不多了。香港学生比较怪，可能是长年殖民地的缘故，一般不会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更愿意做英国人。但殊不知真正的英国人从未把他们当成英国人来看待，所以与他们交往有些别扭，文化差异比较大，能说中文也不说。好在每个圈子都有不错的朋友，能跟他们开诚布公地交谈。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真实想法跟我们交流，像台湾统一问题、香港回归问题等。
在英国最后一段独立生活很快适应了，真正的困难还是在学业上。这毕竟是英国大学的博士学位啊，想糊弄是糊弄不过去的。难点在两方面：一是论文水平，二是语言。英国教育是很讲究的。大学以前的教育相对比较宽松，大学以后开始体现精英式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博士生教育是相当严格的。研究生重点在于要把指定领域的所有学术观点搞清，能清晰地阐明各派观点的异同就好了；而博士生的关键是一定要创新，即一定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的论点，并且是十分有根据的。我是学测绘出身的，在国外搞GIS已经跨度很大了，现在做的题目是“大比例尺地图的自动概括”。地图概括的工作一直是由有经验的人来完成的，在从大比例尺地图到小比例尺地图的转换过程中，不是简单地缩小比例尺就行了，而是要做删除、简化、合并等处理，有些还要夸张处理。这些工作由有经验的人来处理是不难的，眼睛一看就能判断出如何处理。可是这个工作由计算机来处理，就变得无限困难。实际上，我研究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跨进了人工智能领域。一个有趣的事是，当时谭铁牛在计算机系做机器人项目，在图像处理方面要用到很多摄影测量的知识；而我在地理系做地图自动概括，要用到很多人工智能理论。正好都交叉到对方领域中，所以我们有时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
在我们这个专业里，做同等课题研究的一般是同时具有地理（或地图）和计算机的理论基础，像我的导师盖瑞·罗宾森（Gary Robinson）就是地图和计算机的双料博士。而我的计算机知识基本上是自学的，在国内原单位搞科研时，搞过单板机的汇编语言和PC的BASIC语言。就凭这点基础，对计算机有些初步的认识。到了国外，我所在的里丁大学地理系是欧洲遥感研究中心之一，设备之先进令我咋舌。在国内只摆弄过PC的我，在这儿要使用DEC小型机、SUN工作站，编程要用C、Oracle、Prolog等各种高级语言和数据库语言。好在前面有点基础，这些东西从头学，总能学会。另外要读大量的本领域的论文，掌握以往的研究进展和目前的最新学术前沿，思考自己的突破点。经过近三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突破：我研究出一种特殊的算法，能解决大比例尺地图中规则图形的自动概括问题，这是以前没有人研究过的课题，论文发表后在本领域引起关注。
如果说学术水平的困难经过努力还能克服的话，语言的困难就是另一座山。我也不知为什么，语言能力不强，这我在大学时代就发现了。中学时我的英文基础还可以，一上大学经过考试就进入快班，可是几年下来，一些慢班的同学已经明显地超过了我。为准备出国，学外语也下了些功夫，经常听着英文磁带就睡着了。后来勉强通过英国使馆的考试，但是自己知道外语一直没怎么过关。在英国做论文，至少写得要像那么回事啊，这道坎可是费了大劲了。开始时写的论文，导师根本看不懂，打回来让我重写。我只好求太太（她是北外毕业的）帮我改，导师也帮我改，这样一遍又一遍地改，后来论文总算像点样子了。
从1994年3月底回来的几个月时间里，主要就是充实和修改论文。那些日日夜夜真不知是怎样熬过来的。每天从早到晚就扎在实验室里，早上面包，中午三明治，晚上自制便餐。这样干了近4个月，论文总算有了眉目，导师也认为差不多可以提交了，论文答辩日期也定下来了。
1994年7月18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这天将决定我在英国几年的留学生活的结果。英国的研究生以上学位有两种获得途径：一种是通过学习课程（By Course）、再通过考试获得的；另一种是通过研究课题（By Research）、再通过答辩获得的。两者的主要区别是：By Course毕业的可以做教学，By Research出来的只能做研究了，我是属于后者。按照规定，博士论文答辩要有两位考官，一位是本校的，另一位必须是外校的。我的外校考官是威尔士大学的一位GIS领域的著名教授，很多GIS领域的研究论文都出自他或者他弟子之手。那天答辩我尽管有充分准备，但还是很紧张，总算磕磕绊绊地阐明了我论文的主要观点和创新点，接下来就是提问。好在两位考官并没有太难为我，问的问题基本在我预想的范围内。从考场出来，汗差不多把衣服都湿透了。最后一关是考官们要讨论，决定是否能够通过，那段时间是最难熬的。我导师也在里面，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大概过了有一个小时，各种思绪在脑子里乱飞，像过电影一样：刚来时利用假期打工，第一个月的收入先买了一部二手车；随后是到牛津理工大学做访问学者；再后来是来到里丁大学先做学者，做出一些成绩后导师帮助争取到奖学金，才正式开始读学位；现在面临的是几年吃的苦是否有结果。最后在我等到几乎已经绝望的时候，他们叫我进去了。原来我的导师跟考官聊上天了，大概忘了我还在外面等结果呢，最后突然想起来了，才叫我进去，他们不知道我在外面已经快急疯了。随着考官祝贺的话，我知道我的论文通过了。说实在的，后面他们再说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对我最有意义的是我的论文通过了，我拿到博士学位了。
后面的半个多月里做的都是些事务性工作，论文装订印刷成册，交割各种文档。此时我的心早已经飞回到国内，好像什么都拦不住了。
办公司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当我在国外最后冲刺博士学位时，我太太已经在筹备建立公司的事宜了。起名字、工商注册、找办公地点、买家具和办公设备、资金到位、办合资手续，每件事都不容易。等我拿到学位时，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了。我回国后，很快就坐到总经理的位子上去了。总经理的位子好坐，要真把业务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我和太太都没有做企业的经验，全凭着一股“朴素的阶级感情”办事，像小孩学步一样起步了。
20世纪90年代初，回国创业的“海归”的确很少。中国人从清朝末年利用庚子赔款开始有组织地出国，可以说是前赴后继，从未中断过，但总的说是出去的多，回来的少。对于回国，有人做过系统的总结：中国人回国潮分成五代。第一代是孙中山、严复、秋瑾等；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毅、李富春为第二代；钱学森、钱三强、李四光、华罗庚属第三代；20世纪50年代前往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的宋健、李铁映、叶选平为第四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出去的为第五代。在第五代人中，开始基本都是在教育界、学术界，像比较著名的有陈章良、谭铁牛等。回来直接做企业的还真是凤毛麟角。大规模的回国创业潮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特别是“互联网大潮”引发了海外中国人回国的高潮。但是回国潮随着“。COM”泡沫的破灭也有所减弱。
虽说我们没做过企业，可是起码的为人处世还是懂的，前期凭着我们的一些人际关系和良好的人际界面，居然很快打开了局面。记得第一个项目是给广东的一家大型国企做的，那位老总居然出机票、包食宿，把我们请过去谈。最后签约做项目不算，还开车拉到深圳吃喝玩乐了一大圈。我们的商业生涯就是在这种“友好”的气氛中开始的，一年多的时间，我们也做了几百万元的项目，公司很有些起色。谁知生意上的顺利潜伏着人脉上的危机。
外方的股东毕竟是多年海外闯荡的生意人，一方面是想扶持留学生回国创业，另一方面还是有点不太放心，总想有个他熟悉的人帮他看着点。他在青岛有个远房亲戚，一直帮他打理国内的一些事，第一次回国就见过面。公司成立后，他总想把此人安插进来，但那是个快退休的国企职工，没有什么特长，我们一直不愿意他进来。这件事拖了很长时间，本来拖下去也就没事了。可是后来的一件事使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此事。公司运作半年后，工商局开始验资审查，而外方承诺的第二笔资金迟迟不到位。在我们一再催促下仍不到位时，我了解了外方的真实意图。没什么可说的，立刻操办那个亲戚进公司的事宜。果然，他进来没两天，资金就到位了，真是立竿见影。人进来了，你就老老实实待着吧，我想大不了养着个闲人就完了。没想到此人可真不是省油的灯，自打进公司那天起就没有消停过。事后反思他的动机是件有意思的事：此人好像是中专学历，毕业后就进了青岛某国营企业，一干就是几十年，一直没得到什么重用，“文化大革命”时好像折腾过一阵没有结果。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没人启用过他，这次他认为是时来运转，上帝总算给他一次机会了，他要好好利用一下。在这种动机下，他是上蹿下跳，在员工面前一会说是外方代理人，一会说有特殊使命，找人挨个谈话，还把每天的事记在一个小本子上，每周几次地向外方报告，还到中方董事长那里去打小报告。一个小公司这么折腾下去肯定不成，几次跟他好好谈他都不听，还威胁我们说他掌握着我们违法的证据，依他的意思就是他要掌握实权，让我们给他打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断然采取了措施，在全体员工大会上，宣布免去他的行政职务，彻底跟他撕破脸了。从那以后，他也不上班了，专职整材料，到处上告。我事后多次向一些人说起那段经历，感触颇深。回国办企业，怎么搞企业的经历不多，几乎所有跟司法程序沾边的都经历过了。工商、税务、海关、劳保、检察院、法院，一个都不少。最难忘的经历当然是被检察院传讯了，那也是我此生首次跟司法部门打交道。前一天，检察院的人突然来到公司，说要查账，让会计拿出所有账本，翻了几下，就全部拿走了。第二天就通知我到检察院接受传讯，我非常奇怪回国创业还“创”出官司来了，好在心里没鬼，倒也坦然。到了检察院，先在一个房间里等了一小时，后来一位检察官进来审我。他先是让我交待问题，我说我没问题，他说没问题不可能把你请到这来。他甚至说，他所经手的、来过这个地方的还没有一个没有问题的。可是我确实没有做什么违法的事啊！我也一咬牙说了句狠话：我是清白的，我怎么清白地进来，也会怎么清白地出去。检察官看我挺硬，就开始拿出“证据”，到此时我才明白那人是怎么诬告我的。原来我们在公司运作过程中，为了少交一些税，曾经把一些个人消费品的发票放进公司账上报销，报出来的钱用来发放员工的奖金。这些用来报账的发票就是检察院的“证据”。此时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证明这些钱确实是发了奖金，检察院一点点核实，又请了我们会计来询问，又找员工代表询问。好在会计当时的奖金清单都有记载，员工也证明有这回事。
这样的调查折腾了一整天，到晚上10点多，调查总算结束了。到最后检察官说我可以走了的时候，他脸上有一种很怪的表情，我知道他的内心一定在想，经他手传讯的还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就没事走人的呢。而我心里有的只是愤怒和无奈，回国创业本来就很难，还要应付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其实让人心烦的事只是开始，那人并未就此罢手，还在检察院继续闹，直到检察院的人明确告诉他公司没问题，他还跟检察院的人吵，想告检察官，检察官们都说办案这么多年，也没见过这号的。除了检察院，他还以各种名义告到劳保部门、法院等等。官司一件跟着一件，一直延续了一年多。在这种情况下，显然这公司是没法干下去了，很大的精力被牵扯到无尽的官司中去，不但我们不能安心经营，员工们也很不安定，惟一的出路就是关掉公司，让他无法再闹下去。我把这种情况跟中、外董事长做了详细说明，特别是对外方，其实后期外方董事长已经很反感他这亲戚的做法，但是到这份上，他也控制不住局面了。我只好向他表示抱歉，不是不想做好，而是实在无法做下去了，他的投资只好被“打水漂”了。
回想起来，当时回国创办公司的确是比较幼稚，办企业的最基本的知识都不具备。财务报表不会看，进货和销售的平衡不会掌握，系统集成项目的进度不会控制，甚至一个企业最基本的现金流控制的意识都很淡薄。如果没有那场人事纷争，也许这些能慢慢学会，能向一大批留学生创办的公司一样慢慢发展下去。但是回国的目的是想实现一定的自身价值，那样发展下去，好像离初始目标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