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货币政策传导的次序相反，货币政策调控的设计一般是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到与最终目标相匹配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再到实现中介目标所要求的操作目标，最后才是能够得出操作目标意愿的货币政策工具的安排。《中国人民银行法》已经明确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前述的分析为我们建立了通货膨胀预期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框架。因此，在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与工具的分析由此展开。
一、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目标
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是指中央银行可以直接控制的经济变量，它位于货币政策工具与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之间。将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作为进行政策调控的一个问题，中央银行通常的考虑是，把短期利率还是把基础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或是控制变量。
但是在中国短期利率是被中央银行所控制的，即使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仍不具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基本条件，利率还不能真正反映货币市场对货币的供求关系。而且短期利率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传导机制本身就是不畅通的。因而，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认识是相对清晰的，只有基础货币是中国目前最适宜采用的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几乎不存在争论。
从货币创造的过程以及货币政策设计的程序与要求上看，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设定是应该根据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来确定的，中国目前采用的是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与之相对应，基础货币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也是合适的。这一过程。
如果考虑本书以通货膨胀预期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框架，基础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也要优于短期利率，毕竟货币供应量与真实经济指标的相关性更好（见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而利率市场化的时间与结果的不确定性都不利于其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从其他实施通货膨胀中介目标框架的国家来看，也基本上是强化基础货币作为操作目标的作用，而强化利率作为操作工具的功能。
二、中国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
（一）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
在中央银行体制下，货币都是由银行体系创造和提供的。根据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本书已经在第四章第二节的内容中进行了描述，从货币创造的过程来看，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密切相关的经济变量。准备金率、非金融机构存款比率和现金漏损率等指标决定着货币乘数k，对商业银行债权、对政府债权净额、国外净资产等指标决定着基础货币供应量m。国外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政策操作的经验表明，无论是以数量调控为主，还是以价格调控为主，对基础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格利和肖提出货币政策操作的几个看法，一是要管理银行储备的名义存量，二是要规定储备余额利率，三是控制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从而稳定社会对实际货币的需求量以银行自身的资产负债规模。他们认为中央银行如果掌握了这三项要素中的任何两项，就能够控制住经济体系中的一切名义变量。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即使转向通货膨胀预期，货币供应量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依然是重要的。而且操作目标是基础货币，因而，与其密切相关的货币政策工具就成为选择的主要工具，即商业银行债权、对政府债权净额、国外净资产等指标。但是，在选择具体的货币政策工具时，有几个问题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第一是“假设现在有几种工具，如公开市场业务、贴现率和改变储备金比率，或者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它们的强度都足以按照需求量改变收入水平，应该用哪一种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用最强有力的一种。但是稍加考虑就会知道除非过多过甚地运用一种工具会有损失，否则就没有理由选择最强有力的政策工具，人们应该使用最能预测到影响的工具，而不应该着重工具的作用强度”。
第二是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选择相对应的，数量工具与价格工具也是很难同时进行操作的，而且中国货币政策工具表现了与西方国家明显的不同。从近十年来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的实践上看，中国用于日常操作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存贷款利率，这也是中国货币政策操作不同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主要一点。在西方经济学原理与政策实践中，中央银行以基础利率（再贴现率）作为政策工具，以短期货币市场利率（短期国债利率）作为操作目标，以市场利率（借款利率）为中间目标，其市场利率是由金融市场供求状况和商品劳务市场供求状况共同决定的，是内生的经济变量。而中国市场利率实行管制，商业银行不能对贷款自主定价，而是在中央银行允许的幅度内浮动，市场利率实际上是充当了货币政策工具，是一个十分典型的外生变量。而货币供给量则表现出了与之不同的性质，中央银行能够控制的只是基础货币（高能货币），利用货币乘数的作用成倍放大或者成倍缩小货币供应量，而货币乘数的大小，或者说是货币供应量的形成很大程度是决定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也就是说，货币供给量的大小在于货币政策传导的过程，其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利率的外生性与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割裂了货币供给与利率之间的“自动”传导机制发挥作用。这也就是说，货币供给量与利率对货币政策的指示信号，有时可能是互相矛盾的。
第三是作为中央银行在选择货币政策工具时必须考虑的，国家的实际情况。中国同其他经济转轨时期的国家一样，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往往也具有双重性，同时使用间接工具与直接工具。在其他国家通常是货币政策的传导机构现实现市场化，经济变量传导相对滞后，在这种市场形势下，两种货币政策工具的作用都有较强的作用。而中国的货币政策传导模式与之相反，货币政策的经济变量传导模式基本上实现了市场化的操作，而货币政策传导机构的市场化特征不足，虽然同样实施的是货币政策工具的“双轨制”，但是两种性质的货币政策工具作用都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导致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不充分。因而，如何在现有的货币政策框架下，组合货币政策的工具是控制货币政策实现最终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货币政策工具的惯性
货币政策工具的惯性不仅是指中央银行倾向于更多地运用同一种工具，同时还包括对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是同向的。例如中央银行6周没有进行利率操作，那么下一周的利率也可能是不变的，即使需要某些货币政策操作，中央银行更愿意使用公开市场操作，而不是利率。虽然从理论上讲，最优的货币政策并不需要货币政策工具惯性的成分，即使是规则的货币政策操作也并不会依赖货币政策工具的惯性。因为规则的货币政策操作所产生的持续波动将会产生相关震动的序列相关，而中央银行对这样产生的震动的反应的惯性无关。但是，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操作时，不能不考虑货币政策传导机构学习性导致的理性预期的均衡，尽管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经济代理人不一定会遵循中央银行的意图，但是其他经济主体能与中央银行确定的目标进行协调，也就是说，学习的动态性可以与理性均衡相一致，而且认为货币政策规则有利于促成这种理性预期均衡。如果考虑到货币政策的信号作用，中央银行保持货币政策工具的惯性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保持货币政策工具的惯性，将有利于提高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更好地引到货币政策传导的机构形成理性预期。此外，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学习，以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能力。因而，中央银行不应采用超惯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即使超惯性的货币政策操作并一定导致货币政策工具的不稳定性。反之，稳定的货币政策操作必然反映在相对稳定的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上。
（三）货币政策操作的前瞻性
货币政策操作的前瞻性是指货币政策工具的即期运用与控制通货膨胀率的中期目标相结合。中央银行根据货币政策的远期目标，在不同的时点上及时地进行货币政策操作，这种操作是预先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可能变化作出判断基础上而采取的行动，不仅仅是关注最终目标的即期变化，目的是要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产生非预期的较大波动。
货币政策操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具有滞后性的，这是要求货币政策操作具有前瞻性的根本原因。货币政策工具使用后都要产生三种效应，即乘数效应，由于基础货币量的变化在金融系统中产生数倍的增加或减少；波及效应，货币政策的影响会涉及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不仅对需求产生影响，也会对社会供给产生影响；累积效应，货币政策的变动对金融资产的增值具有累积和叠加的作用，尤其是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的时候。这些货币政策的效应都不会在货币政策操作的即期产生明显效果，而是在一定时期后发生作用，产生货币政策的时滞。根据本书第五章第二节的分析，中国货币政策的时滞大约是2～3年的时间，有的分析是1～1.5年或是2年左右不等。考虑货币政策操作的前瞻性，实质上是从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技巧上进行的限定，从而在技术上保证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与货币政策的效果。
使货币政策的操作具有前瞻性需要一系列的前提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需要一套真实、及时、可靠的金融统计资料。这是货币政策正确操作和货币政策前瞻性操作的基础。尤其是采用通货膨胀预期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时，没有实际经济变量作为名义锚时，统计资料的综合性与及时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2.要确定合理的通货膨胀先行指标。前瞻性的货币政策是根据先行的经济指标进行操作的，因而根据历史统计数据与经济结构的变化，确定合理的先行指标是重要的。例如美国的就业率和“痛苦指数”（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3.要有明确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前文已经表明，货币政策操作一般是盯住中介目标进行的，而数量指标与价格指标的不同又将导致不同的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因而，明确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前瞻性货币政策操作的前提。
4.要有可用于经常性操作的货币政策工具。这是前瞻性货币政策操作的特点决定的，前瞻性货币政策注重货币政策的预调与微调，往往根据某些先行指标反映的信息预先采取行动，这种调整一般是日常性的操作。因而，不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都要有灵活性、可控性和可操作性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