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取得与经济实力、大国形象相匹配的话语权。国际话语权可以划分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类，反映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可列为“形而上”话语权，而在具体的国际事务问题上的则可归为“形而下”话语权。长期以来，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市场经济等概念与论述，是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主导性话语，西方明显居于优势。但是，在诸如经济合作、气候变化、反恐防扩、地缘政治等具体国际事务或问题上的话语权则因具体情况而异。例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西方一度抛出“丹麦草案”，试图强行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但是很快遭到发展中国家的一致而强烈抵制，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未能使西方国家如愿以偿，西方话语权优势无法得到发挥。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应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是一个“争取权利”与“谋取权力”的浩大工程。中国应努力通过立足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塑造、民族自信心重建与主体意识唤醒、在“形而上”与“形而下”两类话语上实施有限力量的恰当配置，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最大化地将财富转化为权力，尽快摆脱“国大声弱”的困局，提升国际话语权。
抓住时机，促成飞跃。尽管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的超级强权，但是美国再也不能无视本国经济创伤而勇往直前。目前的美国正处于力量使用过度、实力相对衰弱、国际信誉最差的时点，众多国际经济专家认为，美国恢复经济活力或许需要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欧洲原本就是一个“老大帝国”，经济活力始终不足，由于长期以来追捧美国金融创新，肆意购买美元“优质资产”，美国在爆发金融危机后，第一时间就将欧洲拖入泥潭，遭遇重创的欧洲要想在短期内恢复元气，概率如同神话成真；日本经济将一如既往，继续在泡沫破灭后的泥沼中挣扎。西方大国普遍遭遇危机重创，全力打压中国已力不从心。美国曾“殷切希望”中国在西方舔舐伤口的间歇中发挥“代理领导”的作用，中国应当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促成飞跃，不仅置身国际舞台中心地带，而且要能在舞台中心发出强音，让世界各国都要认真倾听。未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一旦从经济与金融危机中完全恢复，中国要从西方那里取得经济话语权，难度恐怕要比现在大得多。
进一步壮大硬实力。硬实力是话语权的基础，话语权是硬实力的重要体现。西方话语权处于优势与强势，并不是因为政治制度、发展模式、生活方式等本身有多么先进，而是因为有强大的硬实力，而且长期以来，西方将强大的硬实力通过一系列安排与布局，经由各类方式、多种渠道充分体现出来。中国有了强大的实力，加上明确的意志、具体的方向与合理的行动，就能够抢得话语权。1839年6月，清廷钦差林则徐虎门销烟，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始有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签订。2009年12月，中国依照自己的法律处死了英国毒犯，英国只有表示遗憾，国际社会波澜不惊。鸦片与海洛因都是毒品，物品的性质未变，但是导致的结果迥异，其实很简单，国际环境变了，中英之间的相对实力变了，18世纪中期的大英帝国不可一世，可以指鹿为马，可以自由定义商品的范畴，可以自由界定“正当贸易”，可以在任何名义下捍卫“自由贸易”。
树立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解决“我是谁”的问题。经过现代化建设60年、改革开放30年，中国已积累起于世界坐三望二的经济实力，这为中国抢占国际话语权、提升软实力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中国努力提升话语权的过程中，国内外的一些专家不断叫嚷着中国应遵循所谓的“普世价值”，引进西方政治制度，仿佛不如此，中国就永无软实力以及强大话语权可言。的确，西方话语权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比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公民社会、人道主义等等，这是西方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中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有鉴别地加以吸取，将其改造成为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的一部分。但是，纵观历史，环视世界，国际强国及其话语权无不立足自己的核心价值，彰显自己的个性，如此才有生命力，才有独特魅力。为确保决策效率与执行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以及一脉传承中国传统威权体制，中国应坚定以协商民主代替选举民主，以社会改革促进社会发展，开启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新篇章。目前，全世界有将近300家孔子学院，中国的对外广播、电视等外宣工作在不断加强。但是，作为传统“至圣先师”的孔老夫子及其思想在中国大陆至今名不正言不顺，类似这种尴尬问题应及早加以解决。
在国际，国家应用一个声音说话才有力量。当今世界，在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实力方面唯一能与美国一较高下的当数欧盟。但是，欧盟是一个国家联合体，不能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严重削弱了欧盟的话语权。因此，在很多关键时刻，美国并不把欧盟“放在眼里”。国际金融大危机来袭，美国忙活以G20代替G7，甚至已不把欧盟“挂在嘴上”。改革开放以来，在放权让利的指导思想下，众多部门、地方、行业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恶性竞争，各行其是，全国“一盘棋”早就无影无踪，一些行业不仅不能做到“一盘棋”，甚至根本就是“一盘散沙”。中国是世界最大钢铁生产国，是世界最大铁矿石需求国，依照惯例，中国在相关国际博弈中理所当然处于强势。但事实恰恰相反，由于相关部门行业长期不作为，让700多家钢铁企业肆意恶性竞争，让112家具有进口铁矿资质的企业，无序地去跟国际三大铁矿石供应商（巴西的淡水河谷以及澳大利亚的力拓、必和必拓）谈判，最终导致中国钢铁企业遭受巨大损失。问题是，钢铁行业因乱象而导致巨亏，在中国，不是第一例，也不会是最后一例。中国迄今尚缺乏有效的“止血机制”，相关问题或事件莫非到了不可收拾挽回或灾难性地步，一般是不会给予关注重视的。
在国内，主管部门应发出洪亮而清晰的声音。长期以来，有关部门以“不争论”为名，任由极右言论泛滥，任由为西方代言行为肆虐，对跨国资本渗透中国媒体视而不见，这种不作为或暧昧态度实际就是主动放弃话语权。福特基金长期以来在中国投棋布子，苦心经营，很多有身份、有地位、有影响的人士都受惠该基金，从而为美国在华编织了一个广泛（到各学科领域）、密植（到各行各业）、深入（到地方基层）的话语与信息网络，因此凡遇到重大事件与决策（如时下的人民币币值、“米袋子”与“菜篮子”安全、基层民主选举等等热点问题），在中国国内都清晰地听到“标准的美国声音”。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原因复杂，但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苏共放弃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与控制地位，而那些得到西方资助的媒体与所谓社会精英，完全跟着西方的舆论和理论的导向游走，这使本来就占优的西方话语权在美苏博弈中变得更加强大。量变引起质变，当苏共意识到要掌控话语权的时候，为时已晚，永远地失去了舆论和理论的自卫能力，最后被彻底淹没在右翼与西方的话语之中。毛泽东主席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因此，现代意义的话语权关系国家与政党生死存亡的意识形态主导权。
谋取国际话语权不仅需要有实力、有勇气、有谋略，还要有队伍、有平台、有手段。越来越多的后进国家、新兴大国都意识到国际话语权关系国家核心利益。在国际关系中，传统上就有寸土必争、寸利必夺，如今又有了寸言必取，因此未来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将日趋激烈。中国自1980年4月正式恢复在IMF的代表权后，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与努力，在IMF中的投票权才从2.34%提高到如今的3.72%，但是如今中国GDP占世界GDP超过7%。在世纪金融大危机的压力下，发达国家作出妥协，未来将IMF投票权的5个百分点让渡给发展中国家，为分配这5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已争得鼻青脸肿，说不定还要头破血流。对于来自西方国家的话语遏制，中国应针锋相对，不屈服，不示弱，不妥协，开展有理、有利、有节、有力的斗争。中国只有提升自己的话语权，才有可能在这场“包装在话语权背后的国家利益之争”中胜出、成功地捍卫自己的利益。
世人是否注意到，在2009年G20伦敦金融峰会新闻中心悬挂着3只时钟，分别显示华盛顿、伦敦和北京等三地的时间。金融危机将中国不经意推到国际舞台的中心地带，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机构与人士正按“北京时间”对表，全神贯注并努力适应中国这个重新步入国际舞台中央的大国，体味汉语言的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奥秘，认知“中国道路”的奇异，把握“中国发展”的脉搏，希望从她的举手投足中、音容笑貌间解读迥异于西方的复兴路径。中国早就站起来了，如今富起来了，中国急需要“强起来”，说白了，就是“心里有了弦，手上有了钱，嘴上还要有话语权”。笔者与很多国人一样都在殷切期待着，期待着中国说话，世界都在认真倾听。
后记
《猎杀“中国龙”？——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一书出版后，其引发的反响出乎预料。很多师长、朋友、读者给我写信或打电话加以支持与勉励。“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这使我有信心将这个“另类事业”持续做下去，以便在社会乃至政治效益基础上更上层楼，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本“中国经济安全透视”之二，取名曰《中国困局》。
中国人本应非常具有智慧，大人物有大智慧，小人物有小智慧，而且诸多小人物也不乏大智慧。所以，历经五千年生生不息。但是，近些年来，在社会经济领域，由于自由主义思想肆虐泛滥，物欲横流，越来越多的人越来越急功近利，金钱蒙蔽了智慧的双眼，铜臭锈涩了智慧的大脑，因此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博弈中，屡屡处于被动，直至多方落入西方的陷阱。盛世之中，潜藏着诸多不祥乃至危机之相。
三十年来的改革与开放使中国大多数人受益，但是受益程度是严重不均衡的，基本情况是不到20%的人获取了80%以上的财富。由此诞生、壮大一些受惠于私有化、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利益集团与所谓的经济精英，他们在日益扩大的两极分化中，不断强化“强者”思维，自我意识不断膨胀，在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愈发自命不凡，认定是他们创造了中国的辉煌，创造了中国当代历史。
唯物史观真切地告诉我们，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80%的“沉默的大多数”合力创造的。“识时务”的精英只有准确感知与及时满足大多数人的期待与需求，也就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才能成为弄潮儿，成为真正的英雄。人民诗人臧克家曾这样写道：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要把他摔垮。给人民当牛作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摔垮那些危害国家的经济精英、与新自由主义者论战是个长期而艰辛的过程，因为这些所谓精英很多位高权重，掌握丰富而强大的资源，在一些领域甚至是拥有压倒性话语权。
闻一多先生有诗云：有一句话说出来就是祸，有一句话能点得着火。为此，常常萌生退却之念，过自己的井底生活。然而，当我们那些经济精英仍在全力推动“与国际接轨”，全力让中国挤进泰坦尼克的头等舱时，我切身感知，从大学堂内莘莘学子，到乌有之乡的耄耋老者；从北京市井小商小贩，到珠三角民营企业家，都在为民族独立生存权、国家自主发展权而忘我地鼓与呼，我没有理由退却，没有理由拒绝与不再沉默的大多数一道为维护共和国利益而尽绵薄之力。即便是因话点火而惹祸，也义不容辞。
经济科学出版社的罗志荣总编总是这样鼓励我：青年人（曾经年轻）要有蓬勃朝气，要有英勇志气，要有浩然正气，只有生气，具备了这些气概，才能撰写出令人鼓舞的优秀作品。
本人不敢以仁人志士自居，也不敢自夸拙文如何卓越，只是努力使之优秀。高山仰止的东坡居士曾曰：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我很喜欢这段文字，常以之自勉，《猎杀“中国龙”？》与《中国困局》两部拙著更多是“匹夫呈勇”之作。由于个人才学与精力有限，书中的论点与论据并非一一都很恰当，请大勇、有识、知情之士多多批评指正。
在斜风细雨的成长过程中，本人曾得到多位师长的呵护与扶植，每每为自己不能成为栋梁之才而辜负师长厚望深感愧疚。拙文成书，自觉也是对这些恩师的一丝交代。这些恩师如我诸多家乡父老一般平凡，但是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从不失伟大。他们是我小学与中学的焦三和先生、任云卿先生与吴高一先生，以及华中科技大学的徐晓林教授、华中农业大学的王绪朗教授与武汉大学的高玉芳教授。谨以此书献给这些恩师们！
江涌
2010年5月·万寿山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