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的均势思想由来已久，学者们关于均势的论作蔚为大观。不过，在这些思想和理论中，现实主义学派的地位最显著，其逻辑脉络也最为清晰。爱德华？卡尔（Edward Carr）、汉斯？摩根索、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阿诺德？沃 尔弗斯（Arnald Wolfers）等现实主义大师都对国家的制衡行为进行了大量的基本理论研究。
现实主义观点认为，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体系本质上是一种无政府状态（anarchy），国际要维持生存和安全只能依靠自己（self-help）。为了生存和安全，国家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尽可能增加自己的能力（特别是军事能力），并且限制他国权力的增长。从这种前提出发，现实主义学者认为，就像古典经济学所说的市场主体受到“看不见之手”的制约一样，国家对权力和安全的追逐势必“以最终导致均势形成的方式行事”，因为均势有助于抑制侵略者的扩张冲动和维护既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摩根索也把相互制衡看作国际关系中的一般原理，他说：“权力均衡和旨在维护权力均衡的政策不仅是无法避免的，而且也是使由主权国家构成的社会得以稳定的基本因素。”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肯尼斯？沃 尔兹认为，国家倾向于制衡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因为“各国安全系于均势”。
国际关系史中可以找到许多支持均势理论的例子。比如，在1713年的乌得勒支条约中，各国出于维护均势和保障各自安全的考虑，要求法国和西班牙不能经由王位继承而统一为一个国家。同样，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之所以与中国进行和解，其原因是要联合中国遏制苏联来弥补其实力的相对衰落，以此维护大三角关系的平衡。但是，如前所说，国际关系史中也有许多与均势理论不一致的情形。从19世纪末以来的现代国际关系来看，当体系的挑战者出现时，作为均势政治主角的现状大国并非总是作出积极的制衡反应，实际上存在着许多背离均势选择的情况，导致国际系统经常处于不稳定乃至战争状态之中。比如，在1812年之前拿破仑帝国力图称霸欧洲大陆的征战中，普鲁士、西班牙、奥地利都不同程度地对法国的扩张采取避让甚至纵容、合谋以火中取栗，即便是专制主义的沙俄也不愿与法国对立，它在大部分时期还直接或间接地配合作为崛起国的法国反对所谓均势维持者的霸权国英国。因而，欧洲多年无法形成有效的发法同盟。
当然，现实主义学者并不否认存在着与均势政策相矛盾的情形。他们承认，现状维持国不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安全威胁作出制衡反应，甚至容忍崛起国挑战均势现状的扩张行为，都与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理性假设不一致。在沃 尔兹看来，权力只是达致国家安全这个最基本目标的手段或通货，但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大或太小都有风险。由于对他国真实意图缺乏了解，权力太小，国家生存没有保证；而力图通过扩张来增加权力也非良策，因为这种举动将招致其他国家的联合反对甚至遭到被威胁国先发制人的打击。他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各国首先关注的不是最大限度地增加自己的实力，而是尽力维护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所以各国的主导性 行 为是相互制衡而不是顺风使舵。他相信，均势即便暂时受到破坏，最终也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重建起来。根据这种看法，系统的制衡机制是如此强大，无限地增加国家实力反而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那么即便是大国也不大可能追求扩张主义目标。杰克？利维（Jack Levy）则更加明确地断定，制衡机制几乎总能成功地阻止霸权的形成，其原因是遏制性联盟形成的预期阻遏了具有扩张雄心的国家或者组成了这样的联盟将其击败。因此，这种观点实际上认定均势是自动生成的，其功能是维持现状。
既然其他势力的坐大和外部威胁的存在影响到国家的生存，国家的最佳选择自然是制衡，从而不大可能执行绥靖和助长侵略的跟随强者的政策；而由于预计到会遭遇其他国家的单个或联合的制衡压力，采取征服行动就成为得不偿失的买卖，即使是抱有修正主义企图的国家（revisionist power）也就不大可能采取霸权主义政策了。但是，绥靖、跟随和侵略扩张的现象在历史上却屡见不鲜，怎么从理论上解释这些违背均势的国家安全政策呢？沃 尔兹将它们归结为意图及信息的不确定性和力量误算的结果。为此，他引入了极（polarity）的效用概念，并根据大国的数量和能力而把国际系统区分为两极和多极。他认为，在两极格局下，由于不确定性的减少，对方的任何一个行动都有可能威胁他方的安全，因而双方都力图阻止对方获得系统性支配优势，都存在着制衡对方的强烈动机。多极状态则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从积极的意义来说，在多极条件下联盟关系比较灵活，而且比较容易形成，因而崛起国不大容易在足够的时间内积累起强大的能力来推翻现状，从而也意味着崛起国必然处于一种均势化的社会过程之中。从消极的意义来说，在多极格局下，由于各主要力量之间相差不远，这使彼此之间的敌对关系变化不定，在制衡体系挑战者的问题上就会出现“推卸负担”的机会主义倾向，即把制衡潜在威胁国的成本推卸给他国，而自己却可以无偿地享受均势带来的安全好处。这种行为因而削弱了均势机制的效果，从而也会影响到系统的稳定性。
沃 尔兹对系统结构的区分仍然不能克服均势理论解释效力不足的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国际结构中，国家的制衡行为并不完全相似，有时甚至是根本性不同。在单极结构下，由于霸权国的绝对优势，其他国家难以联合起来与之对抗（但是，国际关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全球性的霸权国家，即便是当今的美国也很难说达到了这一地位），制衡就不大可能成为理性国家的政策。但众所周知，在拿破仑法国称霸欧洲之时，普鲁士、俄国和英国也曾多次联合起来抵制法国。在多极结构下，国家的制衡行为则更加复杂，现状国存在着推卸负担的动机，可能不去制衡影响系统稳定的崛起国，这当然也是基于利益考量的理性选择。比如，1864-1870年，当普鲁士连续发动三次具有改变欧洲政治版图性质的重要对外战争之时，作为欧洲大国的英、俄就采取了比较容忍的策略。英国相信，强大的德国能够阻止法国和俄国在欧洲的扩张，并分散它们在非洲和亚洲的注意力；而俄国希望，统一后的德国能够遏制奥匈帝国和法国。另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战略力量严重失衡，美国凭借一超独大的地位极力向世界扩展势力范围，各大国对它的单边主义强权都十分不满。但是，正如王缉思所说，绝大多数国家要么出于搭便车的动机，要么害怕“枪打出头鸟”等实际考虑，不但不采取联合制美的“合纵”反霸之计，反而每每与美国“连横”，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尽管在美国做得过头时偶有一些国家出来“谏诤”一番。“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只作了策略上的调整，其追求所谓新帝国（new imperial）的底气则更足了。在美国扬言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上，其他大国虽有牵制之意，但并不想真正与美国闹翻。可以预料，国际社会难以在短期内形成总体性的制衡美国霸权的局面。毫无疑问，国家出于功利主义的实际考虑有可能不去制衡霸权国，但个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可能无法实现国际力量对比的均势。其结果是，运用沃 尔兹的结构主义理论来预测国家的战略行为时出现了不确定性，即系统的压力并不必然保证国家在外部力量失衡的时候选择相互制衡，也就是说必然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无政府状态下国家的规律性 行 为。
现实主义的均势理论主要是基于国际体系的分析层次尤其是从国际体系的结构（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ystem）来分析国家的行为倾向。其基本的理论前提是，国家的对外行为强烈地受到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状态所决定的限制因素和激励因素的影响。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者阿诺德？沃 尔弗斯认为，在存在着非常巨大压力的情形下，体系理论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房子着火时只有一个出口，那么从自我保存的理性角度考虑，屋内的人毫无疑问都会涌向那个唯一的出口。即使有多个出口，我们也可以预测人们会向出口跑去，虽然无法具体确定是哪个出口。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体系理论可以对行为者的理性选择提供最好的解释和预测。由于面临的情势极其严峻，我们不需要理解行为者的特性就可以解释它们的行为，这种特定的境遇预示着它们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来行动。但是，在和平时期，国家之间的关系很难以一种绝对极端的敌我关系来定位，即使两国之间在安全上有尖锐的矛盾和对立，但这种矛盾的内容可能呈现出比较复杂的状态，其对立的程度也远非势不两立。因此，从逻辑上说，国家的预期行为具有多种可能性，其战略决策具有一定的弹性选择空间。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也强调体系层次分析的优先性，认为国际体系的解释应该充当任何分析的“第一刀”（first cut）。但他同时指出了体系分析的局限性，认为体系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各种限制性因素怎样影响各国政府的行为，但它不能对国家追求财富和权力的行为作出决定性的预测，毕竟国家的内部特性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国家行为的多样性。
有评论家指出，由于忽视了国际体系的过程（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因素和单位层次（unit-level）的因素，现实主义不能充分说明何种政策是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也不能预测国家领导人在一定的体系结构下所作出的决策，因为国家利益并不是不言自明的东西。约翰？拉格（John Ruggie）则更进一步批判说，新现实主义的根本缺陷是缺乏对系统进程和国家之间“交往力度”对行为体的影响的研究，因此结构主义理论“只含有再生产的逻辑，却没有转换的逻辑”。沃尔兹本人也不无保留地指出，作为一般性解释的均势理论只是表明系统性的约束条件（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和诱发因素（敌对国家威胁的出现）使国家领导人有作出制衡反应的倾向，但各国的对外政策和行动还受到国内状况的影响，因而对国家对外政策和行为的解释可能需要引入体系过程和单位层次的变量。
结构理论出于科学简约的目的和建立宏理论的需要而排除了其他层次的变量，其代价是牺牲了理论的解释力和限制了理论的适用范围。鉴于结构分析的局限性，一些学者尝试从单位层次来解释和补充均势理论，即寻求外交政策的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基本因素的影响以及政治领导者、政治党派、利益团体和公众等次国家行为体因素的影响。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的均胁论（balance-of-threattheory）。沃尔特指出，现状维持国为了增加安全感，往往需要对外缔结军事同盟来制衡对手。但是，现状维持国的结盟动力来自对威胁大小的认识而不仅仅是对实力对比的判断，即国家不一定非要制衡实力最强大的国家，而是制衡最有威胁的国家。沃尔特的可贵之处是看到了国家自身的固有动机是国际间战略互动不可或缺的因素，而国家动机的变化却并不一定与力量配置的现状及其变化呈现完全同步的关系。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相对弱小的国家也可能抱有扩张的野心从而更具威胁性。因而，对其他国家动机的认识对领导人的决策就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比如，二战结束后，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西欧和日本并不把它视为威胁，反而把与美国相抗衡但实力仍弱于美国的苏联视为现实的威胁，因而寻求与美国结盟以抵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再比如，美国对朝鲜发展核武器和对英国拥有核武器采取不同的态度，是基于对这两个国家核武器的不同战略目的的判断所致。在美国看来，英国拥有核武器不是针对美国，而朝鲜发展核武器则主要对付美国，因而这两个国家对美国的威胁就大不一样了。沃尔特均胁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论证了关于国家行为动机的认知（perception）在大国制衡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均势论，使均势论更为精致和富于预见性。但是，均胁论缺乏对国家动机认知来源的分析，而且仍然无法解释上面提出的问题，即为什么英国的战略家在两次世界大战前都清醒地意识到来自德国的威胁，但仍然采取了立场暧昧的矛盾政策呢？同样的情况是，19世纪30年代，英、法、苏、美四大国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希特勒德国的扩张性，但为什么没能对德国表现出强硬制衡反应呢？美国历史学者保罗？施洛伊德（Paul Schroeder）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得出结论说，虽然有充分的事实支持沃尔特的理论，但总的来说存在着相当多的反例。这些情况表明，对威胁的认识可能是国家制衡行为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仅此还不能充分解释国家的制衡反应。
在现实主义理论的范式之内，除了从个体认识论和心理学视角来分析国家的制衡行为外，还有不少学者在单位层次上从组织行为和国内政治的视角来解释文官―军人平衡（civil-military balance）、组织化的黩武文化（organizational military cul-ture）以及军事技术的进攻―防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对国家制衡和扩张行为的影响。比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等人提出的“进攻―防御平衡”理论指出，军事力量要么是进攻性的，要么是防御性的。倘若防御优于进攻，征服就变得困难，保护已有权力更容易，大国就不会萌生用武力攫取权力的动机，从而成为“防御的倡导者”；而如果进攻更有优势，国家就会渴望对外征服来扩大权力，均势可能被打破。但是，这些理论大体上没有挑战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要制衡权力或威胁的核心假设，它们的贡献在于以更深入的案例研究来强化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有些解释虽然不满意现实主义主要基于安全考虑的国家制衡行为的解释，力图从国内政治经济集团之间利益角力的角度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结盟行为。但是，这些解释似乎也有一个隐藏的预设，认为国家之所以执行投降主义路线和对外扩张政策，是因为单位层次因素要比系统的结构约束更为重要，致使系统层次的均势机制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些论著论证了单位层次的因素是国际政治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但它们没有提供一个对结构性的均衡约束和单位层次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条件进行权衡和梳理的分析框架。这些著作不仅不能判断系统因素和单元因素的有机联系，而且倾向于把它们作为互相隔绝的变量来处理，没有把二者有机地整合到一个均势模型里，因而不能为均势机制的失灵提供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