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上面对欧洲大国相互经济关系的探讨，由第二章的理论分析可以推论出英国不大可能对德国作出强硬制衡反应。英国的战略家虽然认识到德国的威胁，但其制衡动员将面临国内限制。一方面，与德国有经济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担心英德关系的紧张而危及自身利益；另一方面，政治领导人也会担心对抗性的政治军事政策如果导致英德发生战争，将造成英德经济关系的破裂和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成本。由于受到这些压力，英国的反应不太可能强硬。而英国模糊的行为信号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对德国威慑失败。
英国一战前的骑墙政策与上述理论推论相吻合。骑墙政策包含着对德制衡因素，比如与法俄缔结协约关系，加强海军军备来应对德国的挑战。但是，协约关系只是一种危机磋商机制，英国并没有给予法俄实质性军事援助的有力承诺；加强海军军备虽有益于保障英国本土安全，但不能保证阻止德国称霸欧洲大陆。另外，英国没有补充陆军兵员和实行征兵制，也不愿意承诺向欧洲大陆派遣远征军。为了谋求缓和与德国的关系，1911年之后英国在海军和殖民地等许多重大事务上谋求与德国进行谈判和妥协。1914年七月危机中，英国外交大臣格雷既寻求调停解决，又对德国发出非正式的私人警告。总之，英国的政策中既有制衡德国的一面，又有怀柔德国的一面。
下面通过史实来检验上述理论分析。
4.4.1 海军问题（1908-1909）
海军问题是导致英国内阁发生政策分歧的最早一根导火线。从19世纪下半叶起，德国为加紧争夺殖民地，压倒英国的海上优势，开始建造大海军，对英国海上霸权乃至本土安全形成严重威胁。1898年和1900年德国通过两个海军法案后，英国也开始重建海军与之抗衡。但是，海军扩建计划加剧了英德关系的紧张，由此导致的财政支出的增加也引起国内不满。1908年，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和贸易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强烈反对海军部提出的扩建海军的新预算。他们希望与德国达成有关限制海军军备的协定来削减海军预算以减轻财政压力，并在英国朝野发表演讲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劳合？乔治甚至提出要去柏林进行谈判。格雷对此极为恼怒并以辞职相威胁。但是，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仍然坚持反对海军预算的立场，以致1909年内阁开会讨论建造新的无畏战舰时几近于四分五裂。外交大臣格雷、海军大臣里基那德？麦克纳和战争大臣里查德？霍尔丹等战略部门的阁员和沃尔特？鲁斯曼、克瑞威、悉德尼？巴克斯顿等另外三位阁员支持建造6艘无畏战舰，而劳合？乔治、丘吉尔以及路易斯？哈考特、约翰？伯恩斯、洛伯恩和约翰？莫利等商业部门的阁员只支持建造4艘无畏战舰。最后，在首相亨利？阿斯奎特的捏合下，内阁达成妥协，决定1909年只建造4艘无畏战舰，但视德国扩建海军的情形还可以在1910年4月之前再增建4艘。
战略部门的领导人在海军问题上赢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围绕这个问题产生的冲突表明了自由党内阁官员们对英德关系紧张的严重担心。而且，跟理论分析的结果相一致，政策分歧主要发生在战略部门的成员与经济集团的代表之间。
4.4.2 协约政策和大陆义务
自由党内阁的战略家领导人一开始就意识到，英国的安危已经与欧洲大陆的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为了维持欧洲大陆的战略稳定就必须把英法和英俄协约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同盟关系，也就是说英国应该承担对欧洲大陆的军事义务。1906年以后，英法两国的陆海军机构逐步开展了情报交流和战略对话，英国总参谋部也草拟了干预欧洲大陆的方案，但始终没有公开承诺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英国和俄国的矛盾由来已久，因此英俄关系比英法关系则更为疏远，也谈不上建立英俄同盟了。英、法、俄三国之间的关系正如艾尔？克劳所说，“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英法和英俄）协约不等于（英法和英俄）联盟。”
英国战略领导人无法将英法和英俄协约关系提升为同盟关系，这与他们受到国内的限制有很大关系。格雷坚持英国应该给予法国军事援助的承诺，但是，他与法俄结盟的想法在内阁里得不到有力的支持。内阁的大多数成员认为对外贸易和投资是英国的切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担心英德关系的紧张而危及英国重要的经济利益，因而坚决反对与法俄结盟，要求英国保持中立立场。
1911年7月，阿加迪尔危机爆发，英国表现出强硬态度。英国的强硬反应与劳合？乔治、丘吉尔等亲德派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立场不无关系。1911年7月21日，劳合？乔治在议会大厦对伦敦金融家的演讲中向德国发出了满含杀机的严厉警告。劳合？乔治的演讲稿事先得到格雷的过目和赞成。在格雷看来，劳合？乔治的转变孤立了反对制衡政策的力量，而且这份措辞激烈的外交警告出自财政大臣之口，一定会对德国的战略决策者产生巨大影响。劳合？乔治和丘吉尔都表示，在阿加迪尔问题上英国将不惜与德国开战，并要求政府做好战争准备。
阿加迪尔危机虽然促使英法关系加强，但并没有导致英国同法国结盟，因为内阁里仍然有强大的制约力量。1911年8月23日，阿斯奎特召集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以决定英国的陆海军战略。关于这次会议，阿斯奎特事先没有通知内阁。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内阁“反对派”一律没能出席，甚至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也没有被邀请与会。格雷、阿斯奎特、霍尔丹、劳合？乔治和丘吉尔等7个与会人员中的5个（另外两个是麦克纳和阿瑟？威尔森爵士）主张，如果欧洲爆发战争，英国应向法国提供包括作战部队在内的直接军事援助。但是，帝国防务委员会的会议内容很快被曝光。1911年12月，英国内阁开会，以15比5的投票结果（少数派是格雷、阿斯奎特、霍尔丹、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否决了对欧洲大陆进行任何陆海军干预的承诺。而且，在这次内阁会议上，不少阁员要求与德国重开谈判。
正如理论分析的那样，在海军竞赛、英法和英俄协约政策以及对欧洲大陆的军事承诺等问题上，英国战略领导人的制衡主张一再受到限制。内阁的大多数成员尤其是负责经济事务的阁员大抵持鸽 派立场，而战略部门的阁员基本上持鹰派立场。战略部门的领军人物格雷、阿斯奎特和霍尔丹始终坚持对德国进行制衡。海军大臣麦克纳在海军预算问题上支持建造无畏战舰，在大陆义务上他虽然不赞成派遣远征军，但同意其他援助法国的措施。其实，麦克纳海军预算问题上的立场几经转变，这本身就非常说明问题。麦克纳担任教育大臣时，与劳合？乔治和丘吉尔一起共同反对1908年的海军预算法案。但是，1908年4月他担任海军大臣后，在1909年的内阁辩论中则转而坚决支持这个海军预算法案。1911年10月，丘吉尔接替他担任海军大臣。麦克纳又恢复了鸽 派立场，提出与德国和解，强烈反对丘吉尔提出的海军预算。这其中的关键原因是，安全部门是战略敏感性的机构，作为海军大臣的麦克纳对战略问题比较敏感，这决定了他的鹰派立场；而他不担任海军大臣后，对战略问题不再敏感，因而恢复为鸽 派。
与战略官员相比，负责经济事务的阁员对国际经济联系比较敏感，大都有鸽 派的倾向。比如，巴克斯顿在1909年关于无畏战舰的内阁辩论中站在格雷一边。1910年，他担任邮政大臣，因而站到贸易部一边支持与德国和解的主张。丘吉尔担任贸易大臣时是鸽 派，但1910年卸任贸易大臣后尤其是1911年2月担任海军大臣后，则成为坚定的鹰派。这其中的原因是，丘吉尔担任海军大臣后，其支持者由利益外向型集团的代表变成战略敏感性的官员，从而促使他的立场趋向强硬。
作为财政大臣的劳合？乔治在海军预算和协约政策的问题上总的来说是鸽 派。如前所说，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他却异乎寻常地表现出了强硬的鹰派形象。有两点可以解释他的行为：第一，他在演讲中之所以对德国显露出极端的愤怒情绪，是因为他一直谋求与德国达成协议，而德国却没有表现出丝毫妥协的愿望使他很失望；第二，更重要的是，德国在摩洛哥问题上的挑衅直接威胁到英国的商业金融利益，这自然引起他的严重关注。所以，劳合？乔治对阿加迪尔危机的反应并不奇怪，而且这种转变毕竟是暂时的，没过多久他又恢复了对德国的鸽 派立场。
4.4.3 利益集团的压力和对经济调整风险的担心
商业金融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领导人关于战争威胁英国经济发展的担心也直接影响到英国政策。比如，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伦敦商业金融利益集团对与德国开战前景的强烈担忧在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中有所体现。由于伦敦从国际贸易中获得了丰厚利润，要维持这种利润继续流向英国的局面，就必须保证国际经济环境的稳定。而且，德国的大部分贸易由伦敦的银行提供融资。如果英德爆发战争，就可能导致向德国发放了数百万英镑贷款的许多重要银行倒闭，英国经济将因此受到严重损害。在帝国防务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上，劳合？乔治告诉战略部门的阁员，德国几乎所有的海上商业运输都是由伦敦劳合保险公司提供担保的。如果英德发生战争，该保险公司也必须对战争引致的巨大损失提供经济赔偿。正是由于经济担心，帝国防务委员会没有就军事干预欧洲大陆达成最终决议。
由于英国外交部商业署与金融和商业利益团体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利益集团的影响也通过外交部的工作表现出来。比如，格雷的一个使命就是与金融机构和商业协会合作以确保英国对外贸易和投资受到“公平和非歧视”待遇。正是在这种工作联系中，格雷清楚地认识到英国金融和商业界支持改善英德政治关系以及反对战争的愿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格雷的战略权衡，以致在一战前夕他不得不考虑如何说服国内的金融集团支持向德宣战。
格雷和其他政治家也敏锐地意识到，作为岛国的英国严重依赖外部经济联系，战争的爆发无疑会带来经济上极高的调整成本。1914年2月，格雷在一次讲话中指出，贸易的致命敌人莫过于战争的发生。资料表明，英国政府战前计划的一个基本前提认识，就是战争将中断对外贸易和金融联系，从而导致食物短缺、价格飞涨和大量失业。正如戴维？弗兰契所说：“政府对战争给国内造成的冲击抱着非常悲观的思想。它认为，北海贸易将被终止，国际金融机制也将失灵，失业大军剧增，饥饿的暴民四处骚动，政府因而可能不得不接受不成熟的和平。”
4.4.4 霍尔丹使命
1912年1月，德国向英国提出，英、德如有一方卷入战争，另一方应保持“善意中立”。阿斯奎特、格雷和外交部的其他官员都极力反对作出这种约束性的中立承诺，认为德国的提议旨在瓦解英国与法俄的协约关系。但是，在内阁经济反对派的压力下，格雷也不得不同意尝试与德国达成战略上的相互谅解。1912年2月，海军大臣霍尔丹而不是外交大臣格雷奉内阁之命访问柏林，以谋求缓和两国在海军竞赛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剑拔弩张的关系。
直接促成霍尔丹使命的是分别作为德国和英国商业金融界领袖的阿尔伯特？伯林和恩斯特？卡瑟尔。这二人都不希望英德爆发战争，于是共同向英国内阁里支持英德和解的内阁成员提出了英德谈判的建议。英国内阁里积极推动英德谈判的阁员占多数，劳合？乔治、约瑟夫？泊斯、哈考特、麦克纳和洛伯恩等都强烈要求与德国签订中立条约。格雷无法抵抗同僚的压力，只能答应与德国谈判。
英国外交部官员显然认识到了霍尔丹使命背后的利益集团的压力。在当时，德国著名的政评家康特？瑞温特楼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英德谈判如何由伯林和卡瑟尔促成的分析文章。英国驻德大使乔治？戈斯辰对这篇文章撰写了一份备忘录，指出瑞温特楼的结论实质是：“如果国际间的外交谈判能够彻底排除犹太金融势力所发挥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那么欧洲国家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将更清晰、更直接明了和诚实公开。”外交部常务次官艾利？克劳就此在这份备忘录上所作的批注很有意思，他写道：“康特？瑞温特楼的看法我赞成的时候不多，但我同意他的这个结论所表达的意思。”
为了设法与德国和解，霍尔丹在谈判中提出“若任何一方（即英、德）卷入不可归咎于其侵略之战争中，另一方对身陷其中之盟邦至少保持友善中立”的保证，并准备满足德国对殖民地的部分要求。但是，德国坚持要英国保证“若德国被迫卷入战争”时保持中立。英国觉得这等于是要求他在德国决定对法俄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时袖手旁观。因此，谈判破裂，霍尔丹空手而返。英德谈判虽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但可以看出，格雷及其顾问们不得不对德国的要求作出回应正是利益集团的压力使然。
4.4.5 瓜分葡属非洲殖民地的谈判
利益集团还极大地影响了1911年末开始的英德关于瓜分葡萄牙非洲殖民地的谈判。1898年8月，为了换取德国在英布战争中的中立，英国曾同意德国关于共同瓜分葡属非洲殖民地的建议。但1911年促使英国与德国进行葡属非洲殖民地谈判的直接动力来自英国的商业集团而不是出于直接的战略考虑，英国外交部对整个谈判缺乏控制。在谈判过程中，殖民大臣哈考特的商业目标经常与外交部的战略目标发生冲突。因而，他千方百计地要绕开外交部进行单方面谈判。对此，艾尔？克劳不无牢骚和讽刺地说：“关于哈考特先生的私人谈判，外交部丝毫信息也不知晓。”哈考特在赞成与德国缓和的阁员的大力支持下，不顾外交部的激烈反对，于1913年8月与德国达成把大部分葡属非洲殖民地转予德国的协议。但是，由于英国外交部坚持把协议公开，而德国拒绝对外宣布协议，上述协议始终没有得到两国签署而作罢。跟霍尔丹使命一样，英国之所以在葡萄牙殖民地问题上采取了对德和解的妥协立场，国内经济利益集团发挥了直接影响。后者在这些问题上与以格雷为代表的对德强硬派形成尖锐对立。
4.4.6 海军问题（1913-1914）
1913年末，英国内阁围绕海军预算问题再次发生辩论。海军大臣丘吉尔提出的1914-1915年度的海军预算大大超过了1913-1914年度的支出。劳合？乔治、L。T。霍布豪斯、麦克纳、约翰？西蒙、阿尔？勃查普、赫伯特？萨缪尔、鲁斯曼和泊斯等许多阁员都主张对之进行削减。他们甚至在1913年12月和1914年1月联合100名反对增加海军预算的议员，要求丘吉尔辞职。
经过公开辩论之后，劳合？乔治、丘吉尔和阿斯奎特于1914年1月举行私下会晤。阿斯奎特支持丘吉尔，并警告劳合？乔治，如果丘吉尔去职将招致重新大选。劳合？乔治被迫屈服，其他阁员在得到丘吉尔答应减少1915-1916年度海军预算的妥协后也作了让步。但几天之后，丘吉尔却宣布不遵守上述妥协承诺，导致劳合？乔治再次联合其他阁员呼吁把丘吉尔从海军大臣位置赶下台。最后，丘吉尔同意进行削减，这场冲突才消停。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在增强海军实力的问题上，丘吉尔作为贸易大臣时曾经领头反对增加海军预算，但担任海军大臣后则是要求增加海军预算的主力。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在海军预算问题上与丘吉尔曾是同一阵营的战友，此时则领衔坚决反对他昔日的同盟军。这再次说明，无论是丘吉尔还是劳合？乔治，他们采取鹰派立场还是鸽 派立场取决于自己在内阁所担任的角色是战略利益敏感性还是经济利益敏感性。
4.4.7 七月危机
从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发生至7月28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宣战，史称“七月危机”。七月危机期间，英国态度暧昧，制衡举措迟缓，几乎没有作出任何威慑德国侵略的重大努力。7月24日，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最后通牒后，格雷两次倡议举行四大国会议进行调停。7月29日，格雷通过德国驻英国大使卡尔？利克诺维斯基向德国发出警告，但这仅仅是私下的非公开的威胁。在对大陆战争的干预问题上，英国也采取了安抚德国的政策。比利时海岸素来对英国的安全有巨大意义，但英国内阁决定，除非1839年签署比利时中立条约的五个列强都作出承诺，英国才能对比利时的中立地位给予保证。而且，由于12个阁员的集体反对，8月1日英国内阁没能达成向欧洲大陆派遣远征军的决定。因此，格雷告知卡尔？利克诺维斯基，说英国对大陆事务未承诺任何条约义务，享有“自由行动”之权，他甚至表示反对使用“三国协约”一词；同时他还告诉法国外长保罗？卡姆邦，说：“现在法国必须在不指望英方有任何援助承诺的情况下作出自己的决定。”
格雷、丘吉尔、阿斯奎特、霍尔丹以及印度事务大臣克瑞威等阁员希望向法国提供军事支持，但是其他阁员反对承担大陆义务。后者之所以反对承担大陆义务，一个原因是他们对伦敦商业金融界的强烈反战情势极其敏感，另一个原因是他们对战争给英国经济带来的巨大调整成本的担心。即使对于强硬反德派的格雷而言，7月末的金融恐慌也使他认为，英国作壁上观是避免欧洲信贷完全瓦解和制止世界贸易彻底崩溃的“唯一办法”。格雷本人很清楚，向德国发出威胁性的最后通牒，或者明确表态支持法国都缺少足够的国内支持。
迟至8月2日，德国向比利时发出照会，要求允许德军过境，英国内阁这才作出了干预步骤，宣布如果比利时遇到侵略，英国不能保持中立。8月3日，德国对法宣战，格雷在议会发表演说，声称“如果英国不支持法国作战……她的经济利益将受到严重损害”。为此，英国进行了军队动员，英国内阁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无条件尊重比利时中立地位。8月4日，德国侵入比利时，英国当天午夜宣布参战。两天后，英国内阁同意向法国派遣远征军。在德国占领比利时和法国海岸将构成对英伦三岛安全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内阁意见最终得到了统一，对德强硬派受到的制约有所松弛，因而才能采取吓阻德国的强硬制衡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