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上面提出的问题，我们下面首先讨论有关网络计算机技术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重要伦理问题。
（一）网络的虚拟与现实悖论
随着电子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虚拟技术、电脑信息网络日益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总结说，信息DNA正在迅速取代工业经济时代的基本单位，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基本交换物，“它决定了我们的生存”。借助网络技术，人类为自己建立了规模庞大、四通八达、迅捷便利的网络通信系统，数字信息成为当代最有效、最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自此，数字化与人类的生存生活联系起来，网络新技术用虚拟化的形式影响着我们的日常行为，直接冲击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网络塑造的虚拟社会中，传统文化与新的生活形式不断发生着强烈的碰撞，产生了一系列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特别是网络社会中伦理道德失范问题的不断出现，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网络时代出现的这些新伦理问题，我们必须转变传统思维方式，从“现实性世界”进入到“虚拟性”世界，处理好网络伦理的虚拟化和现实性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现实伦理在网络世界中存在的虚拟化问题。
网络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数字化、虚拟化的“真实”世界，网络世界是虚拟性和实在性的统一。这种网络社会实现的核心一点在于虚拟世界（Virtual world）的数字化构成，它成为网络社会的中心要素，由此电子邮件（E-Mail）、电子公告板（BBS）、网络聊天（ICQ）、网络会议（Net Meeting）、网络电话（Internet Phone）、互动视频点播（VOD）、联网游戏（MUD）、文件传输（FTP）、数字化图书馆（Digital Libraries）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也使我们的生活融入网络世界，形成一个虚拟世界。事实上，所谓“虚拟世界”，即人们通过利用计算机、光纤通讯技术形成国际互联网，由赛博空间（Cyber Space），亦即网络空间或电子空间构成的，并与现实生活保持统一性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但它又超越现实世界构成一个“虚拟社会”（Virtual Society）或者“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这种虚拟社会是人与人之间基于网络这种全新的沟通和互动方式而形成的一个具有社会性的组织结构系统，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数字化的社会型存在形式。而基于虚拟化基础之上形成的新的网络伦理就有了不同于传统伦理的新特点。
网络世界使人类生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相应也大大拓宽了伦理实践的范围。在虚拟世界中，网络世界的公民通过一种在效应上、而不是“事实上”的事件或实体，建构了一个全新的、超社会的“社会”。它以“比特”（Bite）的方式存在，即数字化存在方式，因此具有独特的领域、功能和结构。人们生活于其中，通过这种虚拟化的世界，可有前所未有的机会参与到各种实践活动（包括现实中无法实现的活动），大大丰富了人类生活实践。曼纽尔·卡斯特为此写到，“新沟通系统彻底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向度：空间与时间，地域性解体脱离了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重新整合进功能性的网络或意向拼贴之中，导致流动空间取代地方空间”。在网络世界面前，由于虚拟世界对实在世界开拓与延伸，人们的思想、实践、思维都有了空前的自由发展，传统伦理在面对新的虚拟化社会实践时，有些捉襟见肘了。
虚拟世界的网络参与具有极大的便捷性和隐秘性，与传统伦理活动的现实性形成对照。在网络世界，任何人都能以一个或多个可以随时更换的“符号”作为身份、按自己选择的面貌、自己选择的方式活动，自由加入到网络世界中去。而在实现生活中一些比较隐私、忌讳的东西，完全可以丢掉，甚至人们的一切自然属性、社会关系都被隐含了。而且，那些参与到虚拟实践活动中的人们，突破了过去所受到的时空、物质手段，以及社会经济等因素制约条件，“虚拟世界”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改变着人的生存与活动空间，甚至是带来了“没有空间的地方”。这一特点改变了人们的传统心理和社会行为方式，自接或间接地促进了社会价值观和伦理观的变化。
（二）对传统伦理的挑战
由此在新世纪的高科技发展浪潮中，网络的虚拟化使得传统伦理观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人们在面对新的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二重张力时，导致了网络道德规范的混乱不清。这主要表现为网络道德的相对主义、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在虚拟世界的流行和泛滥，现实生活中社会道德标准的统一性和确定性在网络社会中变得模糊不清了。传统道德约束在虚拟世界中失范，在网络社会，这种模糊性必然导致对道德权威的怀疑，进而各种不道德的思想和行为在这种虚拟世界中出现，这样就进一步使得网络伦理缺乏必要的伦理道德束缚。
其次，“不道德行为”在网络世界泛滥。特别是在信息处理这个网络的核心方面，管理规范、道德准则更是混乱不堪：虚假信息、过时信息、错位信息等网络信息污染严重，垃圾邮件、广告邮件、垃圾信息塞满用户的邮箱，严重影响了网络运行速度和正常的电子邮箱的使用；强制浏览充塞网络，甚至被网民称之为互联网上除黑客、病毒以外的“第三公害”。
另外，网络文化所带来的传统道德和习俗的失效，网络黑客的出现以及各种网络引发的犯罪，也是网络文化发展冲突和矛盾的突出表现。所有网络失范事件例如网络侵权、垃圾邮件、数字鸿沟、网络欺诈、网络黑客、网络恐怖、网络攻击、网络病毒、网络色情等新问题都威胁着网络世界的健康发展，以至于“重大的安全性事故、黑客活动、软件病毒的制作和网络支持的诈骗等犯罪行为以爆炸般的速度在发展，从早期的计算机入侵不良行为发展到几乎所有的计算机系统都有可能受到攻击”。网络社会的行为主体如何处理这些网络伦理问题，是今后我们亟须解决、而又难以短期解决的伦理难题。
网络虚拟世界导致了现实世界中的伦理悖论。
因为在现实的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伦理道德以现实的社会组织为依托，实际的人际交往为途径，因此它具有客观实在性的特点，而且道德伦理的他律和被动性色彩更浓。由于受现实物质生活、社会活动空间的影响，民族、国家、地区等政治实体，家庭、邻里、亲友、单位等对人们具有强烈的制约作用，广大公民的道德意识与道德观念常常具有极强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色彩。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主要以家庭、邻里、亲友、单位以及国家的方式存在和维系着。但这种情况也导致人们的道德行为常常并不是人们发自内心、自觉自愿的行为，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一定社会的道德规范，常常夹带着做给他人特别是可能对自己有影响的人或组织“看”的因素，因而带有一种被动性的行为。
网络的虚拟化特点与伦理的现实实在性悖论问题，使得虚拟世界中的伦理道德问题随之也变得越来越突出。毕竟虚拟的网络社会与传统现实社会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网络中的虚拟化存在只是现实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的一种延伸或延续，它具有很大的虚拟性和非现实性特点。数字化和虚拟性决定了网络文化世界的基本特征。正是由于网络是一个数字化的虚拟世界，这种虚拟性使网络世界充满了巨大的诱惑，参与其中的网民们在并不成熟而混乱的新世界里难免会突破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心理防线。因为我们所谓的网络社会只是在社会运行形式上与现实社会有着某种意义相似性，虚拟世界毕竟是以数字化为基础，是建立在信息技术、国际互联网、虚拟技术等高科技的基础之上的，但不能真正还原为现实的社会组织形式。人类社会作为一种物理的、活生生的现实空间它与网络虚拟空间的差异还是本质性的，它们明显表现出与现实不同的虚拟性和二元结构。既然网络社会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特殊的生存环境，那么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网络道德也就与网络社会的特点相对应，呈现出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不同的特点。
网络世界首先具有“数字化”或“虚拟化”的特点。网络世界本身是以虚拟化的数字实在为基本的技术支撑，它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人——机——人的互通和交流，原来的现实交往转变成数字的终端显现。当人退到了信息终端的背后之后，在现实交往中那些备受关注的特征如性别、年龄、相貌、身份等都能借助于虚拟技术而得到隐匿，人们的行为也因此具有虚拟化的特征，表现为数字信息。人们所看到、听到的已由形象、图像文字和声音转变成了数字的终端显现，人作为一个符号、身份在活动，而彼此不再熟悉（即使网络两端确实是极为熟识的人），现实生活虚拟化了。
正是虚拟化的特点带来了网络社会的“自由性”。网络世界的最吸引人之处就在于互联网本身的自由性特点，网络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自由时空，这是保证了网络得以存在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网络自问世之日起便是一个以无政府为口号的公用网络。在一人一机物理环境下，人们在网上可以自由选择、发布信息，其间没有审查、核实系统，从而形成一个完全开放、没有中心、处于人机对话的网络世界，人们不必再面对面、脸对脸地打交道，这样就摆脱了传统熟人社会诸多的束缚。让网络公民们在网络上感到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在这种环境之下，人们就再难以觉察到传统社会舆论和道德法律监督机制的存在，网络行为缺乏必要的调控。过程无需登记，完全匿名，因而对其行为极难控制。这一切，加上人们的网络行为的“数字化”或“非实体化（虚拟化）”的特点，使传统的道德监督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了。所以“无政府主义”、“个人至上”、“绝对自由”等思想在网络中泛滥实不属意外，尤其是在网络文化发展的初期。
网络世界的自由性要以开放性为保障，只有平等面对所有的网络主体，网络文化的自由才是实在的。网络的平民化特点打破了传统现实社会中的一些等级观念和相关制度，使得所有网络参与者都拥有平等的身份和平等的社会关系。可以说，网络打破了传统国家、地域的界限，把全球上不同角落的人紧密联系起来，不同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或发生碰撞或相互融合。在这种开放性的虚拟世界，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圣洁高雅与庸俗无聊，科学公理与无知妄说并存同在。
网络的便捷与开放是以技术的数字化、虚拟性为前提的，由此也带来了网络虚拟世界的非人性化特点。虚拟世界虽然为人的交往、沟通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这种往来毕竟以网络为媒体的间接沟通，是通过人机对话来实现的，这样缺少了一些传统直接交往的温情与实在，即人与人的交往成为非人性化的。在网络上，虚拟技术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似乎转变成了“符号”与“符号”之间的交往，人的形象、身份、特征等的数字化，人类活动的亲切感消失了，而代之以冰冷的机器。与现实生活中人与人的直接交往相比，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实际上增大了，从而使家庭成员之间、邻里之间、朋友之间的感情联系淡薄。在网络中，人们摆脱了传统现实社会的管理和控制，以独立的“隐形人”身份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操作，进入到一个“反正没有人认识我”、“没有人知道你是一只狗”的新天地，往往有一种特别自由、解放了的感觉和想为所欲为的冲动。如果在缺乏“慎独”、道德自律意识缺乏的网络环境下，人们就有可能摆脱现实社会中人伦关系的束缚，而丧失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这就很容易使他们忘记自己的社会角色、社会身份，做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做的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事情，放纵自己的行为，出现诸如随意公布他人隐私、不负责任地制造虚假网络信息等不道德行为，导致现实社会责任感淡化甚至违法犯罪。虚拟化带来了人们在网络世界道德行为的现实性悖论。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需要建构新网络伦理与文化。
（三）网络文化的建构
在虚拟世界中，人们网络道德随虚拟性而呈现出一种不同于现实生活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由此网络虚拟世界在道德行为的监督、管理方式与传统现实社会相比较，存在很大差异，为此网络的伦理建设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以适应信息网络的时代特征。毕竟“没一种文化都包含一套大家或多或少共同遵循的规则，这些规则维持着有序的社会生活”。但虚拟世界引发的网络伦理问题，从伦理学本身来看，它实际上还是一个具有虚拟性特点的命题，它并不意味着一种真的新的伦理道德的出现。也就是说，网络伦理概念的出现，只是意味着在传统社会中形成的道德及其运行机制在信息社会中的适用是有差异的，即网络道德是由于网络空间的出现，产生的新要求，它植根于实在的现实生活，这种网络伦理既与传统道德有所不同，但还是现实道德的延伸。面对网络文化的虚拟性与实在性的双重矛盾，网络负面效应日益突出，如何通过创新与规范，促进网络文化的和谐发展成为我们必须解决的重点问题。
传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植根于现实世界的，因此相应的文化和伦理观念也反映出现实社会生活的内容和现状。而由于网络文化诞生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反映的是赛博空间中的虚拟的现实，它造成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巨大改变。“电子技术提供的虚拟现实正在淡化着我们在传统生活中形成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现实感’。这并不表明人们开始进入‘非现实’的时代，而恰恰说明‘现实’的含义发生了巨大变化”，网络作为集互动性、多媒体和信息库为一体的新兴媒体，虚拟现实的情境已经在深刻地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感知、认识和参与方式。在网络发展将我们卷入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信息技术的实在性与虚拟化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时代性的难题。
如何把新的网络世界妥善融入传统生活之中，需要反思我们的文化，构筑新型的社会文化发展形态。
1.新型文化平台的建构和健全。解决这种实在性与虚拟性的矛盾，首要是建构一个健全的网络文化创新平台。努力发展一种将虚拟与现实、继承与发展、吸收与创新有机结合的文化平台，结合它具有时效性、开放性、虚拟性等特征，将网络技术文化放在现实社会文化的大背景下，继承优良的传统文化，不断实施技术和文化创新。网络文化是现实社会文化这个整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将人文、信息、科学融为一体，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作用是任何其他部分不可比拟或替代的。可以说，网络文化独立于现实社会文化的其他部分，但又渗透和贯穿于其他部分中，把现实文化的各部分有机地联系起来，各种现实文化在网络虚拟的平台上紧密联系，激烈碰撞，频繁交流，经常有新的突破，极大地促进了现实社会文化的融合，同时也衍生出新的文化形式使人们逐渐成为信息化生存和数字化生存的社会化动物。传统文化与网络文化的逐渐融合，网络文化逐步走向理性和成熟，成为参与重构现实社会的主流文化。
2.道德伦理建设的全球化视野。人们的虚拟世界中不再受客观世界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伦理冲突、碰撞和融合并存，呈现出多元化趋势。这样虚拟世界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现实地联结了起来，这样全球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都立体化、实实在在地呈现在了人们面前。由于网络道德的多元性特点与网络世界的自愿、平等原则的存在。网络交往无论是通过矛盾还是沟通形式，冲突和碰撞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和理解，实际的结果都是增进了人们相互之间的沟通。虽然网络交往可能带来各种文化、价值冲突的激化和尖锐，但这只是表面性和浅层次的，不同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的全球化、相互融合才是主流。网络世界“横跨全球，权力分散”，这表明网络具有超越国界的内在特性，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一些基本的网络原则，以保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同时也“防止犯罪分子借逃离管辖国之机逃脱法律的制裁”。这些都需要重新融合一种诚实、公开、有责任心、视名誉为生命的新文化。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挑战就在于如何在网上建立足够多的健康社区，为公共空间设定良好的基本规范，以便大系统能够自我组织、有效运行。
3.新型自律的伦理准则的形成。在虚拟世界，现实的道德和法律调控作用失灵或部分失灵，人们的行为在网络建制不规范、不完善的情况下，主要靠个人的道德自觉和内心信念来维系。人们便必须更多地自己确定自己干什么、怎么干，自觉地“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为自己做主”，“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地做网络的主人。因为在现实世界中，人们的交往和社会秩序由国家和社会的方式维系，人们的行为受到舆论的监督，他律和自律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而网络并没有统一和非常严格的控制与管理中心，人们在网络上打交道的只是一个个站点或信息中心。而且由于网络世界的便捷和自由性，社会管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了。在这种情况下，面对面的道德评价难以进行，个体的道德自律成了正常的伦理关系得以维系的主要保障。
这种以自律为主的道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是个人社会角色辨识与认同，由于网络文化在人们现实生活空间之外又提供了一个新的网络空间存在，就需要我们在虚拟和现实之间，进行健康的角色转换。现实生活中人们如果沉溺于网络，往往难以实现虚拟与现实空间的转换。二是个人行为、思想控制能力的加强，以克服网络引起的现代人“疾病”，如网络上瘾、网络孤独、迷恋电子游戏、脱离现实而成为“网络人”等等。三是完善个体的人格，人们沉溺于网络往往造成人格上的严重缺陷：人际关系、感情联系淡薄，人们沉溺于网络交际，害怕现实、逃避现实；社会责任感淡化，逃避社会责任。
4.以信息为中心的道德规范建设。虚拟世界是信息的传递、交流世界，信息资源构成一个统一的信息空间。而一系列的网络信息问题，是虚拟世界里人们所面对的最重要的技术伦理问题。前面我们曾经提到，人们在利用网络资源所要享受的就是迅速、方便、真实和全面的信息，但现实网络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污染问题，直接影响着人们对信息的正常需求，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正常秩序。而且，网络的发展按其本性来说应当是更充分发扬信息固有的共享性，从而大大增加人们获得信息的机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信息垄断的现象时时发生，而且全球范围信息、数字鸿沟出现的一种极不平衡的扩张态势，导致国家之间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信息技术的普及差距。由于关于个人的信息比过去更丰富和更容易被他人获得，以及网络自身的特点及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用户在网络中的个人隐私信息时时受到侵犯；导致一些人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肆意攻击、侮辱他人人格，侵犯他人隐私，网络隐私问题日益突出。网络空间中，色情信息的泛滥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并且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各种与色情有关的站点、电子公告牌等比比皆是，造成对网络社会的严重污染。
在信息规范方面，应该遵循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即诚实和无害原则。理查德·斯皮内洛认为，对于网络伦理来说，无害原则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最低道德标准”，他的理解是，“根据这条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人们应当尽可能地避免给他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在虚拟世界中，人们将数字化符号上升为社会实践中介手段，取代了现实交往实践，要克服虚拟带来的弊端，诚信是首要的，网络公民遵守诚信原则，是网络世界正常、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此外，在信息的调控方面，应该坚持伦理与法制、自律与他律的统一，毕竟“法律与道德并不总是吻合的，法律的强制性条款并不必然地为信息技术中复杂的道德问题提供充分的指导方针。法律在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法律与法规很少能预见问题或可能的不平等，而是对已经出现的问题做出反应，通常，反应的方法又是极为缓慢的”。
最后，应该说由网络文化所带来的虚拟化与实在性悖论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我们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面对网络新技术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既要坚持从网络文化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多种形式进行网络道德教育，又要利用网络自身特点，积极开展网络道德教育宣传，结合传统伦理，以此为基础建立适应网络发展的新的道德规范，不要把网络伦理与现实道德隔离开来，并充分发挥人的自由自觉能力，人的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与此同时，在网络文明的建设过程中，要逐步建立起网络运行的监督和惩戒机制，既要从技术层面上建立技术监督系统，又要从网络主体的层面上发挥道德舆论监督作用。并从规范的层面上建立制度、法律机制，实现全社会性的网络文明教育，综合治理网络大环境，从而保证网络的健康发展，解决由网络虚拟化与现实伦理冲突带来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