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景公在位的年数大概是公元前547年到公元前490年，他在位的时间很长，有五十七八年的样子。另外齐景公在位的时候，有晏婴等大臣辅佐，国内社会比较安定，跟周边的诸侯国的关系，也还比较和睦。齐景公尤其喜欢建造宫殿，喜欢养马、养狗。
济水和淄河两岸，丰茂的牧草资源，为齐国大量饲养马匹提供了有利条件，养马业的兴盛促进了齐国经济的繁荣，在齐国上至王宫贵族，下至贫民百姓，都喜欢马。齐国有一个小镇叫千乘，就是由齐景公有马千驷而得名的。
当时的齐国厚葬之风盛行，郎家庄里的一个墓主就殉人26位，经鉴定其中多数是女性。
齐景公既然非常爱马，那么他死时带走他所爱的骏马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这600多匹马究竟是怎么死的，至今还没有一种肯定的说法。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如果以四匹马驾一辆战车计算，600匹马相当于150辆战车的配备，在以马车为主要战斗力的春秋时期，就等于一个千乘之国十分之一的军事力量，如果这个墓葬果真是齐景公的，他怎么能有如此奢华的随葬，当时的齐国究竟拥有多少战车，多少战马呢？
姜太公身为齐国的开国国君，根据齐国的自然资源状况，制定了发展手工业、商业和畜牧养殖业的经济方针，一时间马匹的养殖迅速兴旺。
有了马就有了开疆拓土的资本，进入春秋时代，以齐桓公和管仲为代表的齐国统治者积极向地处北方的戎狄地区展开攻击，掠夺了大量马匹，进一步扩充了军事力量，从而使齐国在春秋时期雄霸中原。战马带来的辉煌刻记在以写实风格著称的齐瓦当上。
公元前353年秋天，田忌和齐威王照例展开每年一度的赛马会，往年决赛田忌总是输家，然而这次比赛著名军事家孙膑来到现场，他对田忌说，拿您的下等马对付他的上等马，拿您的上等马对付他的中等马，拿您的中等马对付他的下等马。比赛结束，田忌三战两胜，第一次在赛马会上成为赢家。
古生物物种专家根据测量结果断定，临淄这些殉马都是蒙古马种。
中国的马在秦代都是属于蒙古马种，这种马吃苦耐劳，很适合我国的气候环境，饲养条件，可这种马的缺点就是奔跑的速度不快。到汉代以后，跟西北的其他民族发生了接触，在战争当中，汉族的骑兵所使用的战马难以与西域的那些优良马种相匹敌，尤其是中亚那些所谓的天马、汗血马，速度很快，所以从汉武帝开始要求改良马种，甚至于不惜发动战争，去把这些所谓的天马引进来。
在现代人的心目中，无论是作为战备资源，还是交通工具，马一般都要配马鞍、钉马蹄、装马镫，然而在临淄的殉马坑里却没有发现任何一件马具，难道2700年前的马就不需要这些装备吗？
人不能骑在光背马上去作战，要做各种战术动作，就需要鞍子。在中国古代，商车用马是没有鞍子的。一直到战国晚期骑兵开始出现，才配备鞍子。
早期的马鞍只是一个简单的垫子，用一根带子系在马身上，这样的垫子并不能使人与马之间得到良好的结合，坐着很不舒服。
到了东汉就可以看到马身上有两个前后鞍桥很高的双轮鞍子，这种鞍子一直使用到三国到南北朝时期。到了隋唐，特别是到了唐代，李世民和李渊主要是与突厥骑兵作战，所以他们引进了突厥的马和突厥的鞍子。这种鞍子前高后低，有一种弧度，而且鞍子后面还挂了好多“叠叶带”，到这个时候，鞍具基本上完备了。
人们为了骑马的方便，发明了马鞍，但马也同样需要保护，于是人们为骑兵部队的战马制作了挡箭防枪的铠甲，身披铠甲的战马更加无所畏惧，勇往直前。
在一匹匹殉马的马蹄上，人们试图找到马蹄铁的痕迹，但始终没有发现，是齐国当时还不会炼铁，还是他们根本不知道用马蹄铁来保护马蹄。
最新的考古调查发现，临淄故城内有多处冶炼铸造的作坊遗迹，史书记载，在齐国也曾专门设立过管理冶炼和铸造事务的铁官。
根据考古发现复原的冶炼铸造作坊的模型，让人们直接感受到齐国两千多年前冶炼业的繁荣。有了制作马蹄铁的主要原料，应该说就有了生产马蹄铁的可能，那齐国人是否能就此制造出马蹄铁。
古代人已经完全认识到，在长途骑走或者奔跑之后，马蹄子会裂开，甚至会有出血等问题。马蹄子如果有了毛病，就修整蹄子，就把这个蹄子修出一个整齐的面来，也有的时候就用烙铁给马蹄子烙上一层，有点碳化的效果，用这些方法来处理马蹄子的问题。南宋时往北方派使臣，比方说从临安派使臣到中原，据记载，长途行走的时候往往产生马蹄子“蹄啮不可行”，就是蹄子裂开了，或者出毛病了，就很难往前走。也就是说到了南宋的时候，中国还没有蹄铁。中国蹄铁的出现，大概是元朝以后从西方传来的。
也有历史学家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世界上最早发明马蹄铁的是中国。当欧洲还用皮革制造简单护蹄的时候，中国的蹄铁术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今天的欧洲蹄铁术也是受中国的影响而加以改良的。不管马蹄铁是谁发明的，它都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成为马身上的一部分。
据古生物专家测算，春秋时期的马与今天的马相比没有太大的差别，平均高度在一米四五左右，人们要想一步跨上这样的高度，不借助别的东西是非常困难的，今天人们踩着马镫上马，但是在临淄殉马的坑里，人们没有看到类似马镫的东西，那么齐国人是如何上马的呢？
在公元3世纪以前，在世界各地，所有的骑马的人都没有马镫，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的希腊青年雕像，去神庙祭祀的时候，都骑在没有鞍子的马上，汉代也是一样，汉代的画像石上，那些骑马的人都没有马镫。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一件贮贝器的器盖上有一位骑马的武士，他右脚的拇指套在一个绳套上，这多少能克服一些骑马的困难，这是否是马镫的雏形呢？在湖南长沙金盆岭的一座西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骑马俑上，马的左侧有一个近似三角形的小马镫，它离马背的距离很近，人上马后很难再使用它。这座晋墓中出土的记年铭砖清楚地记录着永宁二年，也就是公元302年。如此说来，早在公元302年中国就出现了单马镫。在南京出土的双马镫，表明真正意义上的马镫终于出现了。
萨珊王朝时期，中国的马镫开始传入波斯帝国，波斯人满怀惊异地把马镫称为中国鞋。马镫在波斯的国土上迅速地推广开来。10世纪中叶，波斯诗人鲁基泰这样评价中国鞋，“我以旧鞋和毛驴开始自己的生涯，而我现在则高升到拥有中国鞋和阿拉伯马匹的行列”。
至于马镫是什么传到西方，又是怎样传到西方的，现在都很难考证。经西方史学家研究发现，公元6世纪中叶，一个游牧部落穿过欧亚草原到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定居的时候，他们的骑兵配备了铸铁马镫，这是现今在史料中能找到的马镫在西方出现的最早记录。
西方历史学家汉步里在他的著作里说，像马镫这样一种普通的器具，不但对于罗马的古代民族来说，一直是闻所未闻，甚至像萨珊波斯那样习于骑射的养马人，竟然也不知马镫为何物，这令人惊诧不已。科学史专家林恩·怀特更是语出惊人，他说只有极少数的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但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作用，促使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在这个没有马鞍、马镫和马蹄铁的殉马坑里，我们同样难以找到任何痕迹来证明这些马生前是做什么用的。但是从春秋时期马的用途来看，马多数被绑在车上，成为战车的一部分。
马拉着车卷入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但是战车的笨重却限制了马的脚步，马从被绑到战车上的那天起，无时无刻不盼望着从战车上解放出来，以自由之身投入战斗。
从战国末年开始，匈奴系统的民族从北方和西北不断地来入侵燕国和三晋一带的国家，用战车去对抗匈奴的骑兵很困难，战车个儿大、笨，跑得很慢，匈奴是游牧民族，文献中记载，军队就是成群来了，打赢了就赢了，打不赢“哗”就散，跟先秦那些按照各种礼节去打仗是不一样的，所以对于行动如此迅速突袭的骑兵，战车就不行了，所以赵武灵王，要“胡服骑射”，就是为了保护边境，采取和敌人相同的对抗办法。这样，中国古代的骑兵就开始出现。
然而，骑兵的出现并不等于战车立刻消失，战车依然与骑兵并行了数百年，直到汉武帝北逐匈奴时，才真正完成从战车到骑兵的转折。汉武帝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从公元前128年一直打到公元前119年，整整持续了十年。十年间，双方动用骑兵二十万之多，仅在公元前119年的一次战争之中，汉武帝就以十万骑兵击退匈奴部队，创造了大规模使用骑兵集团作战的典型战例。此后，马为中国历代王朝都建立过功勋，雄才大略的唐太宗驰骋北国南疆，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繁盛的盛唐帝国。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铁蹄，曾经踏遍欧亚大陆，马在战争中的作用空前显著。
如果这600匹马的主人真的是齐景公的话，它们是否分享过齐景公的荣耀和辉煌呢？在两千五百多年之后，它们保持着被埋葬的那一刻的姿态醒来了。
中国古钱币
司马迁《史记》曾说夏代以“龟贝”作为货币；西汉人桓宽在《盐铁论·错币》中写道，夏代使用一种黑色的贝，后世才使用金钱货币。由于这些记载距离夏年代很远，而且谁也没有看见夏代有贝的实物，所以许多学者始终表示怀疑。
更重要的是，夏贝是否就是我国最早的货币呢？
传说神农氏时，我国已经有了原始的商业。看到太阳升到天空正中，四方百姓便集市交易。最初，人们是以物易物。随着交换进一步扩大，人们需要把手中的货物换成一种普遍接受的中介商品，才能换回自己的需要物。
海贝的色泽美丽，惹人喜欢，而且质地坚硬，便于携带贮藏，它既可以做精美的装饰品，又具有价小值高和天然计算（单位）的属性，因此，这种外来的交换品就很自然地被充当货币使用。
数百年后的商周时期，海贝的流通范围已十分广泛。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大都有海贝的出土，甚至出现在一些平民的墓葬中。在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殷王武丁之妻妇好的墓中，发现里面竟藏有海贝近7000枚。殉贝的多少标志着贫富的悬殊。
贷、资、买、卖、宝，繁体字的写法都带有“贝”的偏旁，就是表示这个字的含义，它说明我国早在造字之初，贝就已经跟财富甚至跟货币都发生了关系。
春秋战国诞生了四大货币体系，它们折射出何种时代精神？
商周时期，我国“青铜时代”发展到了一个鼎盛阶段。作为一种理想的合金材料，青铜可以制成任何一种礼器和实用物。这些精美的出土青铜器，反映出当时青铜铸造业所取得的惊人成就。
起初，金属的出现伴随着货贝的盛行，但渐渐地，新兴的金属对天然贝产生了历史影响。
西周末期，天然贝开始衰落，铜矿的开采和青铜的冶炼成了历史主角。当时，曾用青铜块充当货币。青铜块使用时需要称量计算其价值，所以称为“称量货币”。为了便于携带和计数，长期受货贝影响的人们又用青铜仿制海贝。铜贝，可以说是我国金属铸币的开端。
到商代中期以后，青铜冶铸技术趋于成熟与发达，青铜经常用来作赏赐、罚没、赋税、支付等等。这样，青铜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地位得到了最终的确认，再加上青铜器可熔性和可分割性，因此取代天然贝是必然的。
大约在这时，黄河中游地区，因为农业的兴起，出现了一种青铜铲。今人能否想到，现在人人离不了的钱，竟然与它密切相关呢？
《诗经》上说：命令我的农奴们，准备好农具干活。原来，当时这种农具就叫“钱”。因为具有较高的使用价值，常用于交换，渐渐地转化为中国典型的实物货币，钱也成了货币的同义词。
春秋战国，“铲”逐渐缩小符号化，但在头顶仍保留有安插木柄的孔，人称“空首布”。渐渐地孔又变成平板状，所以称为“平首布”。
它们和作农活的工具仍很相似。
春秋前期，还有一种生产工具小铜刀“削”演变成了货币，它就是刀币。
在春秋时，秦国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游牧国家，公元前336年，秦惠文王“初行钱”。考证起来，这种圆形铜质的圜钱并不是秦国的首创。它产生于魏国，魏国人商鞅来到秦国实施变法，将当时魏国较为先进的货币制度引进到秦国。一般认为，圜钱是古代纺织轮或璧玉、环等器物的仿形。
从原始社会末期，到秦始皇统一六国，长达两三千年，我国的货币经历了实物货物、称量货物和金属铸币三个发展阶段。特别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货币形态又出现了像铜贝、刀币、铲币和圜钱四大铸币体系。
起初，秦国规定以“两”作为秦币的单位。数年后，外圆内方的重半两的圜钱问世，史称“秦半两”。这是我国古代货币史上开天辟地的一件大事！
与体现自由的时代精神的各国货币相比，秦半两更注重于实用、简约。它的方孔穿以绳索，携带便利；它上面镌刻的“半两”明示了币值，在它的身上代表着一种无可置疑的王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霸业终成，在其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治经济文化大一统举措中，秦半两作为全国统一货币，正式流通九州。
秦始皇虽然没有实现他千秋帝业的梦想，但他一手推行的方孔圆钱，却一直沿用了两千年。中国为何选择了方孔圆钱？小小铜钱为何有这么持久的生命力？
战国时期的货币形态是多种多样的，有圜钱、铲形钱、刀形钱，也有蚁鼻钱，那么在这些钱币当中，实际上最便于携带、使用和生产的是圜形钱，这样一种实用性，很受人们欢迎，但是仅仅靠这样一种实用性是不够的。秦始皇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给自己方孔圆钱赋予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精神支柱，就是所谓天道圜，地道方，中国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这样一种世界是天经地义的，是圣王确立下来的。秦始皇把这种宇宙观凝聚到方孔圆钱当中，把它看作是皇权的象征，作为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精神支柱，这种思想，也为后世的历代帝王所接受，这种天圆地方的方孔圆钱就一直延续到封建王朝的结束。
经过秦末长期的战乱，汉初中央政府因无力大规模发行货币，便允许私人，主要是那些郡国诸侯、地方豪强自由铸钱。
民间铸钱越铸越小，成色越铸越差，甚至于有人把好钱熔化掉，去改铸成小钱、劣钱，这种劣钱的泛滥就形成了劣币驱逐良币，这个局面对西汉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汉初曾经多次出现严重的货币贬值，史载米一石竟涨到一万钱，百姓深受其害。其始作俑者竟是当时民间流通甚广的一种轻小如榆荚的小钱，仅重2克却当半两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要把国家的经济命脉完全掌握到政府的手里，就必须统一铸币权。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废除一切旧币铸造五铢钱。五铢，相当于现在的3.5到4克，它外端铸有轮廓，这是为杜绝不法之徒凿边盗取铜料之风而想出的一个绝妙办法，今天的硬币仍保留有这种外廓以防止盗铸。这是继秦半两以来，我国出现的又一种重要的货币。与过去不修边幅的钱币相比，五铢钱呈现出一种规范之美，反映出大汉鼎盛时代精细严谨的作风和沉稳大方的气派。
如果说秦始皇首次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了中国古钱圆形方孔的形制，那么，汉武帝在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货币本身的标准化，对古代货币史和整个中国的历史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汉武帝主持的时期，实现了中央集权铸币，这一点是秦始皇没有做到的。在他这个时期，在上林苑铸钱，用现在的话讲，上林苑就是中央造币厂。汉武帝还确立了货币的标准化。货币的标准化，是经过很长时期的摸索。先秦时期的货币，都是比较重的，到秦始皇统一货币的时候，规定每枚钱的重量是半两，也就是十二铢。到西汉以后觉得秦钱重，就开始减重，到八铢，到四铢，到三铢，然后又嫌三铢轻了，又回过来再做四铢，最后确立五铢钱的制度。五铢钱的重量正好相当于现在的三点五到四克左右，这是一件意义非凡的事。西方的货币，用的时间比较长的，它的单位重量也是在四克左右，东方的货币，经过长期的摸索以后，到汉武帝时期也确立成四克左右，这个重量应该说是符合当时流通的规律。
钱币越精美越有生命力吗？成也铜钱，败也铜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