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一生都在征服，在消灭了中原六国之后，他的目光转向岭南，还从未有过中原的国君曾经征服这里。千百座险峰所组成的迷宫是中原人难以逾越的恐怖地带，这一次困扰秦军的是粮草运输的难题。饥饿的士兵是无法打胜仗的，要征服岭南，必须先解决粮草运输的难题，然而，在这无尽的南岭群山之中，哪里能够找到这条运粮的大路呢？
经过这条小河，向南可以到达珠江边上的广州，向北可以到达长江边上的武汉，这就是秦始皇时期开凿的人工运河。
现在灵渠看上去是一条普普通通、安安静静的小河，两千多年以来，它却一直是一条南北的运输要道，当年从秦始皇开始，中原的兵马粮草铁器，都要通过这条运河运达南岭，而南岭以南的盐铜、犀牛等珍贵产品，也通过这条运河运到中原。
灵渠位于广西桂林的兴安县，在南岭西侧的群山深处。南岭是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向北流的大多进入长江水系，向南流的大多进入珠江水系，在多种连接两水系方案中秦朝人选择了湘江与漓江。即使今天看来，这也是最短的连接方法。选择湘江一处开阔水面，建起拦水大坝，开一条渠引水进入，漓江这条支流开始向南流去，这是南渠。
在另一边引水向北，曲折一段之后再回到湘江主河道，这是灵渠的北渠。这样就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但我们发现，这并不是最短的连接方法。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这是因为湘江与漓江这条小支流的落差有7米，这意味着要建7米以上的大坝。这在当时是不可能做到的，秦朝工程师的办法是将大坝向上游移，这里地势高，大坝高度只需两三米就可以了。
这样做，付出的代价就是增加南北渠的长度。不仅如此，北渠被开掘成弯弯曲曲的样子，无疑更使工程量大大增加。这又是为了什么呢？落差对于灵渠这条运河来说，至关重要。直线型的渠道施工量小，但落差大。顺流而下的船速度难以控制，对于逆流而上的船，上陡坡更是难上加难。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秦朝工程师将灵渠的南北渠道，开成弯弯曲曲的形状。虽然工程量加大，但落差减小，水的流速减缓，行船变得很容易控制。在容易使用和容易施工之间，找到这个微妙的平衡点，依据的是精确的测量。他们又是如何测量的呢？
有一个把大小天平坝修得一样高的仪器。这个仪器在出土的时候，已经有些损害了，这个仪器如何使用呢？它是可以旋转的，旋转的时候在槽里面，弄下一根木棍，就可以推动。使用它的时候，在修筑的大天平和小天平坝上，各插一个木棍，通过具体测量把水平的高度记下，然后旋转过来，在小天平坝那个木棍上，也可以测得一点，跟这个水平一样的一点，也记录下来，把大天平坝这个木杆的高度和小天平坝木杆的高度用尺子一量，假设这两个高度一样，那就保证大小天平坝的高度一样。从指北的方向来看，它跟古代所表示的北的方向，基本上一致。因此我们确认这个仪器，已经制成很长时间了。
或许秦朝人就是用类似简单的办法，由近及远地测量，确定灵渠现在的样子。今天看来，这也是一个最合理的施工方案。
灵渠，秦朝人进军岭南的见证者，今天已无法告诉我们那段往事，就连它自己，也是个难以解开的谜。水面下，是十几米厚松软的卵石层，大水不断地冲击，会淘空大坝下面的卵石层，大坝也会在转瞬间崩溃。现代的办法，是清除这层疏松的卵石层，找到十几米以下坚硬的岩石层。在这一层打入钢筋，浇铸混凝土坝身，建造高达十几米坚固的大坝。然而，两千年前秦朝人，是无法这样筑坝的。那么这座大坝是怎样建造的呢？
他们是这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先在沙石里面打下木桩，再铺上松木桩，然后堤坝就筑在松木桩上。
这很像古人盖房子的方法，松木桩就是顶梁柱，它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能够牢牢抓住下面松软的鹅卵石层。或许，这就是大坝能够历经千年的原因。
1979年补修大坝的时候，从坝底下换出来的木头还是相当完整的，足以证明这个技术在大小天平坝的修筑上，是完全成功的。
这些石板每块重达千斤，即便如此，在滔滔洪水之下，也会被轻易掀起，只有石板彼此牢固地连接，才能抗衡大水的冲击。这些巨石是如何连接的呢？
秦朝人采取的是这样的办法，在两个巨石之间凿上燕尾槽，然后在燕尾槽里面，搁上叫铁码子的东西，用铁码子把两个石头锁紧，每块石头都用这样的办法锁紧以后，整个大坝就浑然一体，即便是很大的洪水，也没有办法把大坝冲毁。
漫过大坝的江水并未停止冲击，竖插在坝面上的石片，高高低低参差不齐，它们能经得起大水的冲击吗？
如何来保证这个洪水不把大坝的后面部分冲垮呢？就要依靠鱼鳞石，鱼鳞石竖插起来，在水的冲击下，作用力是往下去的，所以越插越深，同时洪水带来了泥沙，冲进鱼鳞石的缝隙中间，使得鱼鳞石更加稳固。
越坝而过的洪水，被这些石片阻挡之后，速度减缓，大大减轻了对大坝后面河床的冲击。这座结构独特的大坝，有着更加独特的外形，它不是通常的一字形大坝，而是人字形。人字形大坝，把扑面而来的江水的正压力，变为侧压力。人字形长短边长之比是3：7.江水也按这个比例被分开：水满时，恰好使得南北渠两边水量一致，都是1.5米深。这是一座滚水坝，只抬高一定水位，多余的水越坝而过，经过湘江故道之后，与北渠水汇合向北流去。为了保护大坝，在它前面加筑一个分水石堤，拦水分流泄洪。设计者将这三项功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它的成功一直持续两千多年。
有人曾粗略估算过，如果挖掘一条齐腰深的壕沟，从北京到上海一千多公里，这大致相当于灵渠的工作量。灵渠的建造前后用了4年时间。相传，在就要竣工的时候，有两位工程师相继被杀。传说他们是结拜三兄弟中的大哥和二哥。他们因为同一原因被杀，那就是南渠秦堤两次神秘的崩溃。而造成崩溃的罪魁祸首，是江中的一条恶龙。最小的兄弟李工匠，求助于神仙，用巨石压服了恶龙，保证灵渠的畅通。恶龙的故事，只是传说，但这里历史上曾屡屡决堤，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南渠水位在这里，与湘江故道相差有7米，因此历史上称为险工段。
为何称之为险工段，为了保证一定的水位，使从小天平坝下来的水，能够直接流到漓江里面去，这个水位与中江，就是湘江故道的水位差，有5到7米，由于落差很大，水的侧压力很大，当洪水来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这样的结构冲垮。
神仙投下的巨石，又是如何帮助李工匠呢？
飞来石就是这个神来之笔，飞来石是灵渠边上惟一一块与基底岩石相连的石头，用它作为一个石桩来修堤，它可以抵抗很大的侧压力，即使是渠水很满的时候，涨水的时候，侧压力它也能抵抗住，依靠它修的秦堤，就不会被洪水冲垮。
每年深秋时节，灵渠周边地区会有一场小雨，渠水会因此而上涨十来天。对于往来于岭南与中原之间的船队来讲，现在是回家的最后机会。在这场秋雨之后，是连续四个月的枯水期，灵渠水浅无法行船。
一年只有8个月行船，还有4个月不能通行，但是由于灵渠是南北物资交流的很重要的一个通道，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不能通航，对经济上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一千多年以前，灵渠发明了一种独特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即便水浅至此也可行驶万斤大船。这种使用了一千多年的设施，被称为陡门。但它是如何使用的？史书上从未见记载。
陡门什么时候有的，没有人知道，唐以前关于它的记录，基本上付诸阙如，即便有一鳞半爪的记载，也只是花了多少钱，花了多少工就修通了，怎么样立下很多功绩，具体工程中间涉及堤怎么修的，什么时候有了陡门，陡门用什么材料来修的，这方面的具体记录基本上没有。从唐到清朝，关于陡门是怎么样开启的，塞陡门的工具是什么东西，陡门的整个结果是什么，也没有文字记载。
第一次文字记载是60年前唐兆民先生的调查报告。
从现有的影像上看，渠底部有小孔用来固定小陡杠，它与面杠底杠一起，抗衡渠水的压力。绳子连结的三根竹竿称作马脚，竹片做的篱笆称为水拼。这是最为致密的一层，称为陡簟。马脚、水拼、陡簟结合在一起，组成拦水的大门。绳子用来穿起所有的陡门材料，防止开启陡门时被水冲走。
使用陡门，水位就会缓缓上升，与几百年前相同。半个小时后，水位已上涨30多厘米，这与唐兆民先生在60年前所作的记录大致相吻合。
材料随处可得，方法简单有效。灵渠陡门，使用的是古代中国人最早使用的运河船闸技术。它的原理与今天的葛洲坝船闸完全相同。松木、竹子制作的陡门，在这里变成了钢铁的闸门。历代能工巧匠所付出的智慧与艰辛，造就了这项水利工程奇迹。秦朝人留传下来的伟大工程中，长城和灵渠一样，都曾是为了战争目的而建造。如今的长城，早已失去实际的防御功能，而灵渠作为一条运河，持续使用了两千多年。今天灵渠的水，仍然灌溉着两岸数万亩土地。它的社会功效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未来仍将如此。
今天，秦国一统天下的战争已成为了永远的历史，灵渠却以其“灵”与“巧”依然保持着原貌。郭沫若先生曾经这样评价灵渠：“2000余年前有此，诚足与长城南北相响应，同为世界奇观。”这实在是对灵渠最大的肯定。
齐国车马
山东临淄是古代齐国的都城，它两千多年前的繁华让历史学家们感到震惊，两千多年后，这片土地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一个规模庞大的殉葬车马坑出现在了考古工作者的眼前，由此一段古车马的历史也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
1964年，淄河岸边的山东省临淄文物工作队来到淄河东岸的后李官庄，勘探、挖掘很快有了结果，从地下发掘出土的器片和陶器，传达出一个信息，这里极有可能是大汶口文化的重要遗址。然而，正当考古工作者们满怀信心继续挖掘的时候，文革开始了，考古工作被迫终止。
1985年，按照规划，济清高速公路将从这里通过，考古工作者立刻着手布方勘探。
他们最先是从淄河的边岸上，西边开始挖，后来又在东头开挖，就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墓穴。
这个墓长约35米，宽约9米，棺材和墓主的骨架都已腐朽。由于墓室早年被盗，随葬器物所剩无几，考古队员开始在墓室边上挖掘。考古队员的工作日志，对每天的天气状况、工作进度和出土文物都做了详细的记录。
在考古队员的工作日志上，1990年4月16日的这一页上写着，“南部一灰坑，Hb，土质较硬，土色为灰色土，较深，有一条淤土线”。
一边是黄土，一边是五花土，到了底下发现了一个铜件，车上的铜件。
考古队员根据不同的土色一层一层向下剥离，完整的车厢显露出来，紧接着又出现了车轮。
考古队员经过4个多月的挖掘，挖出了30米的一号车马坑，坑内有车10辆，马32匹，其中四匹马驾的车六辆，两匹马驾的车四辆，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长8米的二号坑，坑内挖出殉马6匹。
在山东地区，单独用马殉葬的有过，单独用车殉葬的也有过，但像这样车马合一的殉葬却是第一次。这埋葬于地下几千年的宝藏，昭示出春秋时期齐国车马文化的灿烂辉煌。
由于这个车马坑为中国的古车研究提出了具体而直观的依据，国家文物局将它评为中国1990年度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自从1990年，这些车和马浮出地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从未间断对它们的研究，他们希望在这车和马之间能够寻找到中国古车发展演进的轨迹。
考古工作者在这泥土的遗迹中发现，这些车的主要原料是木材、藤条和皮革，而在残破的车轮间，一种被称作戈的古代兵器，更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兴趣。兵器和车在一起，是否意味着这十辆单辕双轮车是古代作战用的战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