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现存牌坊百余座，据说明清两代，徽州共有牌坊1000多座。这里面，有多少功德坊，多少贞节坊呢？已经很难说清了。
徽州古老村落中这些精美的建筑艺术，除了出自徽州本地工匠之手外，更多的则出自苏州匠人之手。因为那里集中了中国私家园林的精华，他们的技艺也就更加精湛和圆熟。那么历史为什么会选择江南的苏州，使之成为中国私家园林的精粹所在呢？
苏州园林
私家园林之所以集中于江南，是因为江南地区具有造园的自然、经济与人文等诸方面的条件。建造山水园林需要山和水，尤其是水，山无天然山还可用土和石堆筑，但无天然水源，虽挖地三丈也不成池沼。江南江流纵横，河网密布，水源十分丰富。气候温和，冬无严寒，空气湿润，适宜生长长青树木，植物花卉品种繁多。园林堆山，除土以外，不可缺石，而江苏、浙江一带多产石料，昆山、杭州等地多产黄石，苏州自古以来就出湖石，这些都为造园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有了自然条件，没有雄厚的财力对于造园同样是不可思议的。江浙自古就是鱼米之乡，手工业发达，苏杭一带自两汉以来即盛产丝绸。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城市得以繁荣。经济的发达给造园提供了物质条件。
18世纪中叶，清乾隆皇帝六下江南，遍游名山名园，江南掀起造园热潮。当时富甲一方的盐商为了求得乾隆的御宠，凭借自身的雄厚财力，穷建园之能事，一度使江南的湖畔、溪边亭台楼阁连绵不绝。
园林是一种文化建设，自然就不能缺少相应的人文条件，江南自古以来就是各种文艺形式荟萃之地，文人书画发源于此并得以兴盛。随着宋朝廷的南迁临安，大批官吏、富商涌至苏杭，造园盛极一时。明清两朝以科举取士，江南中举进京为仕者，人数众多。这批文人告老返回故里后，多购置田地，建造园林。尤其在清朝后期，由于北方战乱，官僚富贾纷纷南逃，在江浙一带购地建造宅园，偷安一方。这批文人懂书画，好风雅，不但精心经营自己的宅邸，还亲自参与设计，这个时期在造园的质量和数量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使江南一带成为了私家园林的集中地区。
这里有文徵明这样的一代书画名家，也有沈三白这样的潦倒文人。他们都寄情于山水之间，吟唱吴中风土，并将对园林的感觉细致入微地写进了自己的作品，可以说有关苏州园林的诗词咏叹，已到了不可记数的地步。
在这些文人的作品中值得一提的，当属清代乾、嘉时期的沈复（沈三白）的《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是一本近乎于自传的散文，兼谈生活的艺术，并刻画了一位真实的人物，沈三白的妻子芸娘的形象。沈三白和芸娘这对夫妇没有什么建树，但他们能超脱尘俗的压迫，善于对待忧患，相信布衣饭食可乐终生式的恬淡生活，是这个世上最美的东西。
其实，生活清贫而夫妻恩爱的情形，在现实当中并不少见。《浮生六记》之所以受人推崇，是因为在这个家庭中，文化情趣所起到的支撑作用。这也正像许多苏州人的家庭，淡泊而和谐，富有文化的情趣，并与美丽的苏州园林是那么亲近。
沧浪亭是沈三白的近邻，那片沧浪之水曾是这对美满夫妇的泛舟之处。
在《浮生六记》中沈三白是这样描写沧浪亭的：檐前老树一株，浓荫覆窗，人面俱绿。隔窗游人往来不绝。……过石桥，进门折东曲径而入，叠石成山，林木葱翠。亭在土山之巅，循级至亭心，周望极目可数里，炊烟四起，晚霞灿然。……少焉，一轮明月已上林梢，渐觉风生袖底，月到波心。
沧浪亭位于苏州城南，在苏州园林中是最古老的，今天去看，也是斑斑驳驳，透出古的气息。它没有其他园林的金碧辉煌，雕梁画栋，却另有朴实厚重的韵味。这一点，恰与苏舜卿这样一个退隐的诗人身分相称。
宋朝的苏州，城南的街上，苏舜卿经过府学，沿着贴水曲径向东而行，无罪被贬的他返回家乡苏州，一种不可名说的情绪总是在他的脑中挥之不去。一日，他偶然看到一片荒地。重复广水，草木郁然。还有一架小桥，通向更加广阔的郊野。苏舜卿心里一动，决定以4万贯钱，买下这块地方，移花接木，围山造水。于是，顷刻之间，一片荒地焕发出灿烂的新意。这就是沧浪亭。
沧浪二字取自《楚辞》“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其意大致为，如果朝廷混浊，那我就洗洗双脚，归隐山林吧。苏舜卿发现造园似乎为自己满腹的才学寻找到了一个舒解的途径。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他知道自己眼前的这片堆石、池水远不能与高山幽潭相比。但他要用自己的所学，让它们显出自然山水的美妙之境来。
沧浪亭以水环园，在围墙深深的苏州园林里可谓独一无二。此外，将亭内的山，与亭外的水联系起来的，是条长廊。顺着长廊他精心地布置了一个又一个的景致，这其中或许只是湖石一块，又或是芭蕉一枝。寂静的长廊里，似乎可以看到前贤的身影，近水远山皆有情，苏舜卿策杖而行。
园因景胜，景因园异，苏州园林可谓匠心独具，用现身说法的方式，讲述着，阐释着中国文化的故事。
咫尺之内再造乾坤，取法自然而又高于自然，这是苏州园林最重要的设计理念。而注重建筑的实用功能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恐怕也是在古代中国城镇乡村布局理念中的主题之一。
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大足石刻·敦煌莫高窟
一个被史学家称为“来无影去无踪”的少数民族，在距今1600多年前，扫平北方各族，统一大半个中国，建立了北魏政权。虽然它统治北方中国长达二百年之久，但“中原才是正宗”的历史偏见，使得这个重要民族的资料被无情的时间所掩埋。所幸的是，今天的人们可以通过对大同附近的一个石窟群的研究，来复原1500多年前，北魏兴盛时期的民风民俗与宗教信仰。这就是著名的云冈石窟。
大同云冈石窟
公元460年，一个名叫昙曜的高僧，站在山西大同附近的武州河边，眼前的灵山秀水令他欣喜万分。他将奉旨为兴盛的北魏王朝，建造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云冈石窟。
眼前的武州山，山势并不险峻。山体上有一段整齐的岩壁，岩石又是水沉砂岩，非常适宜石窟的开凿。武州河水，从岩壁前潺潺流过，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面。这里所有的条件都符合昙曜的要求。
从第一锤砸到石壁上算起，到今天，云冈石窟屹立在这片峭壁上已有1500多年。
它位于大同西郊约15公里的云冈沟内。石窟雕凿于武州山南麓的崖壁，现存窟区自东而西约1公里，其中石窟53个，佛龛约1千多个，佛像5万余身。它是中国早期石窟之一，是最先以皇家实力营造的石窟，是少有的完成于一个朝代、一个民族下的伟大创造。
而它的开创人昙曜作为当时的高僧，在史书上却一直默默无闻。在佛教史上，也没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对他的出身、经历，以至生死年代都没有记载。他作为北魏的代表，负责开凿云冈石窟，对他个人甚至对当时中国僧人，都是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这个转折点是由于北魏文成帝的登基。
文成帝上台后，继承父亲的遗志，大力扶持佛教。即位之后，把损坏严重的土木宫塔，用石窟代替；破坏严重的供养泥人、铜人等，都用石佛替代。
鲜卑人乐意支持这种完全用石头建造的工程，是因为他们从祖先起就有居住石屋的传统，另外，他们想用石头这种坚硬载体，使自己的民族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
于是，文成帝在政治、经济、军事都处于最佳状态之际，竭尽国家的财力，把民族的心态寄托在了宗教文化的建设上。一个功垂千秋的云冈石窟就这样应运而生。
云冈的石窟不同于古人所居住的岩洞或洞穴，也不同于供人观赏的自然溶洞。它是人们为了满足一种精神需求，而开辟的一种宗教活动场所。人们选择风光秀丽的灵岩圣地，在山崖岩壁上开凿洞窟，建造佛像，是一种体力劳动，更是一种精神生活。
云冈石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当时，在高僧法果和尚提出“皇帝即当今如来”之后，龙颜大悦的皇帝萌发了要与佛陀合二为一的想法。
文成帝大兴佛教，高僧师贤、昙曜等人复出后，明白政治对佛教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昙曜奉旨开凿云冈石窟时，决定开凿五个大型的洞窟，并在其中刻大佛像，以造声势，从更大程度上弥补鲜卑人的自卑心态，使他们感觉到鲜卑人，才真正是顶天立地的国家主宰。而在此前，还没有人开凿过如此大型的洞窟。
这面长约1公里的石壁上，记录着一代皇朝已经消失的足迹。
千年以前，这里曾经是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对北魏来说，云冈石窟当时是一个浩大的皇家工程。古代地理学家郦道元这样描述它：“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当时石窟盛景的真实写照。
来自北凉、大同当地的工匠，甚至包括来自斯里兰卡的佛教徒，都参与了这一举世闻名的伟大艺术创作。
在高僧们的精心策划下，4万多人经过几十年含辛茹苦的开凿，出色地雕琢出这一世界级的文化瑰宝。二十几个大窟中无不浸注了皇家的意愿，在表达皇家意愿时又涉及了它的历史背景，甚至宫闱隐私。
北魏传到献文帝时，冯太后登上政治舞台，掌握了朝中大权。云冈石窟工程，主要集中在文成、献文、孝文三朝，反映此三朝的历史是必然的。可是，在此三朝中却又横插入一个文明皇太后冯氏，她在献文、孝文两朝摄政，且集大权于一身。这不仅给历史增加了复杂性，也给云冈石窟的历史文化增加了复杂性。
如何表现这种“两重皇天”的局面呢？云冈石窟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人们想起了佛经《妙法莲花经》中的一个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东方世界有个宝净国，国中有位佛，名叫多宝，他发过一个誓，说当他离开人间成佛后，无论十方国土中任何一处，有讲《法华经》者，他和他的塔庙，为听讲经就会从地下涌出。后来，当释迦牟尼佛演讲《法华经》之际，奇迹出现了，在释迦佛面前涌现出一座“七宝塔”。而且塔中发出多宝的声音，称赞释迦牟尼宣讲的《法华经》。释迦牟尼随即邀请了十方世界的万亿诸佛，前来参拜多宝佛。
于是多宝佛打开宝塔，分出半个座位与释迦佛共坐。这就出现了多宝与释迦两个如来佛共坐一个座位的稀有状况。释迦与多宝两佛共塔的故事，在佛教以及佛经中，既不占重要地位，也没有很深的含义。
但它却正好影射太后摄政的两“皇”并坐一把朝椅的现实，而且当中不含讥讽。云冈中后期的龛刻多出现两佛并坐龛，有的甚至列为主窟主像。然而，这也只能是隐喻当时的政治局面，并不冠冕堂皇。
在北魏许多宫禁中，以控制后妃参政最为严格。然而在冯太后身上，宫禁毫无作用。操纵了两朝政治实权的冯皇后，已不满足于在宫中作威作福，她的势力已经越过宫墙，投射到了云冈的石壁上。
在冯太后的关注下，云冈石窟开凿到第6窟时，进入了极盛时期。
第6窟的石刻都在后室，平面呈方形，中间有中心塔柱。中心塔柱高大挺拔，高14.4米，占据了窟内的主要空间。下层的五佛与上层的四佛雕工极为精美，形成了一种浓郁的佛国气氛。
洞中的飞天，面容清秀，体态修长，身体弯曲自然，飘逸优美。
窟内布局完整，人物形象众多，雕饰华美秀丽。其中的佛传故事多达30多幅，是中国石窟群中现存最早的有关宗教的石刻“连环画”。
有一幅画面讲了一个神奇而有趣的佛传故事。内容是讲释迦牟尼的前世，悉达多王子是怎样出生的。他的母亲怀胎十月，准备回国生产。在经过蓝毗尼花园休息时，太子却神奇地从胳膊底下突然降生。王子的提前出世把园中的四个石人，忙得不亦乐乎。
还有一幅画面则是“骑象回城”的佛传故事。悉达多王子出生，他的父亲净饭王听到消息后，心中非常高兴。他骑着大象接太子回城。画面中，国王双手高举太子，仔细端详。前面有伎乐，后面有侍从，表现了喜迎太子的喜悦场面。
30多幅画面，主题突出，情节生动连贯，在石窟雕刻史上独树一帜。
第6窟也是云冈石窟中保存较好的一个，是最富丽堂皇的一个洞窟。
与第6窟同时开凿的还有第5窟，云冈第一大佛就刻在这个洞窟之中。佛像高17.7米，占据着窟内三分之二的空间。此窟以其宏伟的造像、阔大的洞窟，在云冈石窟群中显得异常壮观。
云冈的佛像继承了印度佛像的风格，而印度佛像由于受希腊艺术的影响，佛像大都有一副所谓的“希腊式的鼻子”。北魏的工匠们，对这种别扭的鼻梁怎么也看不习惯，他们稍作艺术加工，“希腊鼻”马上变成极富鲜卑人色彩的方鼻梁。就在工匠们一点一点的改动中，佛像加速了它中国化的进程。
公元493年秋天，北魏孝文帝把都城从平城迁到洛阳。笃信佛教的孝文帝在迁都的同时，没有忘记把佛教的发展中心也转移到洛阳来，在修建僧庙、寺院的同时，他还在洛阳以南的龙门伊水两岸，依山开窟造像。由此，一个壮观的大型石窟群——龙门石窟开始兴建。
洛阳龙门石窟
从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到孝明帝时期的35年间，是龙门开窟雕造佛像的第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开凿的洞窟大都集中在龙门的西山上，约占龙门石窟造像的三分之一。其中最著名的有古阳洞、宾阳三洞、药方洞等十几个大中型洞窟。
在龙门石窟群中，开凿最早的就是古阳洞。
古阳洞位于龙门西山以南，是利用天然石洞耗时十余年才修凿而成的。窟内所供奉的主佛是佛祖释迦牟尼，南壁的大龛是释迦多宝并坐佛，在佛教中又称“二佛并坐”。南北两壁上下各有三列佛龛，每列分别为四个相互对称而又富于变化的大龛。
大龛的龛楣上雕刻着一套完整的佛传故事，表现了悉达多王子成道的过程。“悉达多”是佛祖释迦牟尼还是俗世王子时的名字，他成道的过程被称为“八相成道”。这套雕像无论在情节上，还是构图上，都是经过精心构思和设计的，显示了北魏时期能工巧匠丰富的艺术想像力和娴熟的艺术表现力。
石窟中的佛像都是信徒们所奉献的，每尊佛像上都记载着敬奉者的祈愿经过。从那些造像铭文中可以看出，古阳洞是北魏皇室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
这里有为供奉孝文帝而建的佛像，虽然残破仍可看出佛像面部表情的安详。佛像的祈愿者名叫杨大眼，汉族人，曾率兵与鲜卑族进行过战争，铭文中记载，他为北魏孝文帝所创造的业绩所感动，因此，特为孝文帝雕一石像以颂其功德。
这样的题记在龙门石窟有两千多块。其中在古阳洞中就有近五百块。而最著名的《龙门二十品》中有19品都刻在这里。《龙门二十品》是书法界从龙门魏碑石刻中精选的20块造像题记，被书法家称之为魏碑体精品。这些题记和题名不同程度上具有书法艺术的价值，为后人研究民族、姓氏、地名、官职、造像题材、文字演变等提供了极好资料。
随着北魏王朝的灭亡，龙门石窟的开凿趋于衰落，沉寂了将近一个世纪，直到唐王朝建立，龙门石窟的造像活动才逐渐复苏，唐代从开国到盛唐的一百年间，龙门石窟迎来了历史上开窟造像的第二次兴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