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在之前已经做好了工作，那么接下来的这章将使你相信四个论述。第一，精神病是人类经历的合理正常的部分，在正常人群中每30个人就有1个人受到影响。第二，严重的精神病——精神分裂症和情感精神病——由大脑中认知与情绪的严重分裂所组成。第三，对个人来说，这些分裂的后果是极其糟糕的。它们多数出现在青壮年身上，经常导致自杀，让人失去亲密的关系和保护自己的能力。没有人能想象除了真正地死亡外，还有什么能比精神病更严重地损害社会成功。第四，这些分裂倾向在人格上不是独立的，和其他人格因素一样，这是由基因遗传下来的。
这四个论点，综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难题。如果有易患精神病的基因变体，如果精神病的复制成功在这种生活结果上有严重影响，那么为什么会有那些基因存在于人类种族里呢？为什么自然选择这只有力的手没有将它们从基因库中逐出？从进化的观点看，易患精神病的基因变体好像一个有标记的炸弹，准备通过摧毁携带它们的个体的功能，来炸毁自己和周围的基因达到生物遗忘。
如果精神病是非常少见的证据最近才出现，或者限制在一些非常偏远的小群体中，那么我可以找到很简单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难题。答案如下：精神病潜在的基因变体是在其他地方或他人身上最近出现的危险突变体。因为这些突变体没有一直表现它们的影响——也就是说，炸弹并没有一直变坏——它们有时可以经过下一代人，并且自然选择是缓和逐渐地改变基因，所以还没来得及清除它们。但是它会这样做。
这个故事的问题是精神病的分布并没有证实它。精神病对所有古代文明来说是众所周知的，且持续至今。据观察，在每个人群中，对精神病的研究都曾有相当类似的比率。此外，与它相关的基因变体却没发现记录。仅有一份羟色胺输送监察基因（serotonin transporter regulatory gene）的短译本记录了在68%人口中的发现了这种对精神障碍负有责任的基因。这仅仅是对近期的、稀少的、危险的突变体的简单概括。
我认为没有一个单独的基因可以对精神病的危险负责。而是几十个基因一起决定了我们在正常精神质分布中的位置，并且处于两端的人是很危险的。可能这就是对我们难题的回答；因为没有基因能单独地解释超过很小一部分精神病的危险，没有哪个单个基因能够作为罪魁祸首被挑选出来。
不幸的是，这个答案也不起作用。自然选择影响遗传复杂的特征就像它影响单个基因控制的特征一样不可更改。只要基因变体是显著地与负面特征相联系，即使它只决定与许多其他基因结合的特征，那么自然选择最终将把它清除。基因学家很清楚自然选择怎样清除对基因库的影响。让我们再次以高度作为多基因的特征为例。想象一个矮的、有颈的生物，它的进化史开始于从一种特殊树种的低树枝上获取它所有的食物。让我们惊讶的是，所有的这种树都一样高。因为有很多基因影响这种有颈生物的高度，在我们想象实验的开始，这是高度在群体数量中的一个正常分布。最初，最高的个体最接近食物，将会吃的很好并且不会繁殖矮的个体，高个的父母将会有更多的后代。这是直接选择，它将不可避免地提高动物的平均高度直到恰好与所寻觅的食物高度一致。
一旦达到这个平均高度，对任何一个高个子的生物来说都没有优势了，因为俯下身子和伸长脖子一样都能取得食物。这个群体的平均高度将保持一致。但是，在高度分布极端的个体身高就成为障碍，它们在基因库中的代表将会减少。这是稳定选择，它对群体的影响是为了保持特征的平均一致，同时拉动钟形曲线缩小与平均值的差距。事实上，如果没有其他选择力量，所有的树都处于同一高度，并且群体的数量也很大，那么到最后，所有的个体将依照控制高度的基因处于相同的高度。钟形曲线将非常窄，任何残余的高度变种是由于环境而不是基因影响。
让我们将这个逻辑应用于精神质的人格中心轴。回忆我的讨论，这可以分解为情感型精神质和分裂型精神质这两个子中心轴。我认为有一点情感型精神质是好的。毕竟，情绪是有用的，它们指导我们达到合适的生活目标。同样地，有一点分裂型精神质也是好的，正如关注于意识内的创造或发散思维能力是非常宝贵的。那么对这两个特征有一个最佳水平，都在0以上，但显然低于在精神病人身上所发现的标准。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直接选择依靠移动人群的平均数以达到最佳水平。但是，围绕在这个最佳水平的非常显著的基因变体也被发现了，这种基因变体是使得人类生活如此丰富的事物之一，也是解释精神病持续的原因。我们知道在分布的一个极端，就有负面的影响。因此问题变成：为什么稳定选择不缩小精神质的钟形曲线，或者降低到0或降到没有精神病出现的点？为什么在人群中仍然有许多人有高精神质基因型？我们作为一个物种，为什么疯狂对我们更有利呢？
我们回到这本书的重要问题上来。这个问题在一般术语中，在引言里，早已提出了，但我们沿着这条路已了解的东西允许我们更精确地阐述它。在引言中，我讨论了莎士比亚的回答。他用特修斯宣告：
疯子、情人和诗人
全都是幻想造的。
那就是说，强调精神病的特征也在强调诗人的想象力。这些特征的本质就是用丰富的想象力来明确地区分。但丰富的想象力是一把双刃剑，就像它对精神病的可怕影响一样，在创造性方面也会使人受益。这些有益影响的选择优势可以抵消精神病的选择劣势。因此，高精神质基因型仍然循环存在于人口中。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仍然有疯狂的能力。在这章，我们将看到莎士比亚的想象力是多么的有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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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悠久的文化传统，时不时地复兴，它将疯狂与创造性的天才相联系。这种见解有很强的直观感染力，并且很容易找到似乎适合这种形象的个体例证。但是，产生的直觉将被误信，奇闻轶事也无法证明什么。毕竟，创造性思维的心理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无论我们怎样将它传奇化，它始终令人失望地作为与精神病特征相反的典范；自我训练、坚韧、组织、冷静和强烈的自我形象。这是创造成就的谜题，它是炽热的灵感飞腾，还是陈腐的加尔文派的定量分配的辛劳？或者两者皆有？为了用科学的方法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掌握对精神病和创造性特征之间联系的统计研究。
这种研究已经进行了，并且结果非常一致。无论存在什么其他特征，在思维中常有火花的触觉。凯·瑞德菲尔德·加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研究了关于所有出生于1705至1805年之间的英国和爱尔兰诗人的传记和自传材料。她非常注意躁狂症或抑郁症的征兆，与情绪、精力和工作的方式的细微迹象。虽然加米森教授事先知道了假设并寻找证据，但这并不是合适的可控研究。她做出的诊断不能独立地被证实。确实，它们不能，因为所有有问题的人在有意义的精神病医生诊断存在前就已经去世。但是加米森依然知道她所要寻找的，并且为她的结论提供足够的证据。
她发现精神问题显著的高发生率。36个诗人中有6个进入了精神病院，还有两个自杀。超过一半的诗人显示了情绪失调的强有力的证据，无论双相或单相，很多都包括明显的精神病症状。大部分的诗人有精神障碍或自杀的家庭史。综合起来，结果认为18世纪英国诗人处于双相障碍的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0-30倍，自杀是5倍，监禁在疯人院至少是20倍。当你思考它时，仅仅是很有吸引力的希望。
在随后的研究中，加米森教授将她的研究扩展到了在世的创造者。她得到了47位在他们的领域获得重要奖项或荣誉的诗人、作家和视觉艺术家的合作。因为她这时从事当代人口工作，除了她自己的诊断，她还可以记录这些被试从他们内科医生那里得到的诊断和治疗并优先用于研究。
这些被试中的38%曾经接受过情感障碍的治疗。29%服用过抗抑郁药或锂，或者住院治疗。诗人和剧作家比率最高：与20%左右的小说家、传记家和艺术家相比，55%的诗人和63%的剧作家有过情绪失调的诊断。甚至这与总群体的同类比率相比，也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考虑那些符合诊断标准的人同类比率可能是6%，如果我们只考虑那些确实得到药物治疗的人，那就更少了。这再一次意味着，诗人有至少10倍的几率患情感障碍。
这些结果随后已经被美国权威的爱荷华州作家工作室成员南希·安德瑞森（NancyAndreasen）的调查证实了。再次针对在世的专业作家，安椎森教授能设计出并能控制标准的诊断会谈。她的研究非常有价值，因为包括了对控制组在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的匹配，但不涉及创作艺术。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她发现80%的作家符合情感障碍的诊断，而控制组仅有30%。但控制组的数字也是高得让人吃惊。这可能反映出所抽取的控制组的社会群体的一些东西，或是诊断标准过于宽松，但作家和控制组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所有的研究都局限在创作作家和一些视觉艺术家，他们都是相对的小样本。他们不能证明创造性的一些东西，相反，发言权、名望、高智商或有压力的职业，这些都与精神障碍紧密相联。所需要的是许多专业中知名人士的大样本，可以与精神病的比率相比。
阿罗尔德·路德维格（Arnold Ludwig）教授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他《伟大的代价》一书的报告中提供了这一样本。他收集了关于1004位知名人士的传记材料。知名的标准是这些人在1960至1990年间发表传记，并被《纽约时报书籍评论》所评论。杂志的年代和选取是随意的，但它们提供了研究的样本框架。所选择的每一个知名人士，路德维格专心地记录了他们生平事迹的信息，包括所在领域、家庭史、健康（包括精神疾病）、性别特征和行为如自杀，酒精中毒和药物上瘾。这个巨大的任务让他查阅了2200本不同的传记。
这个研究当然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诊断标准是由路德维格自己提供的，而不是由独立的内科医生，尽管内科医生对知名人士的诊断可能记录在传记里。此外，没有独立的非知名人士作为控制组，所以除了与大群体的比率进行对比外，我们不能看到知名人士比例的影响，这点不让人满意，因为知名人士不能与大群体在智力、受教育程度或压力上相匹配。但是，因为大样本，可以对创作职业和由其他原因出名的知名人士进行直接对比，研究也提出了其他类型的问题，这也是很宝贵的。
路德维格发现在他所选择的知名人士中59%的人一生都有一种精神病障碍。与大群体的相关对比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他的标准是很宽松的，并且一般群体研究使用这种宽松的标准有时报告出来的比率也几乎这么高。但是，在职业之间的比较是具有建设性的。当与在观察创作工作所得到的数据进行对比：诗人87%、小说家77%、剧作家74%、音乐家60%-68%和视觉艺术家73%，那么在商业（49%）、考察探险（27%）、公共事务所（35%）、自然科学（28%）和军队（30%）中精神障碍的普遍性就变得暗淡失色了。在创作工作中危险的增加是非常清晰的，与所有其他工作的42%相比，创造艺术平均有73%的危险。
路德维格从类别上也打破了精神障碍，这个分析揭示出创造专业的比率并没有局限在任何一个单一的精神病症状上。创作工作者比其他领域的知名人士有较高的抑郁比率（50%与24%）、躁狂症（11%与3%）、严重焦虑（11%与5%）和自杀（15%与5%，与大约1%的美国一般群体相比）。路德维格的研究也允许考虑精神分裂症和情感障碍。由加米森和安德瑞森讨论的研究表明没有证据证明精神分裂症和创造性之间的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一证据。加米森具体研究情感障碍，安德瑞森的样本只有30人。任何精神分裂症的缺失可能仅仅反映了样本的局限性。与之相对，路德维格的样本应该足够大以记录精神分裂症和创造性之间的联系。
不幸的是，当处理来自不同时期的传记材料，特别是当精神病诊断不像今天这么严密时，给精神分裂症建立一个清楚的诊断不是件容易的事。当时描述的案例如精神分裂症可能更多的是以严重的躁狂症、精神病性抑郁或精神情感障碍为特征。为了避免画一条清晰界线的困难，路德维格对被试出现任何类似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记分，包括妄想和幻觉的正面症状，要明白的是这比目前构想的精神分裂症的范围稍微宽一些。
类似精神分裂症的精神病和其他障碍表现出相似的方式。样本中的总体普及率是5%。创作艺术（7%）比其他职业（3%）要高，特别集中在诗人（17%）、散文家（7%-8%）、剧作家（6%）、作曲家（10%）、还有可能让人吃惊的是运动员（11%）。这在探险家、军队干部和公务员中没有出现。
障碍进行严格诊断。
低（52%），在创作作家中最高（90%）。
名人士的人有精神病和相关障碍的危险增多。这证实了我的怀疑，一旦你在创作精英中寻找精神病特征，你能找到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单。在诗人里，我们有波德莱尔（Ba-udelaire）、罗伯特·布鲁克（RobertBrooke）、拜伦（Byron）、科尔里奇（Coleridge）、艾略特（T。S。Eliot）、济兹（Keat）、希尔维亚·普莱斯（Sylvia Plath）、蒲伯（Pope）、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以斯拉·庞德（Ezra Pound）、雪莱（Shelly）、代兰·托马斯（Dylan Thomas）、坦尼森（Tenny-son）、沃特·惠特曼（WaltWhitman）。在散文家和剧作家中，名单不能不包括巴里（J。 M。 Barrie）、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诺埃尔·考沃德（Noel Coward）、查尔斯·狄肯（Charles Dickens）、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
Borromini（ ·迪、）zanneιC（尼赞、斯）
奇瑞科（Di Chirico）、高更（Gaugin）、戈雅（Goya）、坎迪斯基（Kandinsky）、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莫迪格里阿尼（Modigliani）、芒奇（Munch）、毕加索（Picasso）、杰克森·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和马克·罗斯科（Mark Rothko）
那就是错误的。事实上，一旦名单像这样开始，就很难避免一个结论，那就是大部分西方文化的真作是由处于疯狂边缘的人所创作的。这个结论似乎可以证实增强创造性可以补偿人类基因库中存在的精神病人格这一假说。尽管一些附加说明如下。
第一是所有研究所选择的样本是基于在创作活动中取得的卓越成就，比如获奖、在作家群体中有声望的，或有传记出版的。这种研究并没有证明精神病特征和创造能力之间的联系与精神病特征和创造认知之间的联系一样多。这可能反映当代西方文明选择授予价值的重要事物。毕竟，我们生活在浪漫主义运动的影子下，创造卓越的极端模式是在他们的思想中加入丰富的情绪和不一致性。明显地，这种文化价值使我们倾向于精神病特征的认知，如果我们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或古希腊，像他们那样非常强调平衡、自然主义和完美主义的形式，不得不问创造性和疯狂之间有联系的观点是否会有所不同。包含亨德尔（Handel）和米开朗基罗在内的名单似乎不赞成这样，但这个观点是值得考虑的。
一项研究通过从接近问题论及这个问题的另一方式。鲁斯·理查德（Ruth Richard）和她的同事不是选取创作者与寻找精神病的证据，而是选取精神病人并寻找创造性的证据。特别是，他们采用了患有严重或不严重双相障碍的被收养者为样本，把他们与控制组进行年龄、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的配对，并对他们在创造性量表上打分。这些量表不是基于大众所赞同的标准而是基于真正生活活动的重大创造性的证据，无论它是否是吸引人的领域。例如，某人在化学工业中引入新产品，创办了专业公司，并且在二战中发现走私炸药给丹麦抗敌组织的途径，在生活创造性上就记高分就像被认可的舞蹈指导。这个量表利用了创造性的核心，这在跨时代和文化里是很重要的，比推崇成就更有意义。这个研究发现那些有情感障碍的人的总体创造性得分比控制组的高，但只有很微小的一点。
这些结果是有提示性的，但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难题。这是因为我在前面回顾的研究所提出的第二个附加说明。一些著名的人能够使他们的精神质变成巨大的历史性的创造性。但是，他们的数量，即使在几个世纪里达到成百上千，但与百万平民相比就不显著了，对这些平民来说精神病是整体混乱的、可怕的、不可挽救的弊害。为了从精神病的荨麻中采到艺术的鲜花需要不寻常的智力和训练，但有精神质的大部分人不具有这些。相反，精神病折磨他们以致他们很早去世。事实上，甚至在逃到艺术创作上的很少一部分人中，提高再次成功也并不明显，尽管这些人很有文化吸引力，但他们反复无常，不能维持社会关系，有较高英年早逝、死于暴力的危险。讨论我所描述的创造性足以弥补任何水平的精神病，这可能过于浪漫化了。精神病对这些人来说似乎确实太可怕了。
尽管对这个传言有另外的歪曲。我一直尝试解释基因不是精神病基因。它们是精神质基因。那就是说基因产生潜在的人格类型，特征之一是危险的精神病。正如我们从双胞胎研究中所得到的，仅仅只有半数带有精神质基因型的人变成了精神病。另一半携带所有相同基因的人却没有那种情况。那么，我们需要寻找的，不是在精神病人生活中补偿受益的证据而是在精神病人的健康亲人中补偿受益的证据。这些人很有可能将基因遗传下去。
精神病人亲属的早期证据可能来自赫斯腾（Heston）在1966年对精神病父母所生的双胞胎的研究，这些双胞胎被新的家庭收养了。赫斯腾对自然培养的问题感兴趣，所以他主要关心的是双胞胎是否会显示基因的特点变成精神病，或者是因为他们环境的原因仍然保持很好。事实上他发现了对基因因素强有力的证据。但是，在另一个研究中，如果双胞胎中的一个变成了精神病，另一个双胞胎只有50%的机会变成精神病，尽管是同卵双胞胎带有所有相同的基因。赫斯腾注意到健康的双胞胎通常成为成功的非传统的人物，特别集中在追求创造的人中。就好像精神质基因型引导你进入了一个马路的交会点，在这里，你要扔一个硬币：往前的路，通向成功的生活；向后的路，疯狂在那里等你。
这个观点紧接着由雷克雅未克（冰岛首都）基因研究所的乔伊·拉伍·卡尔森（Joy Love Karlsson）所证实，他对冰岛的精神病分布做了辛苦工作。冰岛是一个跨时间研究基因血统的理想地方。人口很少——200000人左右——在时间上是稳定的，并且它离任何地方都很远，很少有人移进或移出。有非常完好的人口统计学记录，只有一家精神病院，使得追踪精神病家庭成为一件相对容易的事。
抑郁得分也较高。这些人获得了大部分的补偿受益，我们不得不假设是因为他们获益于精神质的更积极特征，没有陷入长期混乱的情况。
所有的结果认为与精神病相联的基因使精神病人的亲属获益了创造性，而不是精神病人。最后的研究排除了在关系中教养的作用解决了这个问题。托马斯·麦克尼尔（Thomas McNeil）研究了丹麦被试中创造成就的比率，这些被试在出生几个月内离开亲生父母被其他人收养。他把他们按创造成就分为高、中、低三个范围。他发现不仅高创造组的精神病比率最高，而且他们亲生父母的精神病比率也较高。与之相对的是，没有证据证明他们的养父母中精神病增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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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在精神病人格里什么是增强创造性的特征呢？对情感障碍来说，关键是导致持续高昂情绪的能力。我们已经知道舒曼怎样利用他高昂的情绪作出一首让人惊讶的乐曲，并且他不是唯一的个案。据说亨德尔仅用了24天就写出了《弥赛亚》。他进入了恍惚状态，忘记了吃饭和睡觉，全身心地投入到音乐中。他的情绪在这时处于躁狂的边缘，“我认为我看到了上帝的面孔”，这是当他的女仆发现他泪流满面地坐在地上时他所说的。事实上，他创造了西方文化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凯·加米森对在世的艺术家和作家的研究揭示了他们中的大多数经常使用“亢奋”的时期来推进他们的工作。这些情绪改变倾向于以一个片断的形式出现并且有很多情感困扰的症状，比如早醒、焦躁不安、性欲的改变，要么热情与精力或焦虑与恐惧的增加，或两者都有。这些情绪经常会增加工作的产量。正如一个人指出，“我有写作的热情，并且我自己精力充沛地投入到新任务中”。另一个人描述了在一段时期可以得到的强烈的创作流：“工作将几乎是流动的，好像一个媒介，而不是创作者。”加米森研究的8%或9%的创作作家和艺术家报告了这种情绪片断，并且90%感觉它们是必要的或对他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还有，他们是正确的，因为加米森揭示了情绪起伏后出现了创作力的高涨，并且和情绪一样，创作力在春夏季的月夜比在冬季高。
轻躁狂对创作性作品似乎更重要，有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它适合想象的速度和范围，所以对创作的独创性很重要。美国诗人罗伯特·洛威尔（Robert Lowell）在他躁狂发作时，狂怒地写下和修改了“一种歪曲的才华”，同时将他自己与阿基里斯（Achilles）、亚历山大（Alexander）、哈特·克莱恩（Hart Crane）、希特勒和耶稣联系起来。洛威尔描述了在一次躁狂发作时的思维状态：
在我被关起来的前一个晚上我跑遍了布鲁明顿的所有大街尖叫着反对魔鬼和同性恋者。我相信我只要站在高速路的中间张开双臂就能阻止汽车和让它们的马力无效……布鲁明顿代表乔伊斯的英雄和基督的重生，印第安那州代表邪恶、意外、土著印第安人。我怀疑我是圣洁幽灵的化身。
躁狂抑郁诗人瑟奥多·柔伊斯科（TheodoreRoethke）的想象变化更生动形象：
突然我知道怎样进入我周围事物的生命里。我知道作为树、草的叶片甚至兔子是什么感觉……一天我经过一个餐厅突然我知道了作为一头狮子是什么感觉。我走进餐厅对掌柜说，“给我一块牛排。不要煮它。就这样拿给我”。所以他给我生牛排后我就开始吃起来。
轻躁狂帮助创造性作品的第二个特征是它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以驱动工作，甚至在没有直接奖励时也是如此。写作、绘画和作曲都是独自完成的职业，缺少在其他领域中的直接反馈，如运动和社会互动，让我们保持动力、集中和愉快。任何反馈都将在数年后出现，而这个人却在做另外完全不同的事了，更多时候是没有反馈的。为了通过一件困难的和衰弱的任务取得成功，一周接着一周，非常孤独，没有任何外界的肯定，一个人不得不维持非理性的满腔热情。事实上一个人不得不处于这样一种情绪中，即使从生活中多数其他活动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一种反常的情绪。在数月内没有回报的关系里，一个人不应该以满不在乎的愉快来爆发，或不应该坚持似乎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结果的活动。情绪系统的调节功能应该慢慢地把我们从这些事中带出来。但想象作品的创造者不得不保持超常的、几乎不合理性的、快乐的情绪才能成功，他必须创作很多。心理学家迪恩·凯士·西蒙顿（Dean Keith Simonton）揭示，在任何其他文化领域里，大部分知名创作者与想象创作者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他们一直优秀地工作。想象创作者也创作了很多，他们创作得越多，作品中的一些成就越有可能卓越。舒曼的轻躁狂帮助了他，就像莫扎特和亨德尔，也和毕加索的情况一样。毕加索在他的有限人生中创作了1400幅绘画作品。
这与轻躁狂在创造性上的第三个相关功能有关。我们已经看到抑郁者对他们能取得的成就有更悲观看法，但是，客观地说，这种看法比乐观的人所做出的评价更准确。也就是说，抑郁者是悲观者也是智者，因此我们大部分正常人都高估了自己的前途。现在承担一个重要的想象性的任务需要不寻常的胆大妄为。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渴望成为一个作家、诗人、演员、艺术家、导演或音乐家，那么无论你怎样说服自己，你必须相信下面的话是真的。你不得不相信你能使用前所未有的方法做一些困难的事，这会使你的同伴非常感兴趣，他们将为此而赞扬你。但我恐怕要告诉你，你几乎确定是错的。我这样说纯粹基于统计的理由。大量的准作家、艺术家、音乐家和演员从不对任何事都了如指掌。这不是意味着他们没有好好地尝试，而是意味着在一些规范的常识上，他们可能不明智地跟随着他们所想的去做。这是一种轻躁狂可能引起的良性蠢笨。举舒曼的例子就够了，他很好地概括了他的亢奋情绪无穷创作的乐趣：
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不再是目标了，我们渴望、努力奋斗和瞄准的甚至越来越高，直到死亡时闭上眼睛，暴雨冲刷身体，灵魂躺在坟墓里安眠。
那么，我曾表明，情感型基因的积极面，是帮助创作的一面，是引起持续亢奋情绪的能力。但是，这个描述有问题。情感型基因的大部分常见临床特征不是轻躁狂，而是抑郁。通过回顾药物柱形图表里的人口数据，低落大大超过亢奋，因为只有一小部分因为抑郁而接受治疗的人曾经知道躁狂或轻躁狂状态。抑郁对创造性来说是很糟的，因为它会减慢想象，减少问题解决，削弱视野。如果抑郁是情感型基因最常见的结果，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基因类型的网状结果应该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
这可能误导了看事情的方式。情感型基因，正如我在第4章说明的，负有使人的情绪从中心螺旋形地离开的责任。当它们这样做，它们得到了自己的动力，并且从当前的外部信号分离。这得到了临床医生的注意，主要是当精神低落，或偶尔变得亢奋以至于变得危险时。大部分时候，温和的亢奋没有引起注意。的确，数以百万计的长期抑郁症患者几乎没有谁知道对构造缺点的补偿方式。他们终生忧郁，没精打采，焦虑。但是，就我所知道的而言，我猜想，他们有几百万带有同样情感型基因的表兄弟姐妹，但他们却从未有过精神问题，因为他们用这样的方式管理他们的生活，这种方式是精神一直高涨但幅度不高。很多其他人只是曾经报告情绪在低落的方向失调，不是因为没有亢奋，而是亢奋的出现对他们来说不是失调而是生活过得很充实。创作性作家当他们不能创作时就会有低落的时候，但这是对阳光明媚的补偿。基因型必须承认两种可能性，因为那是情绪系统建立的方式。情感型基因使情绪有一点刹车。它不会预计当它进行时情绪会以哪种方式工作。我只能假设随着时间的进化，亢奋已经平衡了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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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型基因从不同的方式加强了创造。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里知道的，就所关注的创造性而言，分裂型基因的关键贡献是发散思维能力。这在想象结构上培养了非常显著的原创性，正如罗夏墨迹测验和其他材料显示的研究。另一个例子，科菲（J。 A。 Keefe）和马伽洛（P。 A。 Magano）研究精神分裂病患者使用的一个测试，被试必须想出平凡的物体新颖的用法。对用法的总数和原创性记分。对一些不相关的或模式化的东西，分数从0到1分；对稀少的用法（比如，一双鞋，将鞋带系在一起像扔阿根廷腊肠一样扔出去）记2分；对超过物体本身带有的有超级想象内容的（比如，眼镜，去掉镜片，装上小水杯，作为长尾小鹦鹉的水盘），记3分。有意义的是，尽管这些被试很小，近期在住院，在研究时也没有最糟的多疑症状，但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这个任务上的得分比控制组高得多。
有趣的是，证实了在创作专业中的健康个体与精神分裂症患者有部分重叠的情况。不仅是他们在新用法任务测试中得分高，尽管他们确实如此。他们潜在的认知结构也似乎相似。如精神分裂症患者，当给他们提供几个信号时他们比普通人体验到更宽范围的刺激。那么一些材料从他们以为忽略了的错误答案进入到意识里。他们也被证明在人格测试的一些具体方面像精神分裂症。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问卷是由许多设计来测验各种临床问题倾向的人格量表所组成的量表组。尽管艺术家和建筑师不是精神分裂症患者，但在精神分裂症量表上得分较高。同样的能力跃过思维，产生不同的结果。
在《仲夏夜之梦》里，诗人想象的特修斯的描述读起来就像是在描述精神分裂症的特点，这种特点（我们所看到的）合并了创作的原创性和疯狂倾向。莎士比亚的直觉似乎被证实了：
诗人的眼睛，激扬一转，
就扫视了人间天上，天上人间；
正如幻想人不可思议的事物的
具体呈现，诗人的笔管
给它们形状，使如烟的无，
化作栖身有地的有。
那么，我们有人格维度——精神质——这有助于创造。我将它分为两种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子维度：情感型精神质，这主要通过情绪起作用，分裂型精神质，这主要通过发散思维起作用。这两部分以不同的方式帮助创造性。可能这两者结合的威力更大，提供了轻躁狂的驱动与力量，和分裂型的原创思维。这是出现在许多成功创作者传记分析里的模式。
这些精神质和加强它们的基因是一柄双刃剑；这些特征使它们受到祝福也使它们受到可怕的诅咒。平衡是全部。随着进化的时间，我们假设积极可以平衡消极。但在人类水平，是否能达到平衡是难于计算的事。因为精神质，我们很多似乎最幸运的同伴实际上走向了可怕的刀口。
者在他们的生命里经常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最后他们不成比例地集中在专业阶层和管理阶层。就我们知道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了知名的创作者。他们能做到这些是因为情感型基因型，像任何基因一样，打开了不同的路，一些好的，一些坏的，但是它允许而且强迫个别的天才选择它们中的几个，跳跃在它们之间作为他的循环。
这与分裂型基因型是相对的。这里再一次说，基因分布打开了几条路，尽管在会合处的选择很少是可逆的。多数社会的研究显示一旦一个人爆发过精神分裂症，个人的、社会的和经济的恢复机会是不容乐观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倾向于在社会阶层里漂泊，最终以经常不能给自己提供生活保证结束。克雷佩林再一次用他选择的专业术语达到目标；精神分裂症不是周期性的想象，而是思维不可逆的和提前衰退之一。这可能夸大了这件事；相当数量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确实回到完全正常的功能，但大多数却不能，至少在西方社会。这不是意味着在知名人士中没有分裂型基因。那些避免了精神病的人正是从基因型中获得好处的人。赫斯顿的双胞胎研究对这个说法是有意义的；患病的双胞胎病得非常严重，没有积极的体验，就像健康的双胞胎非常的成功和有创造性。在双相双胞胎里，你更有可能发现两个双胞胎有消极和积极特征的混合。因此我总结，对情感型，基因型的代价和益处经常是由同一个人感受的，就像对分裂型，荣誉经常给一个兄弟，而痛苦则由另一个兄弟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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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章的证据给莎士比亚的假设增加了科学的重量。在疯狂和创造性里确实有共同的根基。它属于一种精神质——丰富的想象力——并且它一定程度上由基因决定。因此我们应该对莎士比亚精明仔细的先见之明表示感谢，这引导我们最终回答了我们的基础性问题，在人类中为什么会有疯狂的行为？在人类种族中之所以会有疯狂的行为是因为它是正常人认知的极端形式，并且极端形式存在于人口分布的两端，因为它们产生好的和坏的两种结果。好的结果是常见的创造性，坏的结果则是精神病。这是一把双刃剑。
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因为几百年前，这是人类的一瞬间，没有记录也没有书籍，因此也没有作家，也没有录制音乐。那么无论坦尼森和舒曼的祖先在做什么，他们也没有参加文学沙龙和音乐学会。通过大多历史了解，人们是狩猎聚居者。从我们对那些留存至今的狩猎聚居社会的了解，我们可以假设没有足够的经济剩余来支持任何领域的特殊专家，至少是所有的创作专家，每个人关注的是更多生存的现实工作。
这对我在这章提出的创造性获益的说法是一个问题。我在这章提到的所有易患精神病的创作者都来自取得经济飞越发展的西方社会的资产阶级阶层。他们和他们的同类人享受的创造性获益可能是一个生活优势，但在农业和工业时代却是富裕的奢侈。现在，社会的基本需求由少数的高效益生产者提供，这让剩下的我们有时间追求更神秘的事物，可能我们着迷于那些事物恰好是因为我们已经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难题。但是除非创造性在人们仅仅能糊口时也是一种优势，否则创造性获益的言论必然失败。这是因为人们的基因库改变得非常缓慢，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以反映当代生活的条件。它必须反映我们狩猎聚居祖先的适应情况。对工作中创造性获益的言论，创造成就必须对他们就像对我们一样有价值。为什么应该这样却是显而易见的：你不能吃一首诗，用一首古老的曲子来吓唬食肉动物，或挤在一件雕塑作品周围取暖。应该致力于研究这个问题。如果它指出创造性不是对所有社会都重要，那么创造性获益的言论就应该重新思考。如果它指出创造性对所有社会都很重要，就会讲出一些关于人是什么样的很有趣的事。这些正是我现要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