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打土豪分田地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说过：“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当时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自国民党反人民集团掌握政权以后，便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主张……因此，只有制定和执行了坚决的土地纲领、为农民利益而认真奋斗、因而获得广大农民群众作为自己伟大同盟军的中国共产党，成了农民和一切革命民主派的领导者。”
国共合作的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1927年“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把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作为革命的中心课题提了出来。但是对于土地政策的制定，还在探索之中。“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一贯实行的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没收地主土地和一些富农的土地，分配给贫苦农民所有，以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目标。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对于土地政策和斗争策略，作了许多重要的阐述。明确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乡村的基本力量是贫农”，贫农和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动力”，“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对于富农要根据它对革命态度的不同加以区别对待。
到1931年初，在总结党和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各项基本政策。这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但是，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中共北方局派代表朱理治到陕甘苏区巡视。朱理治与郭洪涛等顽固地执行王明“左”倾路线，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强令推行一套“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对地主、富农采取了扫地出门，“赶上山吃草”的措施。并且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没收了其部分财产，使得中农人家心情不安。同时也影响到自耕贫农，孤立了雇农，致使广大农民的心情都紧张起来。这就给反革命分子以可乘之机，甚至在根据地出现了反水、叛变现象。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之后，1935年12月6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根据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历史上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为适应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以调整各阶级的关系。作出了《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决定说“在苏区当土地革命深入时，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消灭地主阶级。对于富农，我们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的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它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等的自由。”，“对于那些积极参加苏维埃革命的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我们是欢迎的，他们应该受到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取得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这个文件，实际上是批判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土地政策，即批判了共产国际加紧反富农的错误政策。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共中央系统地纠正“左”倾错误，首先采取的重大步骤之一。
中共中央的瓦窑堡政治局会议，除了改变对富农的政策之外，还纠正了以前党的一些过左的政策。如对地主改为不消灭其肉体，还可以分给他们一部分不好的土地；对工商业者实行保护，不再没收大商业资本家的资产；停止捕杀土豪劣绅的肃反政策等。同时，将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改为人民苏维埃政府，工农红军改为人民红军，工农游击队改为人民游击队等。对于东北军的态度，是广泛地争取他们抗日。以上政策的改变收到了很好效果。
1936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对土地政策作了进一步改变，主要是：一，对地主阶级的土地、粮食、房屋、财产没收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二，对于自由职业者、技术人员、教员、医生、学生、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及凭自己劳动所得积蓄起来的工人所有的土地等小业主的土地，不应没收。三，富农的土地及其多余的生产工具（农具、牲口等），均不没收。四，对大农业主的土地，按照对待富农的政策办理。五，商人兼大地主的，其土地部分照一般地主办理，但不得侵犯他的商业部分，等。这种改变，“具有明确的人民性质与深刻的民族性质”，是符合抗日战争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政策，在国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盐池解放后，“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随之展开。当时的“打土豪”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部队的地方工作部门“打”。经过调查了解之后，将确定的地主土豪没收其浮财，一部分分给当地贫苦人民，一部分充作部队给养。但因为部队流动快，一般是只打土豪不分田地。另一种是在当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打”。根据党中央指示，从1936年7月开始，县委、政府选派干部到农村宣传党的土地政策，发动群众，组织贫农会（团），根据群众的意见，该打谁不该打谁，目标确定之后，再进行没收浮财（牛羊、粮食）、分配土地。地方的工作比较细致、稳妥，打错的也较少。据毛齐华回忆，当时三边人民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和土豪劣绅展开斗争，搜查了不少老财们的家，从他们的土炕里挖出大批的鸦片土、银元宝等财产，上缴给财政部门，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据老红军张守杰回忆，在打土豪分田地的同时，对社会不良风气也进行了整顿。当时，地方上有些死狗流氓，也就是后来被称为“二流子”的人群。他们不务正业，整天耍赌、吸食大烟，偷鸡摸狗，打架闹事，闹得群众不得安宁。区乡干部首先对这些人加强教育，对于屡教不改的人，由积极分子给戴上纸帽子拉上游村。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宣传教育，加上干部们的言传身教，大多数死狗流氓基本上得到了改造，社会风气有了显著好转，到后来就出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局面，群众安居乐业，人人都夸边区好。
1936年8月6日，中共中央在《红色中华》报上公布了《土地政策新的改变》，规定：地主在没收其土地财产之后，“仍分给以耕种份地及必要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地主耕种份地之数量与质量，由当地农民群众多数的意见决定之”。改变了以前对地主“扫地出门”的做法。还规定，对于小业主的土地不没收，对于大农业企业主按已公布的对待富农的政策办理。根据这一政策，盐池县将地主土豪的土地、房屋除留给其少量的生活用地与住房外，其余全部没收，分配给无地无房的贫苦农民；对没收的财物、粮食和牲畜，除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外，其余均支援了前线部队。
由于地方是红军解放的，所以在开始时群众对分给他们的土地持怀疑态度，不敢要，甚至连打土豪也不敢去，怕红军走了以后地主进行报复。县委工作人员一方面宣传鼓动，说服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以稍带强迫命令的方式发动群众去打土豪，参加斗争。经过一两次斗争锻炼，群众的胆子大了。以后见红军长驻下来，就敢于接受分给的土地和财物了。
这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持续到1937年春季结束，在盐池县的革命历史上被称之为“第一次土地改革”。在土改过程中，县革命委员会给分到土地和房屋的农民发了分房、分地证书。限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证书印制比较简陋，是用白麻纸油印而成，用毛笔填写的。其规格大小相当于现在的16开纸，从中间一分为二，右半边为县革委会“存根”，左半边为业主“执照”，中缝有编号，文字为竖行排列。
盐池县共有地主约百户之多（孙璞1947年1月30日《关于土地工作的报告提纲》）。据不完全统计，1936年打过的土豪，一区（城区）17户，二区7户，三区12户，四区16户，五区不详。盐池县地广人稀，土地瘠薄，有利于畜牧业发展，自古以来就是半农半牧、以牧为主的地区。一般的农民都有土地（包括贫农），俗话说“家有十对牛，没地也不愁”，意思是说只要有牛就有地可种。因此对土地的要求不太强烈。当年的打土豪，着重于没收土豪的牛羊牲畜、粮食等浮财，因为当时是战争环境，土地未经宣布分配。还有一些“开明”的地主，自动捐助或贡献了一些财物，也没有宣布没收他们的土地。只有个别逃跑了的土豪，宣布将他们所种之庄稼分配给农民收割，收割后土地即归该农民所有，并给发了土地所有权证。
二中央巡视团到盐池
定边、盐池刚一解放，中共中央为配合红军西征，依照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工商业政策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建立和巩固三边的民主政权，组织成立了三边巡视团到三边工作。团长贾拓夫，副团长毛齐华。成员由中央工、青、妇各部门负责人组成。工会方面的代表有邓振询，青年方面的有揭俊勋、秦力生，妇女方面是李坚贞（当时叫李见珍）、白爱玉（白茜）、钟月林（宋任穷夫人）等。行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对落实工商业政策、少数民族政策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巡视团从中央驻地瓦窑堡（今子长县）出发，途径保安（今志丹县）、吴旗等地，直达三边。
在定边、盐池刚解放期间，少数武装部队和地方机关不走群众路线，不做深入细致的对策研究，加上地方干部多是新发展吸收的，政策水平较低，发生了错打土豪甚至乱捕乱杀的现象，几乎把所有的地主豪绅都吓跑了。据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报道的情况是：定边、盐池两县是红军西征时期新开辟的苏区，少数武装部队与地方机关还没有坚决的执行党的新政策，在土地问题上需要注意和纠正的问题：一、打土豪没有充分运用群众路线。如盐池西区个别人打土豪没收东西不分给群众，而自己拿走了许多；群众不赞成杀羊，个别武装部队杀羊吃。二、部分武装部队不尊重地方机关，打土豪不与地方商量，以致打错了土豪。三、在盐池打土豪，不分清商人与土豪，而把东西一律没收，以致把商店部分也没收了，而影响到盐池部分商人不满意。四、筹集抗日基金时，不在群众自愿的条件下进行募捐，而是用拿册子写名字限定日期的办法，结果中农贫农也写了名字。报道说，对于上述偏向，我们应坚决纠正，贯彻党的新政策，来争取广大群众。（见1936年9月3日《红色中华》报）
巡视团到三边后，配合国民经济部部长毛泽民率领的“经济工作团”和西方野战军政治部（定边、盐池解放后，野战军主力转到庆阳、西峰和豫旺一带去了，政治部进驻盐池），深入基层，发动群众，大力宣传严格区别地主剥削部分和经营工商业部分的界限把不该没收的部分坚决退还原主，保护了工商业；对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规定和习俗坚决予以取缔，促进了民族团结。使得党组织和工农苏维埃政权在新苏区的各阶层群众中，树立了更高的信誉，为巩固和扩大新的根据地发挥了重大作用。
巡视团在盐池做了大量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宣传贯彻党的保护工商业者的政策。按照当时的政策，对工商业者的一般原则是，只没收他们中间汉奸、卖国贼、反革命分子的财产。即使是大商豪，只要他爱国抗日，拥护红军，服务人民，苏维埃政府都表示欢迎。而盐池县共没收了11家商店，其中只有两家是反革命分子的，其余则是一般商人兼地主的。巡视团大力宣传党的统一战线策略和经济政策，切实纠正前一阶段打土豪所发生的偏差，经贾拓夫、毛泽民指示，当即释放了在押的商人王维善、唐文焕等。此举影响甚大，使大多数外逃的豪绅地主和知识分子纷纷返回苏区，有的还给红军募集捐款，“欢迎”（捐赠）物品，短时间内募集抗日现金一万数千元。惠安堡士绅张复元先生，一次就给红军捐赠骡子2头、五福棉布40匹、布鞋500双、步枪10支、银洋2000元，被群众誉为开明士绅。
二是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给蒙民退还盐湖。长城外的北大池、苟池、敖包池3个盐湖，原为鄂托克旗蒙民所有，之前被宁夏马鸿逵强行霸占。西征红军赶走了马鸿逵部队，收回了3个盐湖，归人民所有。为了照顾蒙民的经济利益，经西方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刘晓提议，将盐湖归还蒙民经营。巡视团积极支持这一建议，说服盐、定两县群众同意，将盐湖归还给鄂托克旗。宁鄂边界巡防司令章文轩（蒙名沙德如布旦毕扎拉僧，原为鄂旗旗务帮办兼保安大队长，1930年宁夏省主席马鸿宾给了一个宁鄂边界巡防司令的名义）派遣其副官升济米图前来接收。此举对蒙民兄弟鼓舞很大。他们更加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一扫国民党长期反宣传笼罩在人民心头的阴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