囿于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关于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作用的研究大多是从需求管理的角度入手，大量的文献集中讨论财政政策的“挤出”或“挤入”效应，此外，也有一些文献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它侧重于财政政策的长期供给效应。
基于研究目的及技术上的考虑，目前，国内对财政政策的需求管理效应与供给管理效应的研究基本上是分开进行的。前者假定研究期限内，经济的供给能力不变，后者则反之。然而，在现实经济中，任何经济政策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就财政政策而言。因其收支的项目不同，在影响社会需求总量的同时，必然引起需求构成或多或少的变化；着眼于扩大社会需求总量的政策举措，不仅扩大了短期的社会需求，而且会改变经济长期的供给能力。以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为例，在短期内，它不仅直接扩大了投资需求，而且通过乘数效应，拉动了民间投资需求，促进就业增长及私人消费的增加；从长期看，投资所形成的新基础设施势必增加一国的基础设施数量，改善其水平，降低私人投资成本、生产成本、流通成本和交易成本，改善国民经济的供给能力，推动经济增长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的文献很多。政府通过财政支出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所拉动的民间投资，也将促进社会经济有效供给能力的扩大，改善供给结构。因此，就具体的某项财政政策措施而言，其政策出发点可能有所侧重，或着眼短期扩大需求，或着眼长期供给能力的改善，但是，其对经济的影响，势必二者兼具，尤其是从一个相对长的时段进行考察。
基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发现，不仅需求冲击，而且供给冲击也对短期经济波动产生重要影响。普雷斯科特和基德兰德（Prescott and Kydland，1982）首次利用动态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对美国实际经济波动进行研究，并认为技术冲击带来的生产率冲击可以解释70%的产出波动。此后二十多年来，众多文献均证实了这一观点有关于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综述，可参看Stadler（1994）、Rebelo（2005）。因此，理论与经验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传导渠道：（1）调节短期需求，直接作用于经济波动；（2）通过不断形成的新生产力，逐步改善供给能力，影响经济波动。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的讨论，很少将其短期的需求冲击效应及长期的供给冲击效应做统一的分析。已有利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研究中国财政政策的文献，也主要是将财政作为外生需求冲击变量予以研究的（陈昆亭等，2004；黄赜琳，2005；李浩等，2007）。
本章通过构建一个基准的三部门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以此为基本框架，从需求冲击及供给冲击两个角度考察我国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及传导渠道。因此，我们将财政支出为简便起见，这里我们只考察财政支出政策对产出的影响。细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其中生产性支出的累积将以公共资本的形式进入生产函数，从而直接考察财政政策对产出的作用；非生产性支出则仍以外生冲击变量的形式纳入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我们将构建三个不同的模型——（1）不包括财政支出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TRBC）；（2）财政支出作为需求冲击纳入消费者效应函数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GRBC）；（3）财政支出细分后将生产性支出纳入生产函数，非生产性支出纳入居民效用函数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PRBC），以研究上面提出的问题。本章的安排如下，第1节引言，第2节模型构建；第3节求解模型并进行参数校准；第4节模拟结果及其分析；第5节是事实解释；第6节提出政策推论。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财政的生产性支出范围尚无统一的界定。（Barro，1990）定义的范围较广，将国防支出和教育支出一并纳入生产性支出。赵志耘和吕冰洋（2005）则认为，政府的生产性支出应当包括教育支出、基建支出和科学研发支出，分别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物质资本投资和科学研发投资。我们采用赵志耘和吕冰洋（2005）的生产性支出定义构建生产性政府支出和非生产性政府支出序列。变动趋势，可以看出自1993年起，我国非生产性的政府支出增长速度要明显超过生产性支出。
1.生产函数参数的重新估计。
模型所设定的生产函数中，需要测算的参数有θK、θN和θG，由于我们假设私人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仍然是规模报酬不变，因此只要测算出θK，就可以直接得到θN。问题在于私人资本存量Kt难以测算，为此，我们首先测算总资本存量及公共资本存量，然后由总资本存量减去公共资本存量得到私人资本存量。如前所述，我们所使用的1978～2005年总资本存量序列，参考了张军和章元（2003）的测算法，至于公共资本存量，目前国内学术界有不同的测算方法。马拴友（2000）根据公共部门投资流量数据和永续盘存法分别构造了私人部门资本存量和公共部门资本存量。其中，公共部门投资流量数据是使用每年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业、邮电通信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政党机关等公共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资本之和。基期资本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计算基期公式：K0I0g+δ来求得，其中g表示样本期实际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δ表示折旧率。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这些部门的固定资产形成并非完全来自于财政支出，可能因此高估公共资本存量。廖楚晖和刘鹏（2005）则从预算的口径，使用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数据作为每年的政府投资流量，然后利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公共资本存量。至于基期资本的推算，该文并没有详细给出。廖楚晖和刘鹏仅仅关注了对公共物质资本的测量，对于公共人力资本，如未能形成固定资产的教育支出、科研支出等没有考虑。从财政生产性支出对经济波动的影响看，这种算法显得不够全面。
我们将赵志耘和吕冰洋（2005）定义的政府生产性支出界定为政府生产性投资流量，进而计算政府的公共资本存量；基期资本则采用上述国际通用做法处理，折旧率设为5%，最终得到政府公共资本存量数据。
其中，Y、Ki、KG分别为按1978年不变价计算的实际产出、私人资本存量和公共资本存量。根据上述估计结果，可得θK0.7084，θN0.2916，公共资本的产出弹性为θG0.2832，小于马拴友（2000）的估计结果（0.55），高于廖楚晖和刘鹏（2005）的估计结果（0.115）。
其次，考察政府非生产性支出冲击的一阶自回归系数ψgc及其标准差σgc。采用的方法与之前模型GRBC中处理政府支出冲击的方法一致，即先将政府非生产性支出转化为以1978年为不变价的可比价序列，然后取对数，利用H-P滤波法消除趋势，并分离出周期序列，最后对周期序列进行一阶自回归，得：ψgc0.674，σgc0.0505.
根据上述各模型的参数校准结果，我们可以解出从各模型中推导出来的线性方程组，求出待定系数值，并按照龚刚（2004）提供的校准模拟步骤，利用MATLAB软件，模拟出每个模型的产出及其他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情况。同样的，这里只给出PRBC模型的计算结果，其余两个模型的计算结果请参看附录1和附录2.
（1）波动性方面，投资波动幅度为0.083，约为产出波动的2.6倍，居民消费波动幅度为0.0375，约为产出波动的1.18倍，略大于产出波动，就业及资本的波动幅度则分别相当于产出波动的73.4%及54.2%。而以往研究中，卜永祥等（2002）利用1978～2001年间的中国宏观经济变量数据，测算出：中国投资波动幅度为0.0849，约为产出波动的2.73倍；消费波动幅度为0.0435，约为产出波动的1.4倍；资本的波动幅度相当于产出的68%。黄赜琳（2005）利用1978～2002年的数据，测算出：中国投资波动幅度约为产出的3.74倍，居民消费波动幅度约为产出的1.16倍，资本的波动幅度相当于产出的51.1%。总体上看，我们的研究与其他应用RBC模型研究中国情况的结论比较相似。在自然科学中，受控试验结果的可重复性是证明研究结果可靠性，从而承认其发现的关键之一。显然，这一思想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是适用的，问题在于目前的社会科学研究尚难以进行重复性受控试验，但是，对同一社会过程的类似研究的相近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样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即我们构建的模型与现实经济比较接近，可以较好地描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情况。
（2）粘持性方面，产出的一阶自相关系数为0.683，就业的一阶自相关系数达到0.419.投资、资本积累及消费的一阶自相关系数分别为0.663、0.642和0.627，体现出我国的宏观经济变量具备较强的自我传导效应。
（3）协动性方面，居民消费、投资与产出显示出很强的顺周期性，资本与产出的同期相关性较弱，且带有明显的超前性，就业与产出的周期变化则表现出较强的同期负相关，并存在一定的滞后正相关性。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强顺周期性很容易理解，也符合相关经济理论的预期；资本弱周期性及超前性的关键原因在于资本形成的滞后，当期的投入需要一定的时间去转化为资本，形成生产力；就业与产出较强的同期负相关和滞后相关性，则说明了就业波动与产出波动之间的关系：当经济繁荣，订单增加，企业总是先充分挖掘现有人力资源潜力进行产出扩张；只有在经济持续繁荣，不增雇人手就无法增加生产时，才会增加员工。相反，当经济开始下滑时，企业一般并不立即裁员，而是选择减薪，但尽可能维持现有员工就业，以备经济复苏之需；只有到经济下滑一定程度并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企业才会考虑裁员。就业与产出较强的同期负相关和滞后相关性，恰好反映了就业波动对产出波动的粘性。
二、模拟经济与实际经济的比较
分析完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特征及相互间的关系后，接下来本章将比较所构建模型的模拟结果。根据数据对比，可以看出：考虑了公共资本对生产供给能力的作用的模型（PRBC模型）比将政府支出仅仅视为需求冲击的模型（GRBC模型）以及不考虑政府支出效应的模型（TRBC模型），能够更好地解释中国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情况。
1.与实际经济相比。
（1）从波动性上看，根据PRBC模型的模拟结果，产出波动的模拟Kydland and Prescott方差比率Kydland and Prescott方差比率是由Kydland and Prescott提出的一种衡量模拟经济与实际经济一致性程度的计算指标，它是模拟变量与实际变量的标准差之比，一般可以用来表示模型对实际经济的解释能力大小。高达83.7%，即PRBC模型可以解释实际产出周期波动的83.7%；类似地对其他实际变量的周期波动情况，如投资、资本等也有较好的解释，方差比率分别达到60.12%、41.04%；但是，对居民消费变量、就业变量周期波动解释则略差，方差比率仅分别为24%和37.2%。
（2）从粘持性上看，PRBC模型对产出和投资的一阶自相关系数预测分别为0.369、0.361，明显小于实际经济的0.683和0.663；对资本的一阶自相关系数预测则达到0.576，接近于实际经济的0.642；此外，对居民消费、就业的粘持性预测也比较贴近现实。
（3）从协动性看，模型预测各宏观经济总量均与产出呈现出正相关性，总需求中，消费和投资都是顺周期的，这说明年度资本形成总额、居民消费与产出的波动变化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与实际相符。另外，模型预测资本也是顺周期的，这也与实际相符。但模型预测就业也是顺周期的，虽然较弱，这就与我国实际情况不太吻合。此外，可以看出，由各变量零期前后各5期的数据时间序列的自相关性估计来看，PRBC模型预测资本、消费、产出、就业和投资的趋势关系与实际经济相似，总体上给出了较好的预测。
2.与GRBC模型、TRBC模型相比。
将PRBC模型的预测结果与GRBC模型、TRBC模型的预测结果进行比较分析可以发现：总体上，PRBC模型预测的经济波动要大于GRBC模型、TRBC模型的预测结果，PRBC模型预测的结果总体上与实际经济更加贴近，效果更好。具体来看：
首先，从产出波动来看，不考虑政府支出变量的TRBC模型模拟的产出为57.7%，将政府支出仅仅视为需求冲击因素的GRBC模型模拟的产出方差比率则略微下降至54.23%，这表明将政府支出单纯视为需求冲击并不能更好地解释产出的周期波动。而PRBC模型模拟的产出方差比率则大幅度上升到83.7%，这说明将政府支出分解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考虑了政府支出对生产供给能力的作用之后，模型对实际产出波动的解释能力大为提高。换句话说，同时从供给冲击和需求冲击两个方面考察我国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要优于仅仅从需求冲击角度观察财政政策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作用。
其次，从投资及资本波动的情况来看，GRBC模型模拟的投资及资本方差比率分别为48.55%、36.42%，明显小于PRBC模型预测的60.12%、41.04%。因此，考虑了政府支出的供给效应后，模型对投资波动的解释力度大为加强。类似地，在资本周期波动方面，尽管不如投资波动那么显著，但是也比GRBC模型模拟的结果有所改善。
第三，从居民消费和就业的波动情况来看，由于本章所构建的三个模型对居民消费和就业周期波动的预测方差比率都比较低，很难判断哪个模型比较好，这是模型今后需要进一步改进的地方之一。
第四，从各变量的粘持性情况看，GRBC模型对产出、投资、居民消费、就业、资本的一阶自相关系数预测为0.053、0.166、0.031、0.016、0.269；TRBC模型对应的预测结果为0.11、0.226、0.093、0.099、0.379，二者的预测结果都明显小于实际经济情况。相比较而言，PRBC模型的模拟结果要明显优于另外两个模型。原因在于PRBC模型通过增加了公共资本积累方程后，增强了模拟变量的自我积累效应，从而使其对各经济变量粘持性情况的模拟要远比其他两个模型更贴近现实情况。
第五，从各变量的协动性情况看，三个模型模拟的投资、居民消费、就业、资本变量与产出变量之间都显现出高度的顺周期性，其同期相关系数基本上都超过0.9，其中投资最强，消费、就业次之，资本相对弱些。因此，三个模型事实上都存在着对就业情况预测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缺陷，这也是模型今后需要改进的地方之一。
三、小结
根据上述比较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
（1）PRBC模型能够解释80%以上的产出周期波动，60%左右的投资周期波动，以及40%左右的资本周期波动，但对居民消费和就业等宏观经济变量周期波动特征的解释欠佳。总体上，PRBC模型可以用来部分解释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特征。
（2）PRBC模型在解释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特征方面要优于GRBC模型和TRBC模型，更贴近于实际情况。较之GRBC模型，PRBC模型关注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较之TRBC模型，PRBC模型在考虑了财政支出的需求效应之外，更关注其供给效应。PRBC模型在解释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的特征方面要优于GRBC模型和TRBC模型，更贴近于中国经济的现实运行情况，说明了一个事实：近30年来，我国的财政政策不仅从需求面，而且从供给面影响着宏观经济运行，经由财政支出形成的公共资本积累（及其引致的民间投资）在扩大社会总需求的同时，也逐步地调整中国经济的结构，改善中国经济的有效供给能力，潜移默化地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重要影响。这就提示我们，应当更为全面地看待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作用。在研究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时，既重视它对社会总需求的影响，也重视它对社会总供给的影响。
第4节 事实解释
我们借助于实际经济周期的理论框架，通过比较包含不同冲击因素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从实证模拟的角度揭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波动效应及其传导渠道。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特征方面，区分了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PRBC模型要比单纯将政府支出视为外生需求冲击的GRBC模型具备更强的解释能力。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决定了同时考虑财政政策的供给及需求效应的PRBC模型对我国财政政策与实际宏观经济变量波动之间关系的解释能力大为提高呢？显然，这是一个需要得到解释的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在于：经济现实是，在我国，长期以来，政府支出的相当部分是促进社会供给能力改善的生产性支出，而且政府投资在社会投资中一直占据重要的地位。因此，政府生产性支出必然会对影响经济供给能力的宏观经济变量产生作用。建构模型时如果忽略这一因素，仅仅将政府支出视为需求冲击变量，模型解释现实的能力就必然要下降。
众所周知，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增长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的。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是所有社会生产活动的计划制定者，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资本积累严重依赖于政府的投资行为。1978年我国政府生产性支出占财政支出及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均超过了50%，这意味着政府一半以上的支出用于生产性投资，同时，社会投资的一半以上是由政府投资提供的。在改革开放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存在着庞大的国有经济，政府的投资行为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对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负投资责任，而且承担了对竞争性及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大部分投资责任，政府生产性依然在总支出中占据较大比重。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3年之后，随着国有经济实行配置领域的战略性调整，政府的非生产性支出比重方才超过其生产性支出（1978～2005年我国非生产性和生产性政府支出趋势变动情况）。然而，尽管经过近30年的经济转型，2005年，我国政府生产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接近30%，占全社会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仍超过10%。
此外，从公共资本存量占总资本存量的比重变化来看，1978年我国公共资本积累占总资本存量的比重超过40%，并且，之后的一段时期内都维持这一高比重，直到1986年以后才开始出现下滑。截至2005年，我国公共资本积累占总资本存量的比重仍然达到19.4%。换句话说，目前为止，我国资本存量的近1/5仍是由政府的公共投资形成的。尽管经过30年的经济转型，我国财政投资的投向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对国有企业投资为主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为主，但是，服务于全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投资仍然对全社会经济增长潜力的提升，产生着重大作用。
这一观点，在应用其他方法的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龚敏、李文溥（2008）利用结构式VAR模型，已经证实了近1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是在有效供给能力改善的强有力推动下实现的，即总供给冲击是驱动我国经济波动的关键力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变量特征方面，区分了政府的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的PRBC模型要比单纯将政府支出视为外生需求冲击的GRBC模型具备更强的解释能力。
第5节 政策推论
本章利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构造的三个RBC模型对中国经济1978～2005年数据进行的模拟及其比较研究，证实了我们的一个猜想：财政政策不仅作用于需求，而且同时作用于供给；不仅调节社会需求总量，而且调节社会供给结构。这一猜想的证实，不仅仅具有学理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政策应用上的含义：在重视财政政策需求管理效应的同时，应当重视其对供给调整的作用。这一政策思想，在目前我国经济因国际金融危机而面临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如何面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采取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呢？
一方面，它取决于我们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成因分析。关于这一点，本书的第2章已经做了专门分析。我们认为，导致当前增长率下滑的因素就短期而言，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萎缩，但是粗放型经济增长累积的总需求结构失衡，萎缩了我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却是遭遇外部需求萎缩时我国经济迅速下滑的根本性、长期性内因。仅仅着眼短期调控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不能转变既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因此也不能有效调整“两高一低”的经济结构，势必治标不治本。本次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方式需要有所调整，在兼顾短期形势需要的同时，更注重长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另一方面，它取决于我们对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及政策工具效能的认识。以本章所研究的财政政策为例，对于财政政策，如果我们仅仅认识其需求管理效能而忽略了它的供给调节效能，在政策实践中，就可能仅仅考虑其需求扩张作用而忽略其他；或极端地如凯恩斯所言，即使是将货币埋藏在地下，再雇人将其挖出也是有效的扩大需求政策。在实行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时，如果只重视公共投资的扩大，忽略了这些投资的地区投向、部门投向、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对于改变我国目前失衡的经济结构的作用，甚至进一步加深了目前的经济结构失衡；如果只重视消费的扩大，不惜以政府消费的扩张替代居民消费的紧缩，或者仅仅重视居民眼前收入的增加——例如发放消费券，或当前消费的扩张，忽略了国民人力资本的积累，自主创新能力的形成，居民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获取个人收入能力的提高，那么，尽管这样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在短期内会扩大内需，一时减缓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但是，从长远看，则得不偿失。因为，它不利于转变既有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效地调整国民经济“两高一低”的失衡结构，对中国经济长期持续稳定增长是十分不利的。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财政政策在扩张社会总需求的同时，也将有力地调整全社会的有效供给能力及其结构，那么，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方式就应当秉持标本兼治的方针，在兼顾短期形势需要的同时，更注重长期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所实施的每一项扩张性政策都应当从扩大需求及改善供给两个方面进行审视和评估，尽可能地兼顾两个方面的政策需求。
即，现阶段我国的宏观调控不仅要关注需求管理，还应当更加重视供给管理，实施兼及中长期供给调整的扩大内需政策。具体来看：
第一，在重视社会总需求扩张的同时，更要重视总需求结构的调整。当前急需扩大的是居民消费，应该防止再次用政府消费代替私人消费的短视行为。要实现这一点，必须适当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降低中低收入居民阶层的隐性税赋，增加农民收入，逐步扩大公共财政及公共产品在农村的覆盖范围，强调民生财政建设，扭转当前政府消费份额过大的局面。
第二，应当乘时因势，理顺要素价格关系，以市场手段淘汰部分低档次出口能力、高资源消耗、牺牲环境的生产能力。通过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加大对资本密集度高的高新技术产业的税收优惠，发展高端生产，实现产业合理化，提高国际竞争力。
第三，重视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大教育力度，改善劳动生产率。扩大科研投入，下大力气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升国家和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培育自己的民族品牌，建立自己的国际销售渠道，努力实现从传统的以国内要素低供给价格为基础的价格竞争战略向自主创新基础上的品质竞争战略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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