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能够团结抗战,全力办学,唐生智在办学之初就定下一条:禁止一切党派帮会在校内活动。对前来应聘的教师和来校读书的学生,都事先做了声明。然而,国民党当局已明令中等学校的训育主任和训导员,均须由国民党员担任。而且规定各中学要建立三青团分部。对此,唐生智采取了拖延应付的办法。一开始,他吩咐办事人员佯装不知。刚好湖南地方长官多属唐的旧部,看在唐的面子上,也未为难。后来,有关部门硬要向耀祥中学委派军训教官、训导主任、公民课教师。唐生智以校规相搪塞,仍不奏效,便坦率声明,党务组织要么参加县党部活动,要么在校外小茶馆聚会,不得拉学生参加。至于纪念周会、公民课、军训课之类的活动,他对来者声称:我乃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什么叫三民主义,该如何纪念总理,我比你们更清楚,体会得更深刻。我本人在校的话,就由我来主持、讲授。如果我不在校,则按我安排的内容、要点讲授。唐生智力图我行我素。
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亲自签署意见,派黄人少将任耀祥中学军训教官,美其名曰校长为一级上将,必须派一名军衔较高的教官才能与之相配。弄得唐生智哭笑不得。唐生智也是“当仁不让”,没给这位教官好颜色看。在一次校会上,有人提到“蒋委员长”,黄人立即发令,要求师生“立正”,当即遭到唐生智的训斥。唐质问黄有谁规定学校里提到蒋某人要立正?并指出军队里搞这一套情有可原,但是学校里不准搞。黄自讨没趣。不久,黄人在一次军训课上体罚学生。唐生智得知后,身穿一级上将戎装步入操场,黄人觉得情况不妙,立即停止体罚,并要求全体学生向唐行立正礼。唐生智走上去后,只让学生“稍息”,仍让黄立正站着。黄深知难取悦于唐,便提出辞职,唐亦未加挽留。以后官方派来的军训教官大都能按耀祥中学的校规办事,而不敢妄为。
唐生智身边有一同姓副官,与他沾亲带故,暗地里当上了当地青帮的头目,他竟然在耀祥中学吸收四名学生为徒。唐生智知道后,召集全校师生开会,把他的副官召去训斥一番,然后以严重违反校规为由,公开宣布将副官和那四名学生开除出校,并禁止再踏进校门。
唐生智对于国民党当局派来监视他的走卒欲拒之门外,对于青红帮势力更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真心支持和帮助他的进步人士则表示欢迎并给予保护。他聘请共产党员严正为耀祥中学生物教师。1940年初,中共党员刘国安到该校发展党员,并建立了党支部,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严正在师生中组织“格杜文学社”,指导他们读进步书刊,出油印小册子,以诗歌、散文、随感录等文学形式,评论现实,针砭时弊,宣传抗日主张,宣扬共产党救国救民的事迹,给师生以极大的鼓舞。严正还要国文教员罗仲农以《原盗》为作文题,启发学生,借题发挥,痛斥蒋介石祸国殃民、投降卖国的罪行。这些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军训教官公开叫嚣:“学校有异党活动,大家要警惕!”并指使亲信趁黑夜撕毁进步师生刊出的墙报,偷走油印书刊,于是群情激愤,纷纷抗议。在这种情况下,唐生智出来发话了,他说:当学生的要好好读书,不要搞越轨行动。当然,出些刊物,谈谈对形势的看法,也未尝不可。以此来搪塞特务。其实,他对蒋介石消极攘外,积极安内的态度是比较清楚的,对共产党积极抗日的主张和举动是颇为赞赏的,他在一定程度上对进步师生采取了同情和保护的态度。也正是因为这一点,耀祥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才有了较好的基础,当东安沦陷的时候,耀祥师生仍能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