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下去要讨论道德上的正直的最后一个方面。我们发现，在这方面，道德上的正直有体谅和自制，可以说，它们给予了生活一种光泽。它也包括节制、彻底抑制一切激情，以及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度和稳重。这一节另外还包括拉丁文中可以称之为decorum（恰当）的那种东西。从本质上说，它与道德上的善是不可分的，因为凡是恰当的都是有德行的，凡是有德行的都是恰当的。道德与恰当之间的区别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因为，无论是什么样的恰当，只有当预先存在着道德上的正直时，它才能表现出来。所以，不仅在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道德上的正直的这个方面，而且在前面所讲的三个方面，都清楚地表明了什么是恰当。例如，推理和说话有条有理、做什么事情都经过仔细考虑、看出每一件事情的真相并坚持真理——这就是恰当。相反，出差错、看不出真相、犯错误、入歧途——这就是不恰当，而且不恰当到神经错乱和丧失理智的程度。一切公正的事情都是恰当的，一切不公正的事情，像一切不道德的事情一样，都是不恰当的。
恰当与刚毅也是类似的关系。凡是以男子汉的气概和勇气做出来的事情似乎都同男子汉相称，因而是恰当的；凡是以相反的方式做出来的事情既是不道德的又是不恰当的。
因此，我所说的恰当属于道德上的正直的每一方面。它与各种主要美德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完全是不证自明的，无须任何深奥的推理过程就能看到这一点。因为，在每一种道德上的正直的行为中都可以觉察到有某种恰当的因素。这种因素与美德在实践上很难区分，但在理论上是比较容易区分的。正像一个人的俊美是与健康不可分的，我们现在所说的这种恰当，虽然事实上与美德完全掺和在一起，但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仍然是可以与美德区分开来的。
此外，恰当可以分为两类：（1）我们认为有一种一般性的恰当，它见之于作为一个整体的道德上的善；（2）在这种恰当之下还有另一种特殊类型的恰当，它属于道德上的善的某些方面。前者通常大致上被定义为：“恰当是那种与人的优越性相一致的东西，正因为人具有这种优越性，所以他的本性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本性。”至于后者，则通常被定义为与“自然”相一致的那种恰当，其中显然包括节制和自制，以及某种绅士风度。
我们可以从诗人们所企求的那种恰当中推断出以上所说的是恰当的通常含义。关于那个结论，我还要在另一部著作中加以论述。现在，我们说的只是诗人们所注意到的那种恰当，即一切言辞或行为都应当与个人的品性相吻合。比如说，如果埃阿科斯或米诺斯29说：
只要他们害怕，就让他们恨去吧。
或者：
父亲本身就是其孩子的坟墓。30
那似乎是不恰当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都是正派人。但是当阿特柔斯31说出这些台词时，却博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因为它们符合人物的品性。根据个人的品性，每个人物究竟说什么样的台词恰当，这要由诗人们来确定。但是“自然”却亲自赋予我们一种出类拔萃的品性，使我们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动物，所以，我们必须根据这种品性来确定恰当所要求的东西。
因此，诗人们总是注意观察形形色色的人物，赋予所有的舞台角色——甚至包括坏人——以恰当的言辞或行为。但是，“自然”指派给了我们坚定、节制、自制和体谅他人的那种角色。“自然”还教导我们，应当注意自己对同胞的态度和行为。因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恰当的适用范围有多广，它不仅包括那种道德上的正直所必不可少的、一般性的恰当，而且还包括见之于美德的个别分支的、特殊的恰当。因为，正像四肢匀称的形体美因身体的各个部分和谐、优美地结合在一起而引人注意、使人悦目一样，在我们的行为中闪现出来的这种恰当，同样也会因为它强加于每一言行的那种条理、一致和自制而赢得同胞们的赞赏。
因此，我们在同人们打交道时，对所有的人——不仅对最优秀的人，而且还对其他的人——都应当表示我几乎可以称之为尊敬的那种心意。因为漠视公众的意见不仅意味着傲慢，而且还意味着完全缺乏原则。在一个人与其同胞的关系上，公正与体谅也是有区别的。公正的职能是不错待其同胞，而体谅的职能则是不伤害他们的感情。在这一点上最能看出恰当的本质。
通过以上的解说，我想，我们称之为恰当的那种东西的性质已经很清楚了。
此外，关于源自恰当的责任，它指导我们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与“自然”保持和谐，忠实地遵守其规律。如果我们把“自然”当作指南加以遵循，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误入歧途，但是我们还应当追求对事理明确透彻的认识（智慧）、适合于促进和巩固社会的力量（正义），以及坚强和勇敢的精神（刚毅）。不过，恰当的本质则见之于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那方面美德（节制）。因为，只有当它们与“自然”的规律一致时，我们才能赞许那些不仅是躯体上的，而且更多是精神上的活动。
现在我们发现，精神的基本活动有两种：一种力量是欲望，它促使一个人忙这忙那；另一种力量是理性，它教导并解释什么事情应该做，什么事情不应该做。结果是，理性指挥，欲望服从。
另一方面，干什么事情都不应当过分仓促或草率，我们也不应当去做任何自己说不出充足理由的事情。实际上，这两句话就是责任的定义。
此外，必须使欲望服从理性的管束，既不能让它跑在理性的前面，也不能让它没精打釆或懒懒散散地落在理性的后面。但是，人们应当保持心灵的宁静，不为一切情欲所动。结果，坚强的性格自制就会放出绚丽的光彩。因为欲望一旦冲出樊篱，比如说，像脱缰的野马，无论是因为企求还是因为厌恶，不受理性的控制，它们显然会无法无天，放荡不羁。因为它们桀骜不驯，拒绝服从理性的管束，而按照“自然”的规律，它们则受理性的管辖。这种欲望不但扰乱心灵，而且还会使身体失调。我们只要看看人们在勃然大怒或感情激越或惊恐不安或欣喜若狂时的脸色和样子就已经够了：这时，他们的面容、声音、动作和态度全都变了。
从上述这一切情形——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责任——我们可以看出，必须控制和平息一切欲望。我们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凭一时的冲动或随随便便地做出任何未经仔细考虑的事情。因为，“自然”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并不是要我们做起事来好像是游戏人间似的，而是要我们认认真真地做事，要有某种比较严肃而重要的追求。当然，我们可以酷爱运动或喜欢开玩笑，但是这种爱好应当像享受睡眠或其他各种形式的休闲一样，只有在严肃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工作之后方才可以这样做。此外，开玩笑也不可以过分或太放肆，而是应当文雅而有风趣。因为，正像我们不允许孩子们嬉戏无度，只可在不违背善良行为的范围内享受自由一样，所以我们即使在开玩笑时，也应当让纯真的本性闪射出光芒。一般说来，玩笑有两种：一种是粗俗的、无礼的、恶意的、下流的；另一种是高雅的、温文的、聪慧的、风趣的。关于后一种玩笑，不仅在普劳图斯的作品和古老的雅典喜剧中有许多，而且在苏格拉底学派的哲学著作中也有不少。另外，我们还看到过许多出自诸多人之口的妙语荟萃——例如，大加图编的《格言集》。因此，区别玩笑的高雅与粗俗是很容易的：一种玩笑，如时机适宜（例如在精神放松时），则适合于最尊贵的人；另一种玩笑，如题材猥亵，言辞污秽，那么对任何正人君子都是不合适的。
所以，开玩笑也必须有分寸，应当小心不要过分，不要忘乎所以，干出某种不光彩的事情。但是，譬如说，体育运动和狩猎就是有益于身心的正当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