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之中，曹操首占先机，挟天子都许，抢到了“挟天子以令不臣”这张王牌。“挟天子都许”成为他成就霸业、统一北部中国的重大政治举措，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建安元年（196年），袁绍谋臣沮授曾劝说袁绍，如果能“西迎大驾，挟天子而令诸侯”，就会收到没有谁“能御之”的功效。袁绍偏偏不听，觉得献帝是个废物，把他弄来还得养着，怪麻烦的。可见袁绍根本不是个政治家，虽然空有雄兵猛将，却不懂军事不过是政治的工具，最后难免失败。
而曹操更是早有此识。初平二年（191年），曹操做东郡太守不久，皇室刘邈在献帝面前称赞曹操忠诚，曹操为此十分感激。初平三年（192年），治中从事毛玠向他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他觉得是说到了点子上。
迎接汉献帝
献帝东迁后，曹操觉得机会来了，当时宫中食用困乏，曹操便经常向献帝进献食品和器物。献帝还在洛阳时，曹操就曾向他进献过缝帐两顶，丝线十斤，山阳郡所产的甜梨两箱，稗枣两箱。献帝都许后，曹操更是经常进献，其中有桓帝时赐给他祖父曹腾的家藏器物，也有属下陆续搜寻到的一些宫中流失的器物。
迎接汉献帝来许昌，是曹操的一个杰作。他最初提起此议时，只有荀彧赞同，并极力说明迎献帝的迫切性和对今后斗争的有利性，说这是一件“大顺”、“大略”、“大德”的事。但最初的迎接由于董承等人的阻拦并未如愿。后来董承为抵抗韩暹的势力暗召曹操到洛阳。此时曹操的部下董昭又提醒他只有把献帝迎到他的地盘许昌，方可成就大业，万事无虞。
迁帝都许
曹操对献帝的物质保障和适度尊重，果然得到了他所期待的巨大回报。献帝授给曹操节钺，录尚书事，任司隶校尉，迁都许昌后，又任命他为大将军，实际获取了高出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
建安元年（196年）八月，曹操进驻洛阳，立刻趁张杨、杨奉兵众在外，赶跑了韩暹，接着做了三件事：杀侍中台崇、尚书冯硕等，谓“讨有罪”；封董承、伏完等，谓“赏有功”；追赐射声校尉沮俊，谓“矜死节”。然后在第九天趁他人尚未来得及反应的情况下，迁帝都许，使皇帝摆脱其他势力的控制。此后，他还加紧步伐剪除异己，提高自己的权势。他首先向最有影响力的三公发难，罢免太尉杨彪、司空张喜；其次诛杀议郎赵彦；再次是发兵征讨杨奉，解除近兵之忧；最后是一方面以天子名义谴责袁绍，打击其气焰，另一方面将大将军让予袁绍，稳定大敌。
延伸阅读
汉献帝的“衣带诏”
曹操的专权行为，引起汉献帝和一些大臣的不满。汉献帝先是试图削弱曹操的权力，在建安四年（199年）任命董承为车骑将军，后来准备除掉曹操，恢复皇权。他用鲜血写成了一封诏书，秘密地藏在衣带之中，赐给董承，让他与刘备等谋诛曹操，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衣带诏”。这是汉献帝刘协试图收回皇权所做的一次努力，是他对命运所做的一次抗争。但不幸的是，他失败了。第二年春（200年），密谋泄露，刘备先前已借故出走，得免于难。几员主谋董承、王服、种辑等均被处斩，夷灭三族。董承的女儿是献帝的贵人，这时已怀有身孕，献帝极力保护，最后也未能幸免。曹操借此杀了一大批忠于献帝的臣子，朝廷上下安排的都是他的亲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