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叶以后，冗官、冗费、冗兵激增，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国库空虚，国家财政出现了赤字，百姓痛苦不堪，各地起义不断，西北的辽、西夏等国也经常来袭。要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实行改革迫在眉睫。
王安石出生于小官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庆历二年中进士，其后在扬州、鄞县、舒州、常州等地任地方官。多年地方官的经历，使王安石看到了北宋社会积贫积弱的现状，并由此认识到北宋所面临的危机。于是，在嘉佑三年给仁宗皇帝上万言书，分析北宋内忧外患、财政日益贫困、风俗日趋败坏的形势，提出变革图强的迫切性，要求宋仁宗以汉、唐两代的覆亡为前车之鉴，果断实行变法。他还在万言书中提出了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财思想。
神宗在即位之前就听说过王安石的才能和政治抱负，即位后，励精图治，王安石的改革主张与他不谋而合。熙宁二年，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后来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与他筹备变法事宜，从而揭开了变法图强的序幕。
变法路上阻力重重
早在变法之前，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就引起了朝中不少大臣的不满。执政三朝的宰相韩琦，认为王安石不适合做参知政事，坚决辞掉了相位。元老重臣富弼，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在罢相位时，推荐了文彦博。除了这些老臣外，当朝大臣吴奎、吕诲、唐介等也极力反对神宗任用王安石为相。
新法推行后，王安石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众人的攻击。当时的翰林学士范镇，认为实行“青苗法”是五十步笑百步；范仲淹的次子范纯仁，上书皇上，公开指责王安石聚敛钱财；御史中丞吕诲，则检举王安石巧取豪夺。以司马光、文彦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正直文人，也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变法的第二年，司马光曾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列举实施新法“侵官”、“生事”、“征利”、“拒谏”、“致怨”等弊端，要求王安石废止新法。
用人不当失民心
王安石变法志在清除社会弊端，可事先没有进行宣传，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收到优秀的人才。因此，在新法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危害百姓的现象。比如青苗法，王安石以前在鄞县做官时曾试行过，效果非常好。可是在全国推广时，手续非常繁琐，执行起来就变味了。不识字的农民要花钱请人填写贷款申请，去衙门申请时，贷款的数目又要由官吏填写。这样经过层层盘剥，最后贷款的农民要返回的利息居然是原来的三十五倍之多。“利民之策”变成“扰民之举”，逼得农民宁借高利贷，也不敢向政府贷款了。因此，王安石变法也没有得到广大劳苦百姓的理解和支持。
神宗死，变法止
熙宁六年，发生了严重旱灾，灾民纷纷逃亡，路上饿殍遍地。当时有人拿了一幅《流民图》给神宗看，并告诉神宗，说天旱是王安石变法造成的。神宗看后，很受刺激，对变法产生了怀疑。后来，随着反对变法的声音高涨，宋神宗对王安石的不信任也日益增加，对变法开始动摇起来。
宋神宗死后，赵煦即位，由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本身就是变法的反对者之一，她听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全面废止新法。至此，进行了十五年的变法最终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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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
北宋时期，那些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式对王安石变法进行尖锐的批评。到了南宋，有关人士依然通过修史的方法对王安石变法进行定性评价，说王安石变法是北宋王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此后，历朝历代都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类似的判断。而王安石的一些同乡文人，则对以上评价进行了争辩。
到了近代，人们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开始改变，梁启超、严复等人对王安石变法进行了正面评价。梁启超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称王安石是“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并说王安石变法是“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