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虽然和平解决了，但蒋介石非常清楚，这是中央军第一次正式进入陕西，在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同在的情况下，控制住陕西有很大难度。
杨虎城的地缘优势和在陕主政时的显赫成绩、在地方百姓中的威望，都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消除的。因此，稳定陕西需要先稳住杨虎城，待中央的力量在陕西站住脚后再逐渐收拾他。顾祝同在进入西安的前一天，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蒋令顾入城后做好杨虎城的工作，应把杨看做是“三位一体之中心，自当稍加另眼看待，如使其能自动与我方就商其彻底办法则更拖也”。
顾祝同遵照蒋的指示，2月10日派黄杰、王宗山、卢广绩分别代表顾祝同、孙蔚如、于学忠、何柱国同赴三原请杨虎城回西安绥靖公署视事。这时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
这时，杨虎城最关心的是他在西安事变所提出的政治主张能否被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纳，多少主张能够得到落实。他遂于2月14日由三原返还西安绥靖公署，第二天就与于学忠联名向全会提出了一个提案。提案重申了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希望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提案由何柱国于14日飞携南京。16日，杨虎城又派李志刚赴京，持函分陈出席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蒋介石、何应钦、邵力子、宋美龄、孙科、冯玉祥、于右任、宋子文、孔祥熙、焦易堂、王陆一、张继、戴季陶、汪精卫等人，做这些人的工作。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通过红军广播，发表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电报：
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国难日亟，时不我待，本党为国忠诚，可矢天日。诸先生热心为国，定能允许本党之请求，使全民族御侮救亡之统一战线从此实现也。我辈同为黄帝子孙，同为中华民族儿女，国难当前，唯有抛弃一切成见，亲密合作，共同奔赴中华民族最后解放之伟大前程。
杨虎城看到这份电报后，认为它十分重要。但根据他的判断，蒋介石未必会让中央委员看到这份电报。为了向全会宣传中共的新政策，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他找来马文彦，派马到南京去见于右任，试图通过于打开南京的宣传缺口。马文彦回忆说：
杨将军来了，他让我到南京去，见于右任，通过他了解一些南京方面的动态。我担心上次潼关挡驾后于还在气头上，不会接见我。杨说：“我们在南京除了于右任再没有熟知的人，现在情况变了，蒋答应抗日，释放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周先生（周恩来）也说，前些日子挡于也好，不挡也好，于是搞新闻工作的，会做宣传。”
我心中仍有顾虑，恐到南京后被于拒绝接见。我还在犹豫，杨将军又说：“还是你去一趟好，有关方面也希望你去。你到南京见到于先生先不要说别的事情，先拿出这个东西叫他看看。”说着，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铅印文件，我接过一看，原来是共产党的“四项声明”。杨将军很有把握地说：“他看了这些东西，一定要说话的。”说罢，请李寿亭拿了一个铁筒香烟，亲自旋开烟盒的铁皮盖子，仔细地把香烟取出来，又把烟盒内一层厚纸取下来，轻轻把文件叠好，紧贴香烟盒的周围，再把原来烟盒内的那张厚纸装进贴实，然后将取出的香烟重新装进盒内，盖好铁盖，杨将军才把它交给我，让我乘当天的火车出发。
我到南京后，直抵于右任家，适逢他外出未归，我便在客厅里等候，一会于先生回来了，果然上次挡驾的气尚未消除，见到我后他气狠狠地问：“你来这里干啥？”我说：“杨先生派我给你送这个东西，请你看看。”
我从铁烟盒里取出那份文件递给他。起初他漫不经心地浏览着，越往后看，态度越严肃起来，他走到写字台前，打开台灯仔细地反复观看着，激动地说：“我明白了，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哩！西安事变的真正内容我才知道！”
这时，他后悔当初为什么不以个人名义进西安看看呢？我趁此机会对他说：“共产党要求抗日是真的，杨要求抗日也是真的，杨将军要求抗日，你在上海原是赞成的。”他说：“我赞成杨虎城抗日，并没有同意他扣留蒋介石！”
于先生没有刚才那么大的气了，我们便谈到蒋回来后的情况。他向我介绍，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只停了一天，就坐飞机到浙江去了，说是跌伤了腰骨需要休息，其他啥话都没说。至于蒋在西安同三方达成的协议，答应抗日，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等事情，于先生一点都不知道。
于先生说：“新闻界也封锁得很紧，连张学良送蒋回京后，现在什么地方等均不知道。要不是杨先生派你送来这个件，我们还都蒙在鼓里。”
第二天中午，于先生从外归来兴冲冲地对我说：“你带来的那份文件，今天早上在孙总理纪念周上宣读了！”
我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全文宣读，而且只有十几个小时，共产党的“四项声明”就在南京宣传出去了。于先生说：“我昨夜看过这份文件，心里很受感动，深夜也不能入睡。我便想一个办法，亲自用糨糊把那份文件贴在土地上，让它粘些土，再轻轻地揭下晾干。今天早晨，我请几位老人来看我个文件，并告诉他们，这是一个熟悉的商人，路过陕西农村时揭下来，带到南京送给我们的，于是我就请张继委员在今天在纪念周上把它全文宣读了。”
于先生还告诉我，张继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一向是坚决反共的，同时又是西京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由他宣读，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我问于先生张继读后有何反应？他说：“张继认为‘四项声明’讲得很沉重，很感人，看来‘起义在东南，成功在西北’。其他人听后都认为共产党是真正要抗日。”
我速赶回西安，将南京一行向杨将军汇报，他听后大喜过望，非常高兴地说：“办得好！办得好！”
在杨虎城的机智与不懈努力下，共产党的“四项声明”冲破了蒋介石的思想封锁，在国民党中央大员中流传开来，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吹入一股春风。2月19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报告了这一成功，电报说：“我党所提四项声明已为外间所知，同情者甚多，蒋既不能封锁，亦不好再‘剿共’。”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2月15日至22日在南京举行，会议期间，蒋介石报告了西安事变的经过；除杨虎城、于学忠的提案外，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13人提出了关于“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李宗仁等9人向会议提出了有关反对独裁政治、保障人民爱国言论自由、解放爱国群众运动的议案；孙科、冯玉祥、于右任等几人在《请特赦政治犯案》中批评了国民党近十年来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设嫌疑，因为反对，罗致既多，冤抑日众，或致流离失所，或者幽羁囹圄”。与之相反，汪精卫在会上提出一个坚持“剿共”的议案。可以说，这次会议是在西安事变的鼓舞与推动下，国民党内进步民主力量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势力多年推行的反动、卖国、独裁政策的一次大批判。
会议对杨虎城、于学忠的提案做出了“不问其内容如何，惟既出叛逆之行为，及威胁之方式，显系托词造乱，实国法军纪不容，应不予致理，以绝效尤”的决议。但是经过激烈的争论，通过了冯玉祥等16人提出的《促进救国大计案》，决定“密交常务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分别切实办理”。该议案要“努力收复失地，首先督助华北军队，并增派劲旅，先行收复察北、冀东以为收复东北四省之准备”；在外交方面还提出“今后应采取积极方针，以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被侵占之领土”。对内政策上，宣布放弃以武力安内的政策。会议宣言提出：“此后唯当依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
全会主席团决定对中共中央的来电不做公开正面的处理，同时以主席团名义提出了《根决赤祸案》并获得会议通过。提案虽对中共多有攻击之词，但它再没有拒绝中共提出要两党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而且因应中共的“四项声明”提出所谓四项“最低限度之办法”，变相地答复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国民党历史上，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以隐晦的形式接受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代表全国爱国力量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正式结束了长达十年的“剿共”内战，开始了一个国内和平积极准备对日作战的新时期。此后国民党的新政策得到了全国各种力量（包括共产党）的支持，国民政府实现了政治意义上的国家统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实际是西安事变的继续与政治延伸。它的结果标志了中国民主运动取得一次历史性胜利，用杨虎城的话来说，他们没有“白忙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