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军内部为了统一意见，在1月29日由董英斌代表王以哲（在生病）在渭南主持召开东北军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何柱国、马占山、缪澂流、刘多荃、鲍文樾、高崇民、卢广绩等四十多人出席。会议原本是想说服少壮派军官接受南京方面的条件从渭南前线撤兵，结果却做出了“在张副司令未回来以前坚决不撤兵，中央军如再进逼不惜决一死战”的决议。到会的全体军官还都在决议上签了名。
渭南会议后，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等为了劝说中共中央改变“坚持不参加内战的决心”，于当天傍晚专程赶到云阳，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等政治局领导人开会讨论研究东北军要红军协同作战的问题。会后当天，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从云阳镇连夜赶回西安，将会议的决定告诉杨虎城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以及少壮派军官。周恩来对杨虎城表示：“如果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打，作为三位一体的红军也会采取一致行动，并与你们坚持始终，我们决不做对不起你们这两位朋友的事。”也就是说，无论和战，红军都是最靠得住的朋友。周恩来通过何柱国向顾祝同提出，中共要求派代表参加潼关谈判。中共的态度使有解体危险的“三位一体”又稳定了下来。但危机仍没有解除，一场更大的风暴随之而来。
东北军中的一部分人在张学良被扣后，在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下，抱定了要与南京方面妥协的立场。为了否定渭南会议的决议，他们1月31日派飞机将在兰州的于学忠接到西安。
于学忠到西安后先到王以哲家探望了病中的王以哲。在王家，王以哲、何柱国向于学忠说明了他们反对渭南会议的决议、主张与南京方面进行妥协的意见。当天晚上在王以哲家举行了“三位一体”高级会议，决定和战问题。
旁听会议的张政枋后来回忆道：1937年1月31日下午8时，在粉巷王以哲宿舍召开高级会议，决定和战问题。因王以哲患病不能出席在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于是大家才驱车前往王宅开会。出席这次高级会议的有杨虎城、周恩来、何柱国、于学忠、王以哲、董英斌、应德田，旁听的有张政枋（粮秣处处长）、杜维纲（工兵团团长）、刘佩苇（炮兵团团长）等。因王以哲的东里屋房间太小，仅能容下几位高级将领开会，我们便在外屋旁听。于学忠主持这次会议。首先发言的是何柱国，他说今天我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对和战问题听大家的。第二个发言的是杨虎城，他说咱们十七路军兵少力量小，打不打听东北军的。第三个发言的是于学忠，他说我的几个师都在兰州，要打我的队伍也来不了。第四个发言的是周恩来，他说在荆紫关以内我们有点队伍，但数目不多，打吧，帮助也不大，我想张副司令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八项政治主张，主要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就要兵连祸接，替日本鬼子造机会，对张副司令的主张有些不符合，请大家考虑。第五个发言的是王以哲，他躺在床上，用两只手托着头说，打就快打，和就快和，既不打又不和，没有准主意，耽误大事情。第六个发言的是董英斌，他说必须打，不打，张副司令回不来，东北军就要垮台。应德田同意董的意见。最后于学忠作结论说，糊里糊涂和就和了吧，如何进行和谈，明日上午10时大楼（杨虎城办公大楼）开会大家研究。
1月31日，蒋介石电告顾祝同：同意中共派代表参加潼关谈判；红军驻地陕北，南京每月给20万至30万的经费。李克农到潼关后，顾又同意红军在西安设立联络处。
2月1日，西安方面派李志刚前往潼关继续谈判，中共方面派李克农一同前往。当二李一行早上出城时，孙铭九指挥部队拦截，不让出城。东北军特务团一部甚至包围了于学忠的住地，要于学忠收回成命，放弃头天晚上的和谈决定。后因何柱国大怒，以执行军纪相威胁，后者才撤去。
上午，李志刚等到潼关，向顾祝同提出履行甲案的具体办法。南京方面同意了张学良复权授职并出席三中全会、张可回陕训话以便联军向甲案地区移防等条件。
鉴于南京方面在张学良的问题上初步答应了西安方面的要求，杨虎城和于学忠遂于当天下午向前线指挥官正式发布命令，命他们立即撤退警戒部队，2月2日将前线部队撤至渭河以北，2月3日撤到渭南。中央军2月5日将进驻渭南，2月6日前后将进驻西安。
这时杨虎城的心情极为复杂，与之可以倾诉思想的王菊人做了如下回忆：
杨处在这样复杂，困难环境中，认为营救张回来，才能团结东北军，蒋介石放张不放张，也是蒋是否有诚意改变反动国策的标志。
在南京、奉化和蒋谈判的结果，不战，便无法撑持这个局面，不战更无法营救张。当时希望，渭南前线不撤兵，不为戎首，作防御战，表示蒋介石不改变国策，不放张回来，便作战到底。当时希望打几仗，一方面使华北、桂李、川刘有武力调停的理由；一方面使蒋方认为，不放张回来，便无法收拾西北的局面。同时，十七路军内部，作战还可巩固一时，若和平解决便各寻出路（因为有些军官认为，和平了，十七路军便完蛋）。这时杨的决心是主战的。他去渭南前线视察，对部队讲了话，接谈了一些军官。他回来告诉我们：士气是相当激昂，打一仗再谈和的办法。蒋介石吃硬不吃软，你越软他越欺负你，你硬了他会软的。这时，十七路军军需处印了许多自己发行的军用票（票名已忘记了），以济东北军、十七路军之用。
这时，也作了作战失败的准备。赵寿山部队，使用于渭北警备方面，为的是对洛水之敌施行戒备，并确保三原、耀县一线。万一失败，便退到三原、耀县一带，逐步抵抗，以待局势变化。
这是孤注一掷，战与败可能是十七路被消灭，杨本人地位不存在的办法。设想到这一前途，杨本人又动摇起来，对主战的人们，不能不表示主战的意图，对主和的人们，也不能不表示主和的愿望，以此办法来谋求新旧军官之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之间的团结。这时候，在杨的内心上，打不下去，和不下去，其处境是极为痛苦的。
他后来从奉化的谈判中，看见张回来是无希望，东北军的檀自新师叛变了，陕警三旅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仗是打不成了，只有和的一条路。
杨虎城在痛苦做出抉择后，亲自向周恩来表示：既然中共方面已经决定放弃成立西北半独立局面的想法，不愿与南京作战，他考虑再三，决定做中共政策的牺牲品，拥蒋抗日，虽然“他怀疑此种可能性，仍相信西北半独立局面有由战争中求得可能，同时他估计我们拥蒋必将失去许多同情，但他仍愿做共党朋友到底”。对此，周恩来及毛泽东等均深受感动。周当场表示，中共决不会背弃朋友，如果蒋介石反过来阴谋对杨及十七路军不利，红军绝不坐视不顾。
毛泽东1月30日给周恩来、博古去电，让其告诉杨虎城：“杨说愿意做我们政策牺牲品，应向他说明此政策非我们的，乃张、杨与我们共同的。提醒他对整个政治前途之自信心，对其他高级干部亦然，经过他们去提醒中级干部，认识自己的前途，并说明我们与他们始终愿在一起，为和平统一御侮救亡之总方针而奋斗。撤兵后蒋如食言进攻，彼时曲在蒋，我们则为最后自卫而战，国人当同情，我们现在作战则失去国人同情。”
到1月31日，杨虎城、东北军高层、中共三方在与南京方面和平谈判问题达成了一致。可是已经备受刺激的东北军少壮派，开始失去了理智。他们开始秘密酝酿要除掉投降派。
2月1日下午，在渭南前线的缪澂流致电杨虎城，请求保护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等人的安全。此前，杨也接到东北军有人要闹事并订有暗杀名单的报告。接缪澂流来电后，杨立即派人将于学忠、何柱国、马占山、孙蔚如、周恩来等接到新城严加保护。杨虎城曾两次派车去接王以哲，都被他拒绝。傍晚，杨亲自登门动员，也被王拒绝。因为王对杨有猜忌，怕杨吞并东北军。不料第二天（2月2日），王以哲被孙铭九这些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刺杀于寓所，造成“二二事件”。
得知王以哲被枪杀后，东北军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率部立即撤出渭南，开回临潼向西安警戒，誓为王以哲报仇。之后，刘多荃杀害了根本没有参与密谋的旅长高福源。东北军骑十师师长檀自新在蒲城叛乱，将蒲城的民团全部缴械，纵兵在县城抢劫，还扣留了杨虎城的母亲作为人质。几乎与此同时，驻周至、眉县的东北军一〇六师宣布效命南京，脱离西安。
2月3日上午，发动事件的苗剑秋、孙铭九、应德田等人才意识到他们控制不了东北军，对造成的严重后果后悔莫及。为了寻找出路，他们到中共代表的驻地，表示悔过认罪，请求周恩来等协助平息此事。考虑到中共人员刘鼎等人与应德田、孙铭九等长期以来关系密切，必会因此受到牵连，周当即让刘鼎带苗剑秋等人乘车秘密出城远避三原县云阳镇的红军驻地。周告诉在云阳的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刘鼎带来之人务要秘密，目前不可与外人见面，此事关系重大千万注意”。
“二二事件”发生后，形势急转直下。东北军的分裂使潼关谈判一度中断，西安方面失去了已从南京方面争取到的有利条件。为了推动西安事变的最后解决，2月4日，杨虎城领衔发表了《和平宣言》，表示接受南京方面的方案。
2月5日，东北军于学忠、何柱国、缪澂流、刘多荃四将领在高陵开会，决定放弃原来三方都同意的甲案，接受将东北军部队调往苏北、安徽的乙案，与十七路军、红军分道扬镳。周恩来曾力劝东北军高层留在西北，与红军、十七路军靠拢，相互支持，以便以后共同抗日，但都不为这些人接受。在东北军的坚持下，西安方面在潼关谈判中最后达成了接受乙案的协议。东北军2月5日撤离西安，第十七路军的大部也离开了西安。
杨虎城2月5日致函蒋介石：“刻值复员期间，诸凡尚形纷纭，一俟稍为就绪，决即引咎辞退。”2月6日颁发“安民布告”，2月7日，杨虎城离开西安到三原“处理复员与善后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