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47年夏季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留任该系助教。大学学习期间，兴趣比较广泛，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书籍，都涉猎一些，还喜欢写短篇小说。当了教师后，感到自己生活经验不丰富，也缺少创作才能，决定今后从事古典文学的研究工作，并打算先以汉魏六朝文学为探索对象。当时中文系主任是陈子展先生，我帮他做一些教学工作，时常到他家里谈谈，听他讲治学的经验。他劝我系统阅读史书，并介绍我读王？运编的《八代诗选》。《八代诗选》末尾有一卷“杂体诗”，专选双声诗、离合诗、回文诗一类作品，陈先生认为它们虽是游戏文学，但也反映了当时文人的艺术爱好和创作风尚，值得探讨。我接受了他的意见，陆续读了前后《汉书》、《晋书》、《南史》等正史，并阅读《八代诗选》、《乐府古题要解》等书，就杂体诗作一些研究。杂体诗中有一项叫“风人诗”，其特点是利用谐音双关词语来表现思想感情（多数是男女的爱情）。这种谐音双关词语，在六朝乐府清商曲辞的吴声歌曲和西曲歌歌辞中特别多，因此我就去仔细阅读《乐府诗集》中的清商曲辞。开头，我写了一篇《论吴声西曲与谐音双关语》；后来，又从《晋书》、《宋书》、《南史》及其他史籍中发现不少有关吴声、西曲的材料，因此扩大兴趣，对这两类歌辞进行较全面的探索，写出了《吴声西曲杂考》等五篇论文，后来集成《六朝乐府与民歌》一书出版。这本小书主要是在1948到1950这两年中写成的。稍后，我又对汉魏六朝的清乐和汉乐府作了一些探索，陆续写出了《清乐考略》、《说黄门鼓吹乐》等十来篇论文，集成《乐府诗论丛》一书出版，它们大体上是50年代前期写的。此后，学习、研究的重点就转移到唐代文学和古代文论方面去了。
大学毕业论文，我写的是《秦观评传》。题目确定后，临时找了一些有关材料阅读，对北宋婉约派词，缺少系统的理解，所以论文写得很肤浅。这次写乐府诗的论文，比过去有了明显的进步，这首先得归功于懂得一点目录之学。大学念书时，虽然也看过《书目答问》，但当时由于种种因素，接触古籍不多，对目录书的作用也缺乏认识。做了教师后，看书、买书的条件都大为改善。当时认真读了《隋书？经籍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目录书，还买了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常翻阅。《四库提要》成书较晚，介绍最详明，对我的启发帮助尤大，我感到从它那里得到的教益，比学校中任何一位老师还多。每门学科，每个专题，都有它的若干重要原始材料，有或多或少的前人研究成果。我们进行研究，必须掌握这些资料，以此为出发点，才能向前推进。读了《四库提要》等目录书后，在自己从事研究的范围内，应当系统地阅读哪些书籍，重点放在哪里，仿佛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向导。当然，一些后出的、新的研究成果，还没有来得及在目录书上得到反映，也要随时留意。
系统地阅读有关史书，获益很大。文学作品总是产生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又表现了一定的历史现象；因此，对它们产生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情况，知道得愈全面，愈仔细，对作品的认识也就能更准确、更深入。我当时读了《晋书》、《宋书》、《南史》等史籍后，发现不少记载，表明六朝的贵族上层阶级人士，在日常生活中喜欢听吴声、西曲这类通俗乐曲，爱用谐音双关的隐语进行酬对和嘲谑，这为我理解吴声、西曲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艺术特色，打开了一扇大门。数百首吴声、西曲歌辞，内容绝大部分是谈情说爱，在过去封建时代被认为是淫靡之词，不受学者们的重视。清代朱乾的《乐府正义》笺释乐府诗，比较注意探究历史背景与诗歌本事，对汉乐府古辞也提供了若干有价值的资料，但仍未注意到吴声、西曲的有关史实。萧涤非先生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40年代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在重庆出版），首先对六朝乐府的历史背景予以重视，发掘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史料。此书对我启发很大，我在这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正是沿着它的路子继续走下去的。吴声、西曲的不少曲调，如《子夜歌》、《前溪歌》、《丁督护歌》等，据《宋书？乐志》等记载，在产生时往往有一个本事和作者，其作者多为贵族文人。“五四”以后的一些文学史研究者，因现存歌辞内容往往与这些记载不合，对所载的本事、作者常不予理会，甚至认为虚诞不可信。他们把吴声、西曲歌辞视为纯粹出自下层的民歌，同当时贵族文人的生活和创作没有多少联系。这是一种脱离历史具体条件的看法。我从正史和其他文献中搜集到不少材料，写了《吴声西曲杂考》一文，证明《宋书？乐志》等的记载还是可靠的。我国古代许多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文，所记大抵是真人真事，与历史的关系最为密切。把文学和历史结合起来研究，以历史释文学，以文学证历史，可以相得益彰。清代学者研究杜甫、李商隐诗，在这方面取得了很显著的成绩。现代学者陈寅恪、岑仲勉，结合唐代历史和文学进行研究，也获得有价值的成果。我国古代文学和历史的遗产都非常丰富，这方面还有大量问题存在着，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和探讨。
我研究乐府诗，重点放在汉魏相和歌辞、六朝清商曲辞上面，都是当时的通俗乐曲。在所阅读参考的文献资料中，感到《宋书？乐志》、《乐府诗集》两种最为重要。《宋书？乐志》根据西晋荀？《荀氏录》（今已亡佚），著录了一部分魏晋时演唱的清商三调歌诗，不但保存了一部分重要篇章，而且各篇均注明解数，对了解乐府歌辞体制，很有帮助。它对俗乐的叙述也比较具体，对一部分吴声歌曲重要曲调的本事作者，首先作了介绍，以后《晋书？乐志》、《通典？乐典》、《旧唐书？音乐志》关于这方面的介绍，大抵沿袭《宋书？乐志》。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编集汉魏以迄唐五代乐府诗，搜罗完备，编排精当，可以考见各类歌辞、各个曲调的源流和发展变化。书中的小序、题解，征引浩博，考订精审，以后元明清时代的各种乐府总集，都不能出其范围。我在钻研熟悉了两书的有关内容以后，好像抓到了纲领，其他一些资料的价值和得失，便容易掌握了。一门学科或一个专题，文献资料往往颇多，但主要的往往不会很多，有时只有几种；钻研时也不能平均使用力量，要把力量集中在主要的资料上。
要理解乐府诗，必须懂得乐府诗的体例。乐府诗的一个曲调，除原始古辞（有时古辞亡佚）外，以后产生不少同题之作。这些作品的内容，往往与曲名与曲调本事不相符合，但在题材、主题或声调上仍保持或多或少的联系。不理解这种情况，容易对某些乐府篇章产生误会。朱乾《乐府正义》、余冠英先生的《乐府诗选》，都注意从乐府特殊体例上来进行注释，因此持论往往比较客观中肯。我在细读《乐府诗集》过程中，发现吴声、西曲歌词中的和送声非常重要，排比材料，写了《论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声》一文，指出吴声、西曲许多曲调的后出歌辞，主要是利用该曲调的和送声来进行新的创作，所以其思想内容往往与本事不相符合，从而解释了这方面的疑问。
除细读若干重要典籍外，当时还广泛浏览、检阅了许多有关资料。除注意读正史中的《音乐志》外，还读了政书、会要、类书中的音乐部分和若干古地理志。读了丁福保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注意读其中的“杂歌谣辞”，因其与乐府关系较密切。翻阅了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注意读其中与音乐有关的文章（如马融《长笛赋》）。注意利用《文选》李善注、王先谦《汉书补注》等注文中所提供的丰富材料。还把汉魏六朝的古小说读了一遍，从中也获得若干有价值的材料。例如南朝志怪小说中颇多鬼唱吴歌的记载，表面虽属荒诞，但联系看，却能说明鬼唱《子夜歌》这种男女恋爱不自由的社会现象。又如刘宋戴祚《甄异传》中有“金吾司马义妾碧玉善弦歌”的记述，结合《晋书？汝南王亮传》等的记载，可以考明《碧玉歌》中的碧玉确是汝南王之妾，旧说不错。有许多历史文献，乍看似无多大关系，但如果认真考察，往往能够联系起来说明一些问题。
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