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编成于五代后晋：由宰臣刘？领衔主编。至北宋中期，欧阳修、宋祁又奉诏重修《新唐书》。两书编纂年代相隔不久，但评价却颇不相同，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旧唐书？文苑传下》有李白传，其前为王维，其后为杜甫，三大诗人的传排列在一起，其中李白传篇幅最短，王、杜两人传则较长。《旧唐书？文苑传序》在列举唐代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家时有云：“王维、杜甫之雕虫。”（此处“雕虫”指诗歌）举王、杜而不及李白。更足注意的是《杜甫传》后面节录了元稹《杜工部墓系铭序》的大段文字，引文前以“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曰”起句，引文后以“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作结，肯定了元稹的看法。《旧书》所引元稹文字，前面叙述历代诗歌演变，中间竭力赞美杜甫诗歌成就，认为“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最后一小段论李杜优劣，文曰：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文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云云，是指五言排律（一称五言长律）而言。杜甫的《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即是一篇长达千字的长篇排律。杜甫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是两百二十字的五言排律，《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是两百字的五言排律。杜甫五言排律叙述详赡，具有“铺陈终始”的特色；又其集子中五言排律数量颇多，也有部分佳作。五言排律篇幅较长，往往对偶工致，声调和谐，具有“排比声韵”的特色。元稹认为李白诗成就不及杜甫，在五言排律方面差距很大；《旧唐书》编者肯定元稹的这种看法，表现出扬杜抑李的鲜明倾向。
《新唐书》编者并不扬杜抑李，而是李、杜并称。《新唐书？文艺传序》总论唐代文学、文人时有曰：“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并列李、杜，只是李白名在杜甫下面，或许认为李诗稍逊于杜甫。《新唐书？文艺传》中列有两人传记，篇幅差不多。《李白传》末曰：“文宗时，诏以白歌诗、裴曼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以此结尾，显然寓有褒美之意。上引元稹文中曾赞美李白诗“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新传》引用唐文宗诏命，把李白诗和张旭草书等并称，也是对李白诗歌纵恣奔放的特色作了高度肯定。《新唐书？杜甫传》后面附有史臣赞语，表明对杜诗的特殊重视。赞语中赞美杜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人”，还引用了元稹“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的评语。赞语又曰：“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对杜甫的五言长律也有所肯定。赞语末尾曰：
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
明显地表现出李、杜并称，不应扬此抑彼的看法。这种看法同元稹、《旧唐书》史臣的主张，可说是针锋相对，对元稹、《旧唐书》扬杜抑李之论，寓有针砭的意义。
《旧唐书》对李白的评价何以不高呢？《旧唐书》署刘？撰，实际出自赵莹、张昭远、贾纬、赵熙等史臣之手。（参考赵翼《廿二史答记》卷十六《旧唐书源委》条）编纂时代为五代后晋。其时虽经历唐代中后期韩愈、柳宗元等一些古文家提倡古文，但影响不很大，在文坛以至社会上广泛流行的仍是骈体作品（包括骈文、骈赋、律体诗等），骈体文学较之古文占着明显的优势。《旧唐书》编者崇尚骈体诗文，该书每篇末尾史臣的论赞，常用骈文体；其纪传的叙事部分，句式、气格也与古文不同。《新唐书》编者对《旧唐书》的文风很不满，认为其编者是“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曾公亮《进唐书表》）。古文家贬低骈文时，常常使用“气力卑弱”一类话。《旧唐书》由于崇尚骈体文学，于诗歌就推重律体诗（包括篇幅有长、有短的律诗、平仄调协的绝句），因而对擅长古体诗和乐府歌行，不爱多写律诗的李白，就评价不高。上文所述《旧唐书》编者同意元稹说李白在五言排律方面远逊杜甫的话，就是一个明证。
《旧唐书？文苑传序》有一段话，明显地表现出编者崇尚骈体诗文的态度，文曰：
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删诸国之诗，非求胜于昔贤，要取名于今代。实以淳朴之时伤质，民俗之语不经，故饰以文言，考之弦诵，然后致远不泥，永代作程。即知是古非今，未为通论。……近代唯沈隐侯斟酌《二南》，剖陈三变，摅云、渊之抑郁，振潘、陆之风徽，俾律吕和谐，宫商辑洽，不独子建总建安之霸，客儿擅江左之雄。
在这段文字中，编者在讨论文质问题时，肯定文，反对是古非今，这实际上是肯定汉魏以来骈体文学的发展。又“饰以文言”句中之“文言”，似即指相传孔子所作《易传》中的《文言》，篇中颇多偶句。《文心雕龙？丽辞》有曰：“《易》之《文》（《文言》）、《系》（《系辞》），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即指出《文言》中多骈偶成分。在下面，《旧唐书》编者又特别对沈约加以称颂。沈约提倡区分四声，提倡写作新体诗，是把古体诗引向格律化的有力倡导者；他们所写的新体诗，是唐代律体诗或近体诗的前驱。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叙述历代文章（以诗赋为主）发展，指出汉魏文风经历了三次变化，又大力主张区分四声，使作品音韵和谐。《旧唐书》编者肯定这些主张，并且赞美沈约的制作能继承汉代扬雄（子云）、王褒（子渊）、魏曹植、西晋潘岳、陆机、刘宋谢灵运等辞赋、诗文名家重视文采骈俪的传统，并有新的发展，成为一代文豪。由此看来，《旧唐书》编者对待文学的基本态度是反对是古非今，充分肯定后代文学的新变和发展，肯定汉魏六朝的骈体文学。他们十分推崇沈约，因为沈约的理论和创作，为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开启了先路。
如众所知，李白在理论上鄙薄魏晋以来追求词采华美的诗歌，曾经宣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古风？其一》）又据孟？《本事诗？高逸》载：
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与？”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
李白的这类话不免有些片面夸张。实际，他写了大量的五七言诗，七言诗成就尤为杰出，四言诗却写得很少。对建安以来以迄梁陈的各代名家，他还是向他们多方面地吸取营养。然而这类话毕竟反映了李白鄙薄南朝绮靡文风，要求诗歌恢复古代雅正刚健传统的思想倾向。李白也的确不愿多受声律束缚，故律诗写得颇少。李白鄙薄魏晋以来的华美诗歌，鄙薄沈约所提倡的声律论和声律论指导下的诗歌创作；《旧唐书》编者却是大力肯定汉魏六朝的骈体文学，推崇沈约的理论和创作。李白的诗歌，律体颇少。这样看来，《旧唐书》对李白诗评价不大高，也是很自然的了。
《旧唐书》肯定骈体文、律体诗的态度，还鲜明地表现在对元稹、白居易的评价中。《旧唐书》卷一一六为元稹、白居易传。传末有一段较长的议论，模仿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体例，综论历代文学，然后归结到传主。这样处理，就说明《旧唐书》编者对元、白评价甚高，认为元、白代表了唐代文学的最高成就，其地位犹如刘宋的谢灵运那样。传论中评论元、白有曰：
若品调律度，扬榷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
《旧唐书》对李白评价不很高，它不可能把李白、杜甫两人并列作为唐代诗歌的最高代表，于是找到了元、白。传论纵览历代诗歌发展，突出了三个时期和六位诗人：一是建安时期的曹植、刘桢，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二是永明时期的沈约、谢？，标志着新体诗的产生和格律诗的滥觞；三是元和时期的元稹、白居易，标志着唐代近体诗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旧唐书》对元、白诗的评价，可说是高极了。
元稹、白居易两人兼长古体诗、近体诗。两人的讽喻古体很有名。但在当时社会上流行最广、影响最大的，除《长恨歌》、《琵琶行》等少数歌行外，还有近体诗。其近体诗，有流连“杯酒光景”的短章，也有“驱驾文字、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当时风行遐迩，被人广泛仿效，号为元和诗体（见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参考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附论《元和体诗》节）。《旧唐书》赞美元、白诗为广大人士所喜爱，流播之盛，迈越前贤，又把两人与沈约、谢？相提并论，显然也是着重从近体诗成就的角度来评论的。李白以不长律诗被抑，元、白以擅长近体见扬，可见《旧唐书》编者推重律体诗的立场是很鲜明的。
《新唐书》纂修者欧阳修、宋祁都是古文名家，他们站在古文派的立场评价文学，提倡古文，反对骈体文；对律体诗虽不排斥，但也不像《旧唐书》编者那么重视。上面提到，《新唐书》编者对《旧唐书》的骈俪文风很不满，认为“气力卑弱”。《旧唐书》传记中多引用当日骈体文字，《新唐书》编者甚至对此也不满而加以删除。赵翼《廿二史？记》曰：“欧、宋二公不喜骈体，故凡遇诏、诰、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卷十八《新书尽删骈体旧文》条）可见其厌恶骈体文的程度。对于律诗，古文家较为宽容，不但不排斥，自己也参与写作，只是文词尚清淡而不尚浓丽。但长篇排律，特别重视排比铺陈，其体格与四六文颇为接近，故古文家也并不欣赏。上文提到，元稹推重五言排律，因此扬杜抑李，《新唐书》不表赞同，即是明证。《新唐书》也肯定元稹、白居易的诗歌，但不像《旧唐书》那样高。《新唐书？文艺传序》有曰：“言诗则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刘禹锡。”元、白位置在杜甫、李白下面。又《新唐书？白居易传赞》引用白居易《与元九书》的自叙，分其诗为讽喻、闲适等四类，接着说：“又讥世人所爱惟杂律诗，彼所重，我所轻。至讽喻意激而言质，闲适思澹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视其文，信然。”可见《新唐书》编者主要肯定白居易的讽喻、闲适两类诗，而不是肯定其律诗。因此，在《新唐书》编者看来，李白的律诗写得少，成绩也较差，是不影响他在诗坛的崇高地位的。
李白、杜甫两人作为唐代两大诗豪，在元和时代已得到很多人的公认。除上引韩愈“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诗句外，在白居易的作品中也有明白的反映。白居易《与元九书》有曰：“诗之豪者，世称李、杜。”说明当时大多数人并称李、杜为两大诗豪。白居易《与元九书》中在大力提倡讽喻诗时，虽对李白讽喻诗写得太少有所不满，但在其他场合就不同了。他的《李白墓》诗有云：“可怜荒陇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对李白诗评价极高。他的《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一诗，对李杜两家同致赞美，相提并论，誉为“吟咏流千古，声名动四夷”，无所轩轾。白居易虽也爱写五言长律，其《与元九书》称赞杜甫诗“贯穿今古，？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也含有杜甫律诗成就超过李白之意，但说得较有分寸，并没有从长律方面过分贬抑李白，态度比元稹通达。
与元白同时的韩愈，推尊李杜之语不少，除上引“李杜文章在”两句外，其他如：“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荐士》）“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随。”（《醉留东野》）都是显例。晚唐五代，文士同时推尊李杜之例也常见，这里略举一二。如杜牧云：“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李商隐云：“李杜操持事略奇，三才万象共端倪。”（《漫成五章其二》）黄滔《答陈？隐论诗书》曰：“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沧溟无际，华岳干天。”此外，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顾陶《唐诗类选序》、韦？《才调集序》都对李杜备致推崇。可见自元和以来至五代，大部分文人已公认李杜为唐代最伟大的诗人。元稹、《旧唐书》编者对李白的贬抑，只是在唐五代骈文、律诗盛行时期，少数一部分文人对李白诗歌的偏见。
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