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国际竞争的日趋白热化，跨国公司开始改变其传统的强烈的国内指向型战略，开始着眼于世界范围内人才、科技实力与科研基础设施的比较优势，寻找研发配置的最佳区位，从而促使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日益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在国外，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研究热点集中在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动机、海外研发机构设置与扩展方式、行业选择、区位选择等方面。而本书的研究则主要基于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选择和组织形式的相关研究成果之上。
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选择与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动机直接相关。Dunning（1997）指出公司海外研发投资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并不仅仅是扩展现存的竞争优势，而是期望获得新的优势或者补充资产，这些新的优势和补充资产有助于支撑和加强它们的全球竞争能力，当跨国公司认为与竞争对手相比具有一定所有权优势，通过对外国区位的内部化开发能获得理想收益时，就要从事研发的对外直接投资。他认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直接投资能帮助企业获得某种优势，该优势与公司业已存在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有利于跨国公司保持和加强竞争地位。跨国公司的海外研发直接投资，是为了承担以下一种或几种组合职能：①产品、原材料或工艺技术的适应或改善；②基础材料或产品研究；③生产研究的合理化或成本最小化；④了解和监视国外技术能力的发展变化。Mansfield（1979，1994）、Hewitt（1980）、Jaffe（1986）、Cohen和Levinthal（1989）、Pearce（1989，1992，1999）、Hakanson和Zander（1988，1990，1992）、Nobel（1993）、Patel和Pavitt（1991，1996）、Kuemmerle（1997，1998，1999）、Dalton和Serapio（1999）等均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动机做了系统研究。一般可从技术—供给驱动（接近技术中心、利用研发资源、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获取最新技术和信息）和市场—需求导向（技术当地化、产品开发、生产销售服务支撑）两个角度来解释。Hakanson、Pearce、Dalton、Serapio是供求因素理论的代表人物。Hewitt（1980）对研发全球化的动机进行了总结性分类：适应性的、当地市场导向的和全球性的。Patel也将其归纳为三点：①调整产品、工艺、原材料适应国外市场，为海外生产机构提供技术支持；②跟踪监视国外科技发展动态；③在母国之外创新核心产品和关键技术。Bas和Sierra（2002）将跨国公司海外研发的动机归纳为技术跟踪型、母国基地开发型、母国基地扩张型、市场寻求型四种类型。Kuemmerle（1997）研究指出，跨国公司分散研发主要有两种功能：①吸收先进知识，并移转至母公司研发基地，以提升母公司研发产出绩效；②移转母公司的研发成果至海外制造据点，或提供海外市场技术服务，以更有效结合研发、生产与销售。Lall（1979）、Hirschey和Caves（1981）、Lund（1986）、Pearce（1989，1992）、Kumar（1995，1996，2001）、Fors和Zejan（1996）、Zedtwitz和Gassman（2002）等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做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选择与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市场渗透程度、东道国的市场规模、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当地生产导向和技术活动强度、当地研究开发资源状况、基础设施与环境条件以及同一行业在当地的研发水平有着密切关系，与东道国的政策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法）也有很大的关系。近年来，接近新技术作为跨国公司海外研发区位决定的影响因素，其重要性在不断上升，某一地区的产业优势条件日渐成为构成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重要区位因素之一，跨国公司在许多行业技术的领先区域设立海外研发中心的意愿日益强烈（Fors和Zejan，1996；Lall，2000；Gao，2000；Serapio和Dalton，1999；刘孟俊、陈信宏，2003等）。
跨国公司创新组织受到多种因素影响，Dunning（1995）认为技术的变化和全球化带来的需求差异使等级制的组织重新构建它们的创新组织方式。Zanfei（2000）在需求多元化和技术变革外加上了地区差异化。对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组织形式的研究以Zedtwitz和Gassman的成果最为显著：Gassman和Zedtwitz（1999）；Zedtwitz和Gassman（2002）；Zedtwitz（2002）。他们认为跨国公司研发组织的历史动态演化过程可分为四个阶段：国内研究和国内开发的国内特征研发、分散研究和国内开发的技术驱动研发、国内研究和分散开发的市场驱动研发、分散研究和分散开发的全球范围研发。他们按照研发投资分散程度和研发机构合作程度将跨国公司的研发组织分为五种类型：本土集中式、地区集中式、多中心分散式、中心—边缘式、整合的研发网络式，他们认为整合的研发网络模式将成为一种新兴的组织模式。Bartlett和Ghoshal（1990）也认为研发全球化包含四种形式：中央创新、当地化创新、借力地方型创新和全球联动型创新。其中全球联动型创新即是把公司分散在全球的各种技术创新资源和能力联系起来，形成全球互动型的研发网络，在总部和分支机构两个层面上共同进行创新和运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跨国公司建立内部和外部创新网络的日益兴起引起广泛关注（Cantwell，1995；Kuemmerle，1999；Zander，1999）。双向流动网络（doublenetwork）被认为是跨国公司获取知识的途径及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Zanfei，2000；Antonelli，1999）。Zanfei（2000）将双向流动网络划分为内部网络和外部网络：前者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的公司机构之间的知识生产与使用活动，后者指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技术流动。Antonelli（1999）将知识流动细分为隐含经验类知识、内部的编码化知识、外部的隐含经验类知识和外部编码化知识。对跨国公司内外部知识网络的互动有深入研究。Gulati、Nohria和Zaheer（2000）强调了公司间网络的重要性。此外，Lundvall（1988，1992，1998a）总结了创新的交互性，讨论了使用者—生产者的相互作用和其他形式的公司间合作如何提高当地的创新体系。Coombs和Metcalfe（1998）论证了竞争成功依靠于公司管理组织间知识创造的能力，新能力越来越频繁地发生于数个公司和研究组织的能力协作中。
我国学者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入21世纪形成热潮，主要集中于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多是对研发全球化的现象进行介绍和描述，剖析其动因及效应，并探讨中国的对策。如薛求知（1995）、薛渊（1995）、林进成等（1998）、王学鸿（1998）、王建民等（1998）、薛澜等（1999）、冼国明等（2000）、葛顺奇（2000）、刘海云（2000）、梁启华（2000）、覃安基（2000）、柳御林等（2001）、毛蕴诗等（2001）、姚战琪（2001）、彭正银（2001）、张水清等（2001）、吴守贵等（2001）、李安方（2002）、胡峰（2002）、赵曙明（2002）、徐晓巍（2003）、元利兴等（2003）、董书礼（2004）、沈玉芳等（2004）、王新华（2004）、侯仕军等（2004）、李京（2004）、李兵（2004）、樊增强（2004），等等。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1998）、吴贻康（1999）、薛澜等（2001，2002）、卢进勇等（2001）、谷立新（2001）等还专门调研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投资情况。杜德斌（2001）、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2002）、葛顺奇（2002）、李安方（2004）、寇文煜（2004）出版了关于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相关专著。陈劲（2003）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组织结构和中国企业的研发全球化做了详细全面的研究。2003年之后，杜德斌（2003）、黄鲁成（2004）等又相继投入了上海、北京建设国际研发中心的研究中，对两地创建国际研发中心的必要性、可能性、困难与问题进行了分析。王建民（2004）、王克光等（2004）、陈信宏（2004）开始关注海峡两岸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差异。
从地理学角度对跨国公司研发的研究相对颇少，仅有杜德斌（1999，2000，2001，2003）、郑京淑（2000）等进行过专项研究，从宏观区位（国别）选择和微观区位（区域或城市）选择两个层面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因素分别加以解析，杜德斌（2001）还总结归纳了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模式和区位类型。但是，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研究是各个学科的研究焦点。何淑明（2002）、喻世友等（2004）、王建华（2004）等对跨国公司研发全球化的区位（国别）选择因素进行了分析；薛澜等（2002）、潘羿（2003）等研究了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投资布局的区位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