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夏，我与何建明一行前往庐山图书馆了解外国传教士书籍收藏情况，顺便也到中文旧书库稍事检阅。无意中发现许寅辉撰《客韩笔记》一书，记述甲午至乙未客居韩国见闻，颇多有意义之记述，可作研究甲午中日战争之参考。
此书为光绪丙午（1906）长沙刊本，线装一册，有黄绍箕题签。为此书作序者有金坛于渐逵，苏州凤曾叙、汪先弼、许寅清等。
凤序内容充实，略谓：“光绪三十年秋，予以沈君习之之召，至汉口主笔武汉小报馆。既因沈君得两友焉，一曰金坛于吉仪君渐逵，一曰上元许复初君寅辉。两君皆淡交，而于予相视如故。许君通英吉利诸国语言文字，相见论当世事，持国粹主义而运以欧化主义，与余合者盖什而六七。所为《客韩笔记》，甲午、乙未间事，多当时人未尽知者。其所不忍言，则区盖之内讳也。”“高丽之役，不失败于财殚力□，而失败于上下之无一不相欺，此知言君子所不暇讳也。兵家言，知彼知己、百战百胜。非不知彼也，非不知己也，而梦梦焉，而昏昏焉，相率出于自欺，其有不败者哉！”凤、许均系清末有头脑之报人，对时局的评论多能发人深省。
许寅清为作者胞弟，序文谓其兄自韩归来，“须发颁白，若别十稔”，可见作者忧患之深。
作者自序称：“癸巳春，余应驻韩英使之聘，至韩办理文案兼翻译。越一载，会中日失和，华官下旗回国，商务由英使保护。事之繁难，日甚一日。余以书生，孤掌从事，屡濒于危，卒未罹于锋镝，亦云幸矣。爰节录是时事迹，而为笔记一卷，起于甲午正月，讫于乙未八月，盖亦安不忘危之意云尔。光绪辛丑嘉平月既望，上元独醉商人自志。”甲午中日战争期间，作者既为交战国一方（中国）之公民，同时又须以中立国（英国）使馆职员身份代管旅韩华商事务，其处境和办事之艰难，可想而知。
以下为正文摘录：
驻韩京英总领事官禧在明君，寓华有年，曾充英使头等参赞，系余旧识。壬辰冬，予客沪上，禧君因韩京交涉事，托上海领事官哲美森君聘余前往办理公牍，因事不果。癸巳三月，函催数次，始来汉城。
此为作者去韩缘由。
六月以来，中国驻韩官商，风鹤惊心。官则移眷回华，商则奔命返国，置货物产业不复问。时署总领事嘉君妥玛由厦门调来，嘉君在华三十年，遇事持平，兼有血性。嘱予晓谕华商民勿动，中日决裂，华商由英保护，产业货物亦如之。倘日人见欺，可来署禀报，代为申理。
战争刚起，华官已慌忙送家眷回国，华商自然更加惊恐，乃至弃置货物产业而不顾。劝谕华商勿动并承诺给予保护，此事竟须由英国总领馆代劳，亦属可耻已极。
（六月）二十一日早，日兵进王宫，毁电报局，为驻兵之所。李太守率电报学生数人，将入英署暂避。因华人来者已数百名，英兵把守极严，太守遂避入德领事署。俟接太守请援之函，遂力商副领事傅夏礼君，速出护照，请总兵官签名，总领事盖印，迎太守入内。……稍谈，太守奇饥，遂嘱庖人取鸡子四枚食之。其时袁总理幕友吴晓北君从衙门后墙越出，面手俱跌破，行至海关无人理问。继来寻余，而门禁极严，不得入，乃请嘉君同出大门迎吴君入。旋陈丹臣、周茂亭诸君复来寻唐少川太守，蔡树棠翻译官又来，皆由嘉君迎入。嘉君见有华捕携刀者，亲手代为解去，以符公法。所有避难诸人，除总理府与理事官绅外，尚有商民数百人，自朝至午，坐立于炎天酷日之中，饥渴交加，不可言喻。余遂选能庖者两人，治庖款客，且以粥糜食众商民。晚间邀嘉君同至各处安慰避难诸人，人皆感泣。
这段笔记把华官的狼狈逃窜描绘得淋漓尽致，而日军可以公然攻进朝鲜王宫，华捕则需解除刀械，此所谓“以符公法”？
七月中旬，有华商数十人来署泣诉，近日日人强买货物，无以为生，祈代禀请保护，因代拟禀稿。
八月二日嘉君返华，在韩华商闻知，均欲卧辙攀辕。然势难挽留，于是沿途设茶果、燃香烛以致敬。
中国官军畏敌奔逃，旋韩华商近似被遗弃之境外孤儿，乃至视英国外交官为保护神，是谁之过？
自华商归英保护，凡华商有事，皆由宁波人陈德济领带来署，周旋数月，颇称竭力。众商联名举陈德济为汉城华商南北帮总董事，英署批准，发给戳记，并知会各国备案。
举汉城华商总董事，须经英国总领馆批准并发给公章，且由其知会各国。我不知道“各国”是否包括中国，如果包括，那真是天大的荒唐！旅韩华人虽无亡国之名，已有亡国之实。
当是时也，华民在韩危如累卵，不独日人欺侮，即韩官民亦鄙贱而揶揄之。其政府忽出新章数条，略谓中国商民在韩难保尽属善类；凡有形迹可疑者，均可随时拘拿。于是无赖韩民藉端讹诈，挟嫌诬攀，日或数起。华商无以聊生，一再乞余转请英使照会外部，删去新章不便之条，往返力争，政府不允。
自旅顺失后，欧洲各国皆亲日而疏华，即朝鲜妇孺，多有见华人而呼为清国狗者，闻之殊堪痛恨。而日人见华人则以手作刀势，自砍其颈，盖言华人皆作刀下之鬼也。
过去研究甲午战争史者，大多忽略旅韩华人的悲惨遭遇，《客韩笔记》为这段历史作了重要的补充。
仁川三里寨地皮，多系华商购置，值千余万。失和后，日人占为屯兵设帐之所。旋由华商吴礼堂等公禀英署禧君，遂作函致朝鲜外署辩论。凡有教化之国，两国虽有兵衅，不得强占商旅产业，措词极当。由予译出华文，照会朝鲜外署，日人遂无异说，其地皮仍归华商管理。十月下旬，朝鲜寒冷已极，日人素处温暖之地，不惯严寒，在外道之日兵，冻毙者尤众，因思藉南门中国街、二宫街一带丈量标记。华商董事陈德济，将标记提揭来署控诉，且云：南门中国街、二宫街各处，华商精华所聚，共计产业货物不下千余万。现虽返国，而银钱珠宝皆埋藏井中，货物则堆置间室。二宫街和丰号有火药房二间，储存甚多，为王宫花炮之用。若日人入室，则银钱货物搜掘一空，况火药系军需要物，安保日人不以华商接济军需为词。倘不设法阻止，为祸甚烈。予委婉曲折商诸禧君，几至舌敝唇焦，并将标记交禧君面验。次日，禧君嘱华商董自往日署商量，盖欲卸肩于董事。董事不敢行，余嘱其措词谨慎，勿庸畏惧，始往见日领事。云华商空室原可借住，不必租赁，但各铺主均不在汉，吾亦非各铺主亲旧。且吾有总董华商之责，不能越礼而行，唯有从速作函回华，俟各铺主回复，当无不可。日领事云：何日可得复音？陈云：铺主有在烟、津，有在沪、杭者，吾必一一作函，总之愈速愈妙。后日署迭来催促，而总董推诿延展，将至决裂。余周旋其间，亦心力俱瘁。幸两三月来，天气渐近和暖，故屯兵之议亦懈。此一事也，保全华商银钱货物值千余万，南北帮巨商闻之，无不颂万家生佛。
在极其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许寅辉与陈德济见义勇为，殚心竭虑维护旅韩中国商民生命财产，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都不是政府官员，也未经任何政府官员的正式委托，只是出于爱国热忱与同胞情谊，及时向众多受难商民给予关切与援助。历史应该记下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的行动体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并且保持了中国人固有的尊严。
中旬有牙山、平壤等处溃散之华兵，流离失所，惧为日兵查出，改鲜装，转徙来汉。华商王文潭带领九名前来，乞予救护。予即出署外，伊等跪诉苦情。予见其鸠形黧面，异服异冠，心伤泪下。旋入署，与禧君商筹救护之策。禧君云：保护华兵，显违公法，断不能行。后每人发一元，并传总董来署，嘱将北帮会馆出屋两间，暂为伊等休息，从速□发，改归华装。后外道又来华兵十三人，经婉商，禧君一律发给护照。日后陆续来者共计二百余人。余与陈总董等倾囊倒箧，心力交瘁，支撑数月。和局仍无成议，伊等归华不得，三顿饱餐后即出外闲游滋事，实堪痛恨。内有直隶二人，原乘高升船来韩者，因半途高升船击沉，凫水漂于孤岛。渴吸海水，饥食野草，四十余日，遇救来汉。余荐二人至烧饼铺为伙，但资火食，不计辛工。余亦力言于华商铺，设法位置，然华商多不愿收纳。迨次年二月间，法公使署起造房屋，多用鲜人为小工，而小工头则华人也。余暗嘱改用华人，复托法署文案张君极力赞助，送去八十余人。后托仁川北帮会馆略筹闲款。于是送往仁川者三十余名。至三月间，均已安置妥帖，如释重负矣。七月后，皆得乘轮归华，始庆更生。
清军不能保护旅韩中国商民，反而于溃败后向商民寻求庇护，初步得到安置后又出外闲游滋事，说明清朝政府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作者说“实堪痛恨”，其实更应该痛恨的乃是制造这样丢人现眼的军队的政府。
只有在阴历除夕，作者才能稍得休闲并苦中作乐。有文为证：“除夕大院君派员送肴酒一席，平壤歌妓两名，余受席而返妓。良友二、三，畅谈竟夕。将寝，作家书为母贺禧，并赋七律一章寄内。”受席而返妓，作者洁身自好，没有入境随俗，维护了中国人在境外的形象，比许多外访官员高尚得多。烽火连三月，家书值万金。佳节思亲，人之常情，临睡写家书、情诗，这又反映出作者家庭的和睦与温馨。
乙未年是中国奇耻大辱的一年，可记之事甚多：
大年初一即不寻常。“乙未元旦，有华兵百余名排列户外，叩贺新禧，余谢之。当严嘱伊等不得成群结队在街巷行走，免日人向英署诘问，众唯唯而退。”
“自中日失和起，至华官回韩日止，所有华商禀稿前后数百起，皆出余手。”这并非作者表功，只能说是华官失职，让一个外国领馆的华人雇员独自冒险犯难。
“上元节，日人高悬示谕，夸张某日得威海卫，获华战船若干艘、鱼雷艇若干艘等语。……是日，更有无知华人，招集朝鲜歌妓，歌舞欢乐，以庆佳节。鲜人见者，詈其不知国耻，蠢如豚犬云。”
“二月初旬，华商三人，为日兵在外道刺伤，解至汉城，由英署索回，治愈。”
“（二月）中旬，又有华商五人因吃洋烟为朝鲜巡捕捉去，亦由英署索回。内一人，犹请英署代追烟具，即俗所谓‘做好不见好，倒来寻烦恼’，真可笑人也。何怪外人动言吾华为少教化之人乎！”同为华人，有被刺伤且无辜被捕者，有不知国耻而挟妓寻欢者；同为华商，同为被捕，经英署索回后有安分守己者，亦有乞求英署代追鸦片烟具者。虽为往事，至今仍足以警世醒俗。
《马关条约》对作者刺激尤深。“三月闻和议有割地、偿款两端，忧愤不寝食者屡日。时华友林君旅韩，素具气节，善词令，慨然欲入都诤之。遂送之行，并赠诗云：谈瀛未倦敢归耕？倚□高歌送客行。拔擢真材期上相，安危大计仗奇英。艳阳时节三春梦，故国云山万里情。从此前程须努力，好凭古剑定升平。”
“六月，朝鲜义士曹某、李某等谋讨在廷贼臣。事泄，贼遁，其党诬以谋逆，陷戮于市者五人，流于荒岛者十八人。予以诗吊。”“贼臣”即朝奸，主张投降日本者。作者坚持抗日立场，故以诗吊谋讨逆而蒙冤牺牲者。
“七月前，襄办唐少川太守来韩，华商举手相庆，如稚子之获见父母。太守遂派周委员文斋驻华署，遇事商请英署办理。余重负稍释，所有前后交涉条件详告周委员，以免日后办事茫无头绪。”唐少川即唐绍仪，为清政府驻韩商务襄办，时隔一年始重返汉城，恢复办理中朝通商事务，故作者向周委员交接以后，责任得以减轻。但此时中国已为战败国，日本完全控制朝鲜，旅韩华人处境更加困难，因此作者只能说“稍释重负”而不是“如释重负”。
乙未八月，作者接到家书，母病危，遂离韩归国。
“八月初旬，由朝鲜釜山登轮舟，至日本长崎，藉游横滨、神户、东京等处，察看华商情形。闻道路口碑，咸谓中日失和，各口华商由美领事保护，一载以来，颇为平允。”家书报母病危，作者仍能注意考察旅日华商情况，不愧为关心国家大事之有心人。
“八月十二抵沪，寓岳家曾府。晚间检查囊中仅余洋银两角，亲友不能信。取衣质库，得二十七元，以十二元应旧雨王君之急，五元作回省川资，十元归奉老母。”放洋归来荷包里只剩下大洋两角，亲友自然难以相信。但我倒认为有此可能，盖作者是自费返乡，在日本各地旅游都是花的在英领署打工挣来的钱，加以在汉城期间“倾囊倒箧”救济溃散清军，自然所剩无几。这又与达官贵人公费出洋考察，大把大把花国家银钱，还可以乘机化公为私捞取好处，形成鲜明的对比。
“（八月）十九日晨，返省，入仪风门，见北极阁。心喜曰：吾今日得见老母，吾骨得归故乡矣。入门呼母，母骇然若失，久之乃恍然曰：不见数年，儿何若是其老也？若途遇，恐不识矣。”老母“骇然”，是由于寅辉已经像伍子胥过昭关那样骤然“须发颁白”。
可惜百年前没有电视，更没有“东方时空”，否则如若把许寅辉当做“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节目的采访对象，肯定会使观众大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