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由胡乔木建议，经中宣部、统战部同意，由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近代史研究所和华中师范学院共同筹建中国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杨东莼任主任委员，刘大年、黎澍任副主任委员。王来棣、周天度、王公度、刘望龄和我负责具体筹备工作。4月3日，在近代史研究所开筹委会的成立会，杨东莼就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要性作了长篇发言。东老平生谨慎。建国后很少写学术性文章，这次发言多少能反映他的某些学术见解。现根据当时笔记，摘要如下：
当前史学界有几种偏向：1.抄旧材料，贴新标签；2.有框框，无材料；3.找孤证，以说明自己观点；4.随意引用解释经典著作。恩格斯说过，在旧社会，资料和历史可以用钱来买。
《列宁全集》卷一第443―444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一文即曾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
恩格斯写《英国工人状况》，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包括所见、所闻、所读。恩格斯还高度评价摩尔根花了40年时间生活在印第安人中间进行调查研究，《古代社会》是堪称划时代的少数作品之一。《古代社会》一书的序言可供我们参考。
据拉法格回忆，马克思引用过的材料，几乎是百分之百准确。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有关帝国主义的笔记亦可参考，包括对待材料的态度、研究过程及分析问题的方法都值得学习。
从《列宁全集》第一、二卷对民粹主义的批判到《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包含大量调查研究成果，特别是对皮尔木省的调查，均可供参考。
生物学家达尔文写《物种起源》也花了20年时间，大部分精力都用于调查研究。
我国现代文学家也有这方面的好榜样，如茅盾的《子夜》、《春蚕》，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等，都是建立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决不是全凭想象。
希望大家充分认识社会历史调查的意义，决心做无名英雄。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物质不灭。有其功，不由我居，其功自在。
当时杨东莼讲得很多，但我记得较少而又残缺不全。不过时至今日，这些话仍有警世作用，故节录如上，以表示对这位前辈学人的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