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有一个名叫赵晔的人写了一部《吴越春秋》，记载的就是吴越之间相互争霸的这段史事，虽然它记载得非常详细，且情节生动诱人，可是都是无从验证的野史，而且在处理上分明就是小说的手法与痕迹。《四库全书》中提到此书时就称其：“所述虽稍曼衍，而词颇丰蔚，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未免多所附会。”也就是说，它可以作为一部文学作品来阅读和欣赏，但不能太认真。
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几件颇令后世关心的问题了。这第一件就是关于越王勾践的问题。《吴越春秋》中将他描写成了一个为达到复仇目的而忍辱负重，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的人，其中最令后世叹为观止也是毁誉不一的一幕便是勾践“以手取（夫差）便与恶而尝之”，也就是说他为了向夫差献媚，竟然在范蠡的建议下去亲尝病中的夫差的粪便，以此“最可靠”的诊断方式告知夫差就要痊愈：吴王曰：“何以知之？”越王曰：“下臣尝事师闻粪者，顺谷味、逆时气者，死；顺时气者，生。今者臣窃尝大王之粪，其恶味苦且楚酸。是味也，应春、夏之气。臣以是知之。”结果夫差大悦，为勾践的举动而感动不已，于是就将本来在吴国做奴仆的他释放回了越国继续作越王。
以上如此卑亵的描写并不见于正史的记录，而且历来有人将其视为勾践“卧薪尝胆”精神的一种发挥，也就是说乃是一种看似合情合理的附会而已。不过让我们仔细的想一想，假如这一幕是真的，夫差还会真的高兴得出来吗？他就真的不会置疑勾践的叵测居心吗？如此背于常理的效忠，在明眼人看来，其中一定会有问题，就像名臣管仲告诫齐桓公那个将自己的儿子杀死把肉献给齐桓公吃的人以及那个将自己阉割掉来侍奉桓公的人、还有那个不侍奉老母只一味侍越王勾践像，选自《东周列国志》。奉桓公的人都是小人一样，结果齐桓公不听，到最后果真是这三个人辜负了齐桓公：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开方如何？”对曰：“倍亲以適君，非人情，难近。”公曰：“竖刀如何？”对曰：“自宫以適君，非人情，难亲。”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专权……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宫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床上六十七日，尸虫出于户（事见《史记·齐太公世家第二》）。
还有就是关于位列古典“四大美女”之首的西施的问题。《吴越春秋》中说：“乃使相者国中得苎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榖，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可是考诸正史，根本就没有一个名字叫西施的越国美女，而且据现代学者们考证，历史上实无西施其人，且一般认为“西施”一词可能就是对于古代美女的一种通称，就如乐府中多处出现的“罗敷”一样。先秦诸子与西汉的著作中虽然多次出现“西施”一词，可是往往不是具指，只是到了东汉，才有了勾践报仇用美人计的记载，东汉袁康的《越绝书》中云：“越乃饰美女西施、郑旦，使大夫种献之于吴王……”《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可能即承接此说，并加以艺术渲染还编造出了一个范蠡与西施最后泛舟江湖的浪漫终局。总之，历史即使果真有美女西施其人，但肯定绝不是我们今天所能从史书上认识的这个“西施”。
不管怎么说，到最后称雄一时的吴王夫差的确是败在了他昔日的手下败将越王勾践手下了，关于这一点伍子胥早就非常深刻地指出过：“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辞诈伪而贪齐。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且盘庚之诰曰：‘有颠越不恭，劓殄灭之，俾无遗育，无使易种于兹邑。’此商之所以兴。愿王释齐而先越；若不然，后将悔之无及”（事见《史记·伍子胥列传》），这归纳一下也就是“远交近攻”的战略，只是那时夫差因为信任被越人收买的太宰嚭，所以不仅将一代名将伍子胥赐死，而且还“取子胥尸盛以鸱夷革，浮之江中”，终于等到他死到临头之时方才悔悟道：“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
可是，就在越国重重围困住绝境中的夫差之时，“越王句践欲迁吴王夫差於甬东，予百家居之”，也就说越王勾践可能良心发现，为了回报夫差当年的不杀之恩，于是决定将夫差安置到孤僻的舟山群岛上去养老，并且让他享受百户人家的食禄。然而，悔恨和绝望中的夫差却不失大丈夫的骨气，据司马迁讲，当时夫差对勾践的来使说道：“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而《国语·吴语》中是这样记载的：夫差辞曰：“天既降祸于吴国，不在前后，当孤之身，寔失宗庙社稷，凡吴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视于天下！”夫差在这里自称“孤”，可见他是在表示自己不能向勾践卑躬屈膝，于是“遂自刭死”。就这样，一代霸主结束了自己轰轰烈烈却不得善终的一生。
虽然夫差千百年来被作为“反面教材”，但在生死关头，他保留了男人的最后一点尊严。而在历史上更多地作为“正面人物”出现的句践，其形象则因尝夫差的粪便这一故事而黯然失色（尽管这件事未必是真的，可是它却产生了一种真实的影响，具有一种艺术的感染力）。正如《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所言：“不择手段，下贱到此等地步，既然王者尊严尽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夺到了江山又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