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司马迁以后，历东汉、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其间历史学家接踵而起。如东汉之班固、刘珍、荀悦、蔡邕；晋之华峤、陈寿、孙盛、王隐；宋之范晔、徐爰；齐之沈约、裴子野；梁之萧子显、吴均；陈之谢昊、姚察；北魏之崔鸿；北齐之魏收；北周之柳虬；隋之魏澹、王邵、牛弘、王胄；唐之姚思廉、令狐德棻等；这些人，都是有名的史学家。他们或身为史官，职典纪载，或心存褒贬，私撰国书，其所著述，皆能独步于当代，擅名于后世。虽然，这些史学家的劳绩最多亦不过保存史料而已，对于历史学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新的发明。自司马迁而后，迄于唐代，在历史学方法论上，有新的发明者，唯刘知几一人而已。
刘知几，字子玄，徐州彭城人。生于唐高宗龙朔元年，卒于玄宗开元九年（公元661—721年），年六十一岁。其生存之日，正是大唐帝国全盛时代。
刘知几是汉代皇族的后裔，据他自己在《刘氏家史》上考证，彭城诸刘，都是楚孝王嚣的曾孙居巢侯般的后裔。如果他要妄据“汉为尧后”的伪说，也可以说是圣王之后；但是他不要这样虚妄的远祖，而宁肯承认他的氏族是出自陆终。
刘知几出生的家庭是一个世禄之家。据《旧唐书》本传云：“知几，楚州刺史胤之族孙也。”刘胤之是一个学者，和史学家李百药是最好的朋友。在唐高宗永徽中，曾任著作郎及弘文馆学士，与令狐德棻等撰成国史及实录，并以此而封阳城县男。后以年老，不堪著述，才出为楚州刺史。刘知几之父亲藏器就是胤之的从兄之子。藏器亦有词学，官至宋州司马。生二子，长知柔，开元初，为工部尚书。知几即其季子。
刘知几因为家学渊源，自幼就博览群书。《史通·自叙》有云：“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授《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已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亦粗知之矣。”这样就奠定了他后来研究史学的基础。
刘知几的年纪，渐渐长大，便要准备一种走进人生旅途的功课，即所谓应世之学。在唐代以科举策士，词章最为重要。于是刘知几遂不能专门读史，而要同时致力于文学。《史通·自叙》中云：“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刘知几天才放纵，不久便以文学知名于当世。《旧唐书》本传曰：知几“少与兄知柔俱以词学知名”。《史通·自叙》中亦云：“余初好文笔，颇获誉于当时；晚谈史传，遂减价于知己。”即因他曾经一度研究文学，所以又准备了他后来写著历史的技术条件。
即因文学甚好，所以刘知几“年登弱冠”，便“射策登朝”，举进士，并授获嘉主簿。以后又调回京洛，服官中央。从这时，刘知几便放弃了文学的揣摩，专心于史学的研究。《自叙》中云：“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这样，又加深了他的史学素养。
刘知几不仅学习不倦，而且理解力甚强。他自幼读史便不仅徒事记诵，因袭陈说；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批判。《自叙》中云：“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固）、谢（承）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刘玄）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为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纪。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及年以过立（三十岁），言悟日多。”
刘知几性情孤僻，落落寡合。《自叙》中有云：“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义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榷扬，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
刘知几虽然性情孤僻，但并不高举其自身于社会之外；反之，只要有机会，便要检举社会的罪恶，指斥当代的弊政。新旧《唐书》皆载，当证圣初，武则天诏天下九品以上官吏各言政得失，他便上书指陈当时的政府，刑戮太过，尝罚不公。其中有云：“今群臣无功，遭遇辄迁，至都下有‘车载斗量，杷椎椀脱’之谚。”同书又载，他以武则天时代，“官爵僭滥而法网严密，士类竞为趋进而多陷刑戮”。曾作《思慎赋》以刺时。当时，凤阁侍郎苏味道、李峤见而叹曰：“陆机《豪士》所不及也。”
大约在四十岁以后，刘知几才任史官。《旧唐书》本传云：“知几（武后）长安中（公元701—704年），累迁左史，兼修国史。”以后，又“擢拜凤阁舍人，修史如故。（中宗）景龙初，再转太子中允，依旧修国史。”以后，刘知几的生活，就长期消磨在史馆中了。
刘知几既任史官，可谓学得其用。他常常想把他的历史学创见，应用于国史的编修；但是事实并不如他所想，因为当时的史馆组织，是“监修制度”。史官注记，必须仰承监修的意旨，没有撰著的自由。而当时的监修，大半为毫无知识的贵官，他们既不知明立科条，又喜遇事干涉，十羊九牧，无所适从。同时，当时同列的诸史官又皆流俗之辈，但却“人自以为荀、袁，家自称为政、骏。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首白可期，而汗青无日。”加之，权贵干涉，侦探密布，史官每有所记，“言未绝口，而朝野具知，笔未栖毫而搢绅咸诵。”实录，则取嫉权门；直书，则见仇贵族。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刘知几与诸监修及同事，当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沈。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
但刘知几却素抱刊削史籍的宏愿。《自叙》中说：“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已降，讫于姚（察）、李（德林）、令狐（德棻）、颜（师古）、孔（颖达）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末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即不得志于史馆，于是“载笔”余暇开始其有名的著作《史通》之写著。《自叙》中说：“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由此看来，《史通》一书亦刘知几“道不行”、“志不遂”、“郁怏孤愤”之所为也。
为了写著《史通》，刘知几很想摆脱史馆的职务。恰好当景龙初，中宗西还，于是他便请求留在洛阳。他在洛阳住了两年，这时，全部精力，皆用于《史通》的写作。但是不久便有人说他身为官史而私自著述，所以景龙三年，中宗便驿召他到长安，升为秘书监，仍派他修撰国史。
当他再回史馆时，“侍中韦巨源、纪处讷、中书司杨再思、兵部尚书宗楚客、中书侍郎萧至忠并监修国史。”这些监修贵官，意见不一，当时“陈令公（再思）则云‘必须直词’，宗尚书（楚客）则云‘宜多隐恶’。”以是史官更难着笔。刘知几深感其弊而无可如何。适萧至忠责其“著述无课”，于是他就上书于萧，请辞史官之职。在辞职书上，列陈当时史馆之弊，并谓这些弊端如不革除或补救，则“虽威以次骨之刑，勗以县金之赏，终不可得也。”
辞职书并没有批准；但从此以后，愈为同列史官所嫉，不能有所作为。于是他索性将史馆的职务，委托于著作郎吴兢，而自己则别撰《刘氏家史》十五卷、《谱考》三卷，考其氏姓之所自出。
这时，刘知几的《史通》已经完成，声名扬溢，朝廷也要利用他做招牌，来装点史馆的门面。所以景云中（公元710—711年），便升他为太子左庶子，崇文馆学士，加银青光禄大夫。到玄宗开元初（713年），再升左散骑常侍。而其职务，则始终是修撰国史。到开元九年（公元721年），他的长子贶，为太乐令，犯事流配。他为他的儿子向执政诉理，玄宗闻而震怒，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而这位大史学家到安州不久就死了。
吾人读刘知几书，而知其兼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惜乎！任道其职而道不行，见用于时而志不遂，郁怏孤愤，终至贬死。贤者委弃，千古同叹，又岂独刘知几为然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