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是农业之邦，当然也是农业文明之邦。我国古代从事农业生产的地理环境，关于发明农业的神话传说，远古时期以及奴隶制社会有关农业生产各个环节的实践记载，都构成农业文明和农业文化的具体内涵。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农业生产知识丰富发达，农家学说应运而生，农业生产技术长足进步，农业愈来愈繁荣，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农业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农业文明的催发与影响之下，或者说在农业进步的带动之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工商业和工商文化也取得了重大的进步，特别是手工业和商业，手工业经济和商业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强了社会的物质财富，推动了社会经济和社会历史的前进。因此，工商文化也成为了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内容。
对于上述文化之表现与发展的历史情况的反映，在《庄子》寓言里随处可见。我们去研究《庄子》寓言中所记录的农工商贾文化的真实历史面貌，对于了解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历史进步的诸多原因，无疑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史料价值。初步统计一下，《庄子》寓言反映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生产情况的共有18则，在手工业方面涉及铁器制造业、木业、泥业、纺织业、药业、屠宰业、造车等。这些寓言故事有：《大宗师》中的“大冶铸金”，《刻意》中的“干越之剑”，《知北游》中的“大马之捶钩者”，《天道》中的“轮扁斫轮”，《达生》中的“工倕旋盖规矩”、“梓庆削木为”，《列御寇》中的“天地为棺椁”、“屠龙术”，《徐无鬼》中的“匠石运斤成风”，《人间世》中的“匠石与栎社树”，《逍遥游》中的“宋人资章甫”、“不龟手之药”，《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天地》中的“抱瓮丈人”，《天运》中的“引舍桔槔”，《则阳》中的“长梧封人”，《天下》中的“禹治水”，《应帝王》中的“浑沌之死”。
中国的农业文明或农业文化，是从关于发明农业文明的神农氏的传说开始的。《易·系辞》云：“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利天下。”《白虎通·号篇》云：“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死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新语·道基篇》亦云：“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食，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淮南子·修务训》云：“于是神农乃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瘠高下。”文献记载表明，神农时代的农业生产还处于刀耕火种的初期（原始）阶段。随着人类思维能力的发展，环境的变化，农业生产工具也逐渐改进，农业生产水平也逐渐提高，到战国时代，农业文明已达到较高的水准。
一 战国农业生产发展概况
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发展，较之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提高。我们拟从生产工具、生产程序、生产理论诸方面作一简单描述，以检验《庄子》寓言在此三方面的反映之不诬。
铁制农具在战国时代已广泛使用，这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推动了农业的发展。
解放后考古发现，长江流域有不少战国时代的铁制生产工具。在湖南长沙、衡阳等地发掘的六十四座战国墓葬中，出土了七十多件铁器，其中有铁制农具锄、铲。考古还发现，黄河流域战国时代的铁制生产工具更多，略举几例以明。在河南洛阳水泥制品厂的战国早期遗址里，出土铁铲一件、铁锄（锛）两件；在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大墓里，出土铁器九十五件，其中农具有犁七件，四件，锄三十六件，铲十件，镰一件，銎斧八件；在河北石家庄战国遗址里，出土的生产工具有、削；在山西长治战国第12号墓里，出土铁四件，铁斧五件；在河北兴隆寿王坟战国的冶铁厂遗址里，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的铸范有锄三件，双镰二件，四十七件，斧三十件。从这些考古发现中可以说明，铁制农具的种类多，运用范围广，遍及长江黄河两流域，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也改变着社会的政治体制和性质，正如杨宽先生所指出：“铁器的广泛使用，便利了砍伐树林、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和深耕细作，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助于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马克思对此亦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生产程序在战国时代已大大改善。这主要表现在耕作播种、田间管理、农业灌溉、收获等生产环节的发展与提高上。
牛耕已在战国时代开始应用，代替了春秋时期“耦耕”的方法，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展了耕田的面积和范围，增加了粮食的产量。关于牛耕的文献记载，《礼记·月令》云：“季冬出土牛示农耕之早晚”，《新书·新序》云：“邹穆公饱牛而耕”。
在播种上，战国时代已经开始采用起垄播种的方法，即“畎亩法”（畦田法）。这种方法是指在每块耕地（亩）的两边，挖有较深的排水沟洫而使耕地高起成“垄”，有利于庄稼灌溉和通风，排除水涝。故《史记·陈涉世家》所记“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于垄上”之“垄”就是高起的田垄。这种垄起耕作的方法，有利于对农作物精耕细作，使禾苗获得足够的水分与养料，让农夫充满丰收的期望。
田间管理、施肥灌溉上，战国时期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经常保持土壤疏松，便于农作物根蔸壮大，扩大吸收水分和肥料的范围，这是田间管理的重要环节。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夫卖佣而播耕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钱易者，非爱佣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佣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畤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得也。”这里强调深耕多耨对于禾苗生长的重要作用，是田间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
要使农作物成长，庄稼丰收，果实累累，施肥粪田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当然施肥一定要合理，多少适宜，肥的种类可以是粪肥，也可以是草肥。《孟子·万章》云：“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朱熹对此注曰：“田百亩，加之以粪，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其所收可供九人（之食），其次用力不齐，故有此五等。”肥粪多则收获大，但也说明当时的地力瘦瘠。施肥除了增加农作物的养料之外，还可以改良土壤，故《吕氏春秋·季夏纪》云：“是月（此指夏六月——引者注）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所施之肥来自杂草的焚烧腐烂。
农谚云：多收少收在于肥，有收无收在于水。因此，水分能否充足供应，是保证有无收成的决定性因素。引水灌溉在战国时代也非常发达，许多灌溉设施如堤坝、堰梁相继修建，甚至规模之大，结构之复杂，此前此后，罕有能比者。重要的灌溉工程有魏国的引漳灌邺工程、鸿沟大沟工程、秦国的都江堰工程、郑国渠工程。我们以都江堰为例来看当时受益于水利灌溉的情况。《史记·河渠书》云：
蜀守（李）冰凿离碓，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灌溉，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又《华阳国志·蜀志》记云：
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检江，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随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又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是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天府之国”的实惠，得之于都江堰水利枢纽。
灌溉事业除了上述大型的水利工程之外，战国时期还发明了一种简易的适合于北方小范围土地滋润的方法——桔槔代灌法。桔槔也称为“桥”，是用两根直木组织成的，一根直木竖立在河边或井边，另一根直木用绳横挂在竖立直木的顶上，在这根横挂的木上，一端系着大石块，一端系着长绳，挂上汲瓶或水桶，利用杠杆原理来汲水。要汲水时，把长绳一拉，让汲瓶或水桶浸入河中或井中汲水，把绳一放，由于一端结有石块，汲瓶或水桶就升上来了。这种方法省时又省力，灌溉方便，故《庄子·天地》云：“凿木为机，后重前倾，挈水若抽，数（速）如泆汤。”
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农业水平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进步，以及农业文明的发达，从事研究农业技术的科学也应运而生，这就是农家学说。
《汉书·艺文志》录有农家学说的著作114篇，其中《神农》20篇，《野老》10篇。《吕氏春秋》保存了农家学说的部分文献。总的来看，农家提出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农业生产理论。
一是注意土性的区分，土壤的改造和保养。据《吕氏春秋·任地篇》载：“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这是说紧土要松，松土要实；闲田要耕，久种要休；瘠者增肥，肥者减瘦；散土要密，密土要散；湿地要干，燥地要湿。总之是要合理耕耘，水土合理。解放后我国农业发展的八字方针——土、肥、水、种、密、保、管、工，就体现了先秦农家生产理论。
一是注意处理农作物产量和质量的关系，强调耕作的及时，主张不失农时，科学种植。
一是重视栽培技术。据《吕氏春秋·辩土篇》载：禾苗栽种要成行，不能“既种而无行”，要“衡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
一是重视选种，主张优选优种。据《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商人白圭曾云：“长斗石，取上种；欲长钱，取下谷”，意谓只有选取上等优良的品种，才能增长粮食产量。
二 《庄子》寓言与农业生产
庄子出身贫苦而低微，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所载“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尝为蒙漆园吏”，则可知他曾担任过管理漆园的小吏。据杨宽先生考证，由于漆业在战国时代比较发达，庄子担任管理漆林之园的小官是完全可信的。文献所记春秋战国漆业之发达状况也较多。《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树之以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种植漆树作为制作琴瑟的材质，这是较早的文献记录。又《诗经·唐风·山有枢》载：“山有漆，湿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又《诗经·秦风·车邻》云：“阪有漆，湿有栗。既见君子，并坐鼓瑟。今者不乐，逝者其耋。”这都说明漆树的栽培已经比较普遍，无论是中原地区的卫国还是西北的晋国或西边之秦国，都种漆，这一方面因为漆木可供制作乐器之用，另一方面漆料对于涂饰器皿的重要性。进入战国时代，由于经济的发展以及漆的用途的扩大，漆树的栽培越来越多，漆业也越来越发达。《尚书·禹贡》云“兖州……厥贡漆丝”，又同篇云：“豫州……厥贡漆枲纻”，足见统治者对漆的需求之大。上述所载多为北方的情况。在当时的南方，从地下考古和文献记载来看，楚国的漆业最为发达，远在北方诸国之上。曹金柱先生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楚国的西部有连片成林的漆树生长，是当时产漆最多的地方。从出土的楚国漆器来看，也是战国各国中最多的，主要有家具如床、几、案、俎；有容器如箱、盒、奁、豆；有卧具如枕、席；有化妆用具如梳、笄；有乐器如瑟、琴、笙、笛、鼓、钟架、罄架；有兵器如甲、弓、盾、剑匣、弩；有葬具如棺、木俑，等等。从漆的颜色上看，上述器具所涂的色泽主要有红、黄、白、紫、绿、蓝、金、银等。由于漆业的发达，带来了商业利润的增长，因此，统治者开始对之进行征税以增加收入。据《周礼·地官·载师》云：“凡任地，国宅无征，田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见漆业之税所征最多，已达到了四分之一，这肯定是因为漆业利润最高所致。如此一来，官方经营漆园之业也就有可能，委派一个小吏去担任管理之职也顺理成章，所以，庄子被委任以漆园之吏也是可信，特别是作为一个漆业发达的楚国的公民，更具备这种委以重任的可能性，只不过是工资不高、薪水微薄而不能脱贫罢了，他也是一个受剥削的对象。后来可能辞掉了这个小官，不愿意供人役使。庄子终生生活艰苦贫困，他自己就说：“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履，槁项黄馘”，他的穿着是“衣大布而补之，正縻系履”，以至于“贷粟于监河侯”。这种经历和生活状况，虽然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说明庄子曾经从事过农业生产劳动（虽然织履，但不说明参加过田间生产），但是凭此说明他在思想感情上接近“工与农肆之人”，应该合乎情理。他目睹过劳动者劳动的情景，熟悉他们的生产环节和生产经验，甚至可能领教和体验过他们的生产理论，所以，在他的笔下，在他的寓言作品里，才有那么多反映农业生产的文字，体现了他对农业文明和农业文化的深刻把握。
庄子对战国时代的耕作技术比较熟悉，对于农作物的种植知识比较了解，特别是在辨别土壤、合理密植、深耕细作、中耕锄草等农业知识上更加精通，前面我们梳理的战国时代农业生产的诸多内容在庄子的脑海里都储备得比较丰富。我们来看《则阳》篇中“长梧封人”寓言：
长梧封人问子牢曰：“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予来年变齐，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予终年厌飧。”
“卤莽”，是指禾苗生长之中不进行锄草中耕的田间管理工作，王先谦《庄子集解》引司马云：“卤莽，谓浅耕稀种也”；王夫之《庄子解》云：“卤莽，谓斥卤不蠲，草莽不除也。”“灭裂”，是指中耕除草时把禾苗的根与本损伤，故王夫之云：“灭其根，裂其本也。”“深其耕”，是指将土壤耕犁到深处，好让禾苗扎根底部充分吸收水分和养料以便茁壮成长，颗粒硕大。“熟耰”，是指对田土进行反复的犁翻，便于禾苗庄稼生长，也称为“熟耘”或“疾耨”或“易耨”，故《孟子·梁惠王上》云：“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又《管子·度地》云：“当夏三月，天地气壮，大暑至，万物荣华，利以疾耨，杀草秽。”又《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云：“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变齐”是指改变耕作方法。这则寓言以一个农夫的亲身生产实践，说明农业生产中精耕细作和田间管理对于粮食收成的重要性。深耕要求到达表土下层水墒部分，才有利于农作物生长，也可以收到消灭杂草和剪除病虫害的效果；反复耕耘，作用与深耕同。故《吕氏春秋·任地篇》云：“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长梧封人深耕细作、除草灭虫的生产经验带来的实惠和效果是“禾蘩以滋”，禾苗茁壮成长，“终年厌飧”，硕果累累，终年饱食。当然，这则寓言故事也说明田间管理技术和水平在战国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庄子还深刻地认识到水利灌溉、水利设施对于农业生产和农业丰收的重要性。战国时代的水利事业的发展基本经历了兴修水利工程和改进灌溉技术两个阶段或环节。前述四大水利工程的兴修与建设以及桔槔技术的发明就是证明。这两种情况在《庄子》寓言里都有体现。
先看第一种情况。水利工程的兴修，其实质是把水引向田地或者将大河大水分流出去，灌溉农田。都江堰就是一个水利分流工程。李冰在兴建都江堰工程时，曾在岷江中流建造大坝，扼住岷江咽喉，使岷江之水分向左右流，这就是后来的《水经注·江水注》所说的“壅江作堋，堋有左右口，谓之前堋。”这种分流方法也叫做“中流作堰法”，孟子称之为“激而行之”，《告子上》云：“今夫水，博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激而行之”就是通过作堰使水分流，都江堰是用竹笼装满卵石来筑分水堤使水分流。《蜀中广记》引《堤堰志》云：“蜀守李冰凿离堆、虎头，于江（即岷江，—引者注）中设鼻七十余丈……指水一十二座，大小钓鱼护岸一百八十余丈，横潴洪流，以分岷江之水。”除都江堰分水灌田外，郑国渠以及其他水利工程都是“激而行之”。对此，《庄子》寓言进行了真实的历史的反映，来看《外物》中“庄周贷粟”的寓言：
庄周家贫，故往贷粟于监河侯。
监河侯曰：“诺。我将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可乎？”
庄周忿然作色曰：“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诺，我且南游吴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鲋鱼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与，我无所处。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于枯鱼之肆。’”
“激西江之水”，就是将西江分流，引而灌之于干旱之地。西江，成疏云：“蜀江也，江水至多，北流者众，惟蜀江从西来，故谓之西江是也。”虽然这是庄子的大胆设想和想象，当时没有关于分西江之水的工程，但随着历史的进步，一定会实现庄子描绘的雄伟蓝图，“高峡出平湖”的构想不是变成现实了吗？
第二种情况是指灌溉技术的改进。在前述战国时期水利事业发展情况中，我们已注意到民间发明了桔槔法。这是一种利用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创造的汲水灌田方法。桔槔又称吊杆，这种方法是用一根横木支着在木柱或树上，一端用绳挂一水桶，另一端系重物，使两端上下运动以汲取井水。相传商汤时代大旱，为了汲水，伊尹发明桔槔并教人使用。但对此事无历史文献记载。虽然有早于《庄子》的《墨子》在其《经下篇》和《经说下篇》中有关于桔槔的记载，但那是从物理学杠杆原理的角度来说明它的机械作用，并没有从汲水灌溉的作用上认识它。从文献记载的角度看，第一次说明桔槔可以汲水灌园的实用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是《庄子》，而且通过寓言故事的形式来形象地反映这种技术的省时、省力、高效率，说明了灌溉技术的改进也是农业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因此，《庄子》寓言率先记录人类第一次发明桔槔汲水法的历史文献价值是不能低估的。下面我们来看《天地》篇中的这个寓言：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
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
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
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
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有间，为圃者曰：“子奚为者耶？”
曰：“孔丘之徒也。”
为圃者曰：“子非夫博学以拟圣，於于以盖众，独弦哀歌以卖名声于天下者乎？汝方将忘汝神气，堕汝形骸，而庶几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无乏（废）吾事。”
这则寓言介绍了桔槔的制作原理、使用特点、使用价值、使用对象，是一篇系统地阐述先进的灌园法的产品说明书。其制作原理是机械学上的杠杆理论；其使用特点或产品性能是“后重前轻”，即提水的一端轻，吊绳拴住的那一端结有重石或其他重物故重；其使用价值是“用力甚寡而见功多”，“挈水若抽，数（速度）如泆汤”，快速高效，事半功倍，比原始的“抱甕”（提水）灌溉强出许多；其使用对象（适用范围）是圃畦，即主要为园圃菜畦浇灌。这说明至战国时期，劳动者在长期劳动生产的基础上，由于积累了丰富的劳动经验，把握了生产规律和劳动技巧，从而发明了更先进的、解放自己的生产工具，这无疑会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庄子》寓言对于劳动生产经验的总结，对于丰富农业生产知识和文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于桔槔法的特点、原理规范，《庄子》在另一篇——《天运》篇里也有较好的说明：“子独不见夫桔槔者夫？引之则俯，舍之则仰”，这是说明，在使用此方法时，由于杠杆作用的原理，使桔槔俯仰有度，上下合宜，用时则下汲，弃时则上升。
自从《庄子》寓言第一次记载和介绍桔槔之法后，文献对此的记录也就多了起来。特别在汉代，所记更多。刘向《说苑·反质篇》说，卫国有五个农夫一同“负缶而入井灌韭”，一天只能灌一区；邓析路过看见了，就教他们改用“桥”——桔槔，可以“终日溉韭百区不倦”：
卫有五丈夫，俱负缶而入井，灌韭终日一区。邓析过，下车，为教之曰：“为机，重其后，轻其前，命曰桥。终日灌韭百区不倦。”五丈夫曰：“吾师言曰：有机知之巧，必有机知之败，我非不知也，不欲为也。子其往矣。我一心溉之，不知改也。”邓析去，行数十里，颜色不悦怿。
这也是一个寓言故事，其立意、寓理与《庄子》“汉阴丈人抱甕而灌”如出一辙，对桔槔法的原理、特性、作用，所述与《庄子》同，足见此水利方法在战国时代的流行，也可看出《庄子》一书对文化记载的文献影响力。无独有偶，《淮南子》一书也曾记载了桔槔灌溉法的效率以及对农耕的有利影响，《汜论篇》云：
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木钩而樵，抱甕而汲，民劳而利薄。后世为之耒耜櫌，斧柯而樵，桔槔而汲，民逸而利多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