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玉麟
刘少奇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刘少奇曾为新中国的建立以及她的巩固、发展，付出辛勤的汗水，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959年及1961年的两次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的表现，也折射出其为新中国的繁荣昌盛而呕心沥血、备尝艰辛的高尚品质与杰出贡献。
一、为纠“左”而日夜操劳
1956年秋，党的“八大”在北京隆重召开。“八大”制定的路线及方针、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刘少奇在报告中，还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对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要求，对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领导的努力目标，以及对发展同各国的关系，扩大同国际的联系，作了马克思主义的阐述，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共同意志与行动准则。
“八大”的胜利召开及其丰硕的成果，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成功的探索，它也对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八大”召开不久，“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未能始终如一地得到贯彻执行。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过分乐观的估计，再加上指导思想的偏差，因而，党内出现了急于求成、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在大跃进的口号下，高指标、高速度、片面追求规模、片面追求产量的做法受到鼓励；相反，反对冒进、尊重经济规律的正确意见，却受到批判、指责。
在“左”倾错误的指导下，从1957年起，经济工作出现了混乱，不仅影响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严峻的现实，使中国共产党人渐渐清醒过来。从1958年开始，中央先后召开多次会议，提出纠“左”的任务，努力把建设的速度和规模给压下来，也努力克服工作中的其他各种错误。为进一步纠“左”，中央还决定1959年7月初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加上其后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八届八中全会，通称第一次庐山会议。
刘少奇在纠“左”过程中，旗帜鲜明，工作积极，为此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刘少奇多次强调要大力发展生产力，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注重经济效益，为纠“左”大造舆论。
1958年3月14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批评有些部门和地方在财政方面不说真话的行为，要求大家说真话、办实事，保持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与作风。他在会上分析产生虚假行为的两种不同情况。一是官僚主义作祟，不摸底，乱说话。二是故意说假话。刘少奇认为，后一种情况更为恶劣。
3月28日，刘少奇在四川省委召开的干部大会上明确指出，现在全国人民和党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生产力。他还认为，为发展生产力，必须对现行的劳动工资、劳动组织加以改革，克服企业中吃大锅饭、捧铁饭碗的陋习。刘少奇还独创性地提出，新建的工厂可实行新的用人机制，把工人由固定工变为合同工。
这一年的4月15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批语中，肯定了淮南煤矿整顿劳动组织、实现增产减人、提高经济效益的做法。他在批语中写道：“淮南煤矿组织多余人员去进行临时性或长期性的副业生产，是完全正当的，是在我国的社会主义的劳动管理和劳动组织中一项具有原则意义的创举，值得各地推广。”这里，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结合“八大”的路线，对淮南煤矿分流职工，发展副业生产，努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做法，予以充分的肯定。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对了当时流行的只讲速度不讲效益的错误倾向。
对于教育制度改革，纠正教育战线“左”的倾向，刘少奇在此期间也提出了不少富有开创性的正确意见。1958年5月3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了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指出必须改革现行的教育制度，为社会主义培养更多的人才，走出一条“培养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新路。
为了掌握实情，为纠“左”提供正确的依据，从1958年起，刘少奇还多次深入群众了解情况。1958年2、3月间，刘少奇风尘仆仆地先后抵达河北、山西、四川等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广泛了解情况。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他还帮助基层开展工作，同时也把基层好的做法、经验及时向中央报告。2月21日，刘少奇致信中共中央，推荐河北省综合利用红薯的新鲜经验。他在信中建议，大量地收购农民手中的红薯干，并向城镇居民搭配销售。这样，既可增加农民的收入，活跃农村经济，同时，“对于解决当前的粮食问题是大有帮助的”。
3月2日在山西省委召集的座谈会上，刘少奇着重阐述了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要求山西省委采取措施，在改善劳动制度与劳动组织、调整生产关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职工业务素质、解决合理分配、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等方面，消除对生产力的种种束缚，使其得到很好的发展。
3月4日刘少奇在听取四川成都市委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指出，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要以大多数群众满意不满意，大多数群众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为标准。他认为，不要让大多数工人的利益受到伤害，以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此外，1958年7月上旬、同年9月中下旬、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刘少奇的足迹又先后出现在河北、天津、山东、河南、江苏、安徽、上海、浙江等省市。那段时间，刘少奇被推到第一线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尽管工作千头万绪、日理万机，刘少奇还是抽出不少时间，多次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了解情况，为中央制订正确的政策，为纠正“左”倾错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出卓越的贡献。
在1959年7月初召开的第一次庐山会议前期，刘少奇在多次讨论会上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形势，正确指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全党纠“左”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7月3、4日，他在参加华中华南组讨论时说到，1958年出现了一些乱子，得到了极有益的教训。碰了钉子，知道转弯，这是真正聪明人。不碰钉子而知道转弯的“聪明人”是没有的。刘少奇在发言中还说到，碰到了钉子，总结教训，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了不起的收获。刘少奇引导全党要正视工作中的缺点与问题，努力消除“左”倾错误带来的不良影响。
7月9日，刘少奇在参加小组讨论时又明确说到，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刘少奇还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说到，国民经济的发展，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能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程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
在7月16日协作区主任会议上，刘少奇再一次强调指出，陈云在1956年提出的三个平衡（财政、物资、信贷平衡）以及先市场、后基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
应该说，刘少奇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还是提出不少很好的意见，对纠“左”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反映刘少奇本人对纠“左”的态度。
诚然，此期间，受全党“左”倾思潮的影响，刘少奇在反“左”、批“左”的同时，也曾说过一些带有“左”倾情绪的话。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
二、为避免错误的党内斗争而积极工作
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的本意是继续克服实际工作中“左”的偏差，从而使社会主义中国的航船更快、更好地向前行驶。然而，此时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还是偏于乐观。同时，他不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存在着什么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当会议中途看到了彭德怀写给自己的一封信时，毛泽东就忍不住了。他认为，这是党内的一股右倾思潮，这是彭德怀一伙向中央以及他本人“下战书”，应该给予严厉的反击。
其实，彭德怀7月14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出发点是好的，想引起中央对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的关注，以尽快动员全党加以克服与纠正。同时，彭德怀在信中对“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成绩还是加以肯定的，只是对各地存在的问题谈得比较多一点，使用的言词也比较尖锐一点。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党员，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给党中央主席反映意见，既是允许的，也是应该加以提倡的。这是发扬党内民主的充分体现，也是形成党的战斗力与凝聚力的重要手段。
然而，如上所述，由于指导思想上毛泽东还存在明显的“左”的倾向，加上当时没有存在一种能够很好地发扬政治民主的空气，因而，毛泽东不能正确地对待彭德怀的来信，并由此引发了党内一起悲剧。
看到彭德怀的来信后，刘少奇起初能比较冷静地对待这件事。他并不认为彭德怀的来信有那么严重。同时，他从正确对待党内斗争出发，认为应妥善处理这件事，以求得党内的团结。可以说，刘少奇对待党内斗争，还是有自己独特的、正确的看法的。早在1941年7月2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就作了题为《论党内斗争》的演讲。这个演讲，次年10月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全文刊登。1943年6月又被编入《整风文献》，作为全党开展整风运动的学习材料。
刘少奇在《论党内斗争》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述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的原则与方法，列举了错误的党内斗争所造成的危害。该文是中国共产党创建20年来的党内斗争经验总结，也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党建思想。刘少奇在文章中谈到，对于党内斗争，绝不能草率从事，必须站在正确的党的立场上，站在为党的利益、工作的进步，为帮助其他同志改正错误和弄清问题的大公无私的立场上来进行。同时，还必须弄清事实，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然后在有组织、有领导、有准备的情况下进行。刘少奇还认为，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在方法上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或辩论。刘少奇还着重谈到，对党内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要实事求是，“过”与“不及”都是要不得的。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它“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
刘少奇最初正是运用《论党内斗争》的观点，来看待彭德怀7月14日的一封信的。当时，周恩来、朱德等人起初也比较客观地、冷静地对待彭德怀的来信。可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意见，并没有被毛泽东采纳。他在中央常委会上明确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与此同时，毛泽东在7月23日的一次大会上，对彭德怀的来信大张挞伐。他还在7月26日的一个批件上写道：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错误、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现在是应该反右的时候了。不仅如此，在对彭德怀及其支持者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一片批判声中，调子也越来越高，言语越来越激烈。最后，把他们定为“反党集团”，从而造成党内一起大冤案，也使“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更大的损失。
虽则如此，刘少奇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早期正确对待彭德怀的来信，为避免党内斗争扩大化而作出的努力，还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三、为调整政策而竭尽全力
第一次庐山会议之后，国内政治、经济局势进一步恶化。加上从1960年起的连续自然灾害，全国的工农业生产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遭到严重的困难。
在困难与挫折面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毛泽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并大声疾呼：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为了克服困难，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政策，还于1961年8月23日至9月16日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具体贯彻调整政策的精神。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也称第二次庐山会议。
在第二次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态度明朗，为调整政策、纠正错误而竭尽全力。1960年后，刘少奇率先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到下面搞调查研究，为纠正工作中的错误以及为转变党的作风而作出非凡的努力。
1960年3月下旬，刘少奇到天津、河北开展调查研究。4月17日至5月29日，刘少奇又用了40多天的时间，从北京出发，行程数千里，深入到西北、西南、华中、华东等地，在基层群众以及党政干部中搞调查研究。1961年春，刘少奇再次抽出较长时间，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出发前，刘少奇还跟别人说，这次到湖南农村，采取过去老苏区的办法，直接到农户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直接接触群众。刘少奇还说，这次下去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以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
1961年春刘少奇在湖南农村45天的调研中，他和农民同住、同吃、同劳动，和农民群众促膝谈心、朝夕相处，召开各种座谈会，了解到了许多真实情况，摸清楚农民群众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有什么愿望与要求。从而，为调整政策，纠正多年来工作中的错误，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在这次湖南农村的调研中，刘少奇还发表了不少有利于政策调整的意见。4月17日刘少奇在同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干部座谈时说到，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现在不要怕按劳分配部分多了，平均主义是违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4月19日在一次汇报会上，刘少奇强调指出，现在有一股风，一切从上面意图出发，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应该一切从实际出发，这也是共产党员的纪律。4月30日，刘少奇在工作组的一次会议上提到，中央制定的政策是否正确，要到实践中去检查。他还认为，不要先肯定这些政策是一定正确的，应当下去调查一下，听听群众的意见。5月3日晚，刘少奇回宁乡县花明楼，看望家乡的父老兄弟。7日下午在花明楼公社炭子冲大队的干部、群众座谈时说到，1957年以来的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再也不犯这个错误。
第二次庐山会议前夕，从7月16日至8月11日，刘少奇再次轻装简从，到东北和内蒙视察、调研。在这次近1个月的调研中，刘少奇着重到工矿企业了解情况。在厂矿，在林区，刘少奇广泛同当地干部接触，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了解基层生产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为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70条》作准备。
刘少奇多次深入到城乡开展调研，不仅为全党树立了深入基层、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的楷模，而且，也为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召开第二次庐山会议创造了条件。
第二次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在参加中央有关会议时，或在其他场合，多次明确提出要调整政策，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要转变党的作风。
1961年1月3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到，今年制订计划的基本精神，是要把局势和矛盾缓和下来，要确实留有余地。他还强调指出，每项事情都有个余地的问题。
1月20日，刘少奇在同地方上的负责同志座谈时指出，负责干部搞一些调查研究很重要，无产阶级、共产党要有和群众商量的风气，要真正地、全心全意地和群众在一起。
2月4日，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退赔刮共产风的财产，以及纠正干部的命令化和特殊化作风，并非易事，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必须充分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
同月8日刘少奇接见外宾时，坦率地提到，1958年由于建设速度搞得很快，结果，各方面的矛盾都暴露出来了，也产生了困难。因此，使我们有可能认识客观经济规律，知道该怎么办，也使我们有可能找到一条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比较正确、比较完备的办法。刘少奇同外宾的这段谈话，是他对1958年以来的主要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也是他对当时形势认识的真实写照，代表着党内的健康力量。刘少奇在全党工作失误中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寻找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子。只有这样，才能引导社会主义中国不断走向胜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刘少奇有这样的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刘少奇3月1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讲到，1958年以来的各种错误，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作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刘少奇还讲到：“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在3月21日的小组会上，刘少奇阐述了发展自由市场的思想。他明确提到：“要领导自由市场，光靠行政办法不对，要采取经济竞争的办法。要懂得这个道理。”由于认识上的误区，长期以来党内对自由市场是视为洪水猛兽，把它同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大胆提出利用自由市场的问题，不仅需要政治上的极大勇气，也需要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通。60年代初刘少奇冲破多年的束缚，强调应该重视自由市场的问题，表明他理论上的成熟以及对调整经济的决心。
5月31日，刘少奇在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郑重谈到：“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刘少奇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明确提出要总结经验，对当时的经济作出重大的调整，以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与发展，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谈到如何调整时，刘少奇认为：“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中心的问题，就是要坚决缩短工业战线，延长农业战线和轻工业战线，压缩城市人口下乡。”
在建党40周年前夕，1961年6月30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在庆祝大会上作重要讲话。针对1957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出现的重大失误，刘少奇在讲话时谈到，全党都有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要认真地、系统地学习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当前全党最重要的事情。刘少奇严肃指出，这个学习运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帮助全体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从而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得更好。
7月6日，刘少奇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时又一次谈到纠偏的问题。他明确指出，这几年发生了不少偏差，存在瞎指挥的现象。继续这样搞下去，我们会跌下台来。有偏就要纠，再也不能这样搞下去。在这次讲话中，刘少奇关于调整政策、纠正错误的思想更为明朗、突出。
上述可见，在第二次庐山会议前后，刘少奇清醒地认识到工作中的缺点与问题，并为调整政策、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意见，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正是在全党、全国人民的努力下，经过第二次庐山会议，经过短短二三年艰苦工作，渡过了困难时期，迎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明媚春天。
纵观刘少奇在第一、二次庐山会议前后的所作所为，清楚地表明，他为纠正“左”倾错误，拨正社会主义中国的航向，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少奇在这一时期的表现与贡献，永远值得后人缅怀与敬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