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廉芳
1948年至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凯歌行进，刘少奇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担负起筹建新中国的历史重任。在新解放的地区以及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实行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刘少奇殚精竭虑谋划的重点。50多年过去，岁月的尘封掩盖不住真知灼见，刘少奇的一些思想观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认清中国国情
在刘少奇的思想中，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一步跨越，必须有一个坚实的、培养社会主义成分的过渡时期——新民主主义时期。这是刘少奇对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国情所做的清醒的预测。以此为基础，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展开了深入的分析。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
刘少奇认为，在解放区，“整个国民经济，包括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其中“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在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经济主要成分有：“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此外还有纯粹的自然经济，但意义不大。”总体说来，刘少奇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成分并存的，其中“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存在，但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过渡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样对无产阶级有利。”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不仅指出了过渡时期的大致时间，而且指出过渡时期“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从而突出了它的不可逾越性。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矛盾和斗争方式
分析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刘少奇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与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趋势之间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他认为“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并解释说：“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但对投机事业与垄断事业，也要采取行政的手段。”“在经济办法中，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办法，就是通过竞争使一方垮台；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办法，对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诚恳地帮助他们，一直帮助到底。而对资产阶级的竞争，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这方面我们要做很大的努力，不学会经营无论如何不行。”“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政权也可能变，那就再需要一次流血革命。”他还将资本主义分为投机资本主义、旧资本主义成分和私人资本主义，强调自由资产阶级（即私人资本主义）不是斗争的对象，而是争取的对象，不能一棍子打死。
第三、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是社会主义
刘少奇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他矢志不渝的理想。他在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为了医治战争的创伤，恢复被破坏、被隔离的经济生活，前述五种经济成分，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同时，在可能的条件下，逐步地增加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加强国民经济的计划性，以便逐步地稳当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经济竞争）“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
第四、要克服两种错误倾向
刘少奇强调“我们的问题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决定”。“现在我们还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要去套书本子，要从我们的阶级关系出发。”为此，他提出今后一段时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自觉不自觉地要把中国建设成为资本主义共和国，这是在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放弃无产阶级领导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或小资产阶级的路线。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就是在我们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上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因而使共产党失去农民小生产者的拥护，破坏城市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这就要使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走向失败。
二、抓住中心任务
1949年春，党中央进京后，刘少奇工作的重点放在指导城市工作上，尤其是北平和天津的工作。他特别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指出：“一句话，就是搞生产，把生产提高，只要生产有了进步，各方面就都会进步。”“如果不能联系人民，发展经济，即使供给有保证，也不能战胜。发展经济是一切斗争的终极目的。”“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于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他从实际出发，展开思路，提出了以下重要观点。
第一、注意处理好农、轻、重关系
刘少奇从实际出发，提出恢复工业必须首先恢复农业和棉花，要着眼工业的生产来计划农业生产，指出“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重工业我们基本上还没有”，“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重工业有的可以搞出来，没有的可以不搞”。“主要危险性是只顾军工，不顾民工。”这个观点是有远见的、得民心的。
第二、只要有利于生产，不怕私营经济发展得多
天津的一些资本家顾虑重重，害怕“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刘少奇对他们说：“政府要发展国营生产，也要发展私营生产，这就是公私兼顾。也许私营生产会超过公营的，但政府不怕。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生产，并不反对哪样生产发展得多。”他指出：在中国，“对资本家一般可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在华的外国资本，如果没有毛病或大毛病，可以采用国家资本主义。“甚至还可能让他们新办一些企业。”“什么是国家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在适当条件下监督资本家，使资本家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制度。”为了发展生产，不反对、也不怕私营经济发展得多，这种思想至今仍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
第三、“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
建国前夕，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党内相当多的人对市场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刘少奇看到了商业对生产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指出：“尽管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反过来它又可以支配生产。”他考诸《资本论》第三卷中的《关于商人资本的史的考察》一文，认为“不能由此得出商业不重要的结论”。指出“我们不是更重视生产就更轻视商业，而是更重视生产也更重视商业。要看到商品是经过市场来分配的”。“今后商品生产愈多，商业便愈重要。”他认为我国历史上的“重农轻商”思想要不得，不能再沿用。“我们今天要与资本家竞争，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强调“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这种重视市场作用的思想至今仍然发人深省。
第四、“埋没人才比破坏房子、破坏机器的罪过还大”
刘少奇充分注意调整职员与工人的关系。在他的思想中，“职员问题”是仅次于“自由资产阶级”的问题。当时天津的职员与职工之间存在不团结现象，有些工人甚至要求清算职员。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职员是工人阶级中的脑力劳动者，告诫各级干部要十分爱惜技术人才，说：“不能埋没人才。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人才，埋没人才比破坏房子、破坏机器的罪过还大。”他还多次表示，某些高级技术人员的工资应该高于或至少等于党的负责干部的工资。另一方面，他又劝告职员要放下架子，注意与工人打成一片。
第五、高度重视合作社的作用
刘少奇深知中国的国情，指出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办得好不好，就是决定的关键。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他甚至认为国家经济与合作社两者相结合，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他说：“新中国的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它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国家经济而没有合作社，国家经济就无所作为；只有合作社而没有国家经济，合作社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无产阶级有了政权，有了大工业，还要有合作社，才有社会主义前途。”
三、化解主要矛盾
刘少奇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如何化解这一主要矛盾？他头脑冷静，不唱高调，以是否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为准绳，进行了慎密的思考和细致的宣传、说服工作。
第一、他要求共产党人敢于与资本家打交道，不能过早采取社会主义政策
马克思、恩格斯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功绩，并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其没有释放出所能容纳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能量之前是不会灭亡的。刘少奇深知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实际，没有轻率地否定资本主义，而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轻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应赶紧努力，不要错过。”他针对党内急于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强调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指出：“现在我国革命的性质还是民主革命，但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革命，不论我们主观上如何看，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我们对资本主义是采取限制政策，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要使其“过渡到社会主义去”。他要求共产党人要敢于与资本家打交道，“不要怕说闲话，怕被人说投降了资本家……真正替资本家着想，投降了资本家，那是失掉了立场。如果不失立场，鼓励了资本家，而是替工人打算，那就是好的。关系搞好了，弄的立场失了，那就是右倾。关系搞好，发展生产，又不是失掉立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人说和资本家搞好关系，就是失掉立场，这是错误的说法……共产党员不是放在箱子里不见人的，而是经风霜的，这才能考验一个人的立场”。
第二、他要求工人要有长远眼光，不能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对待资本主义
天津解放后，一些工人认为共产党来了，就可以分厂、增薪，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刘少奇耐心地劝说：“工人翻身与农民翻身不同，如照农民那样翻法，就翻坏了。”就是剥削，也要分清有几种：奴隶的剥削制度已经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我们也要废除，但“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完全废除”。“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若干发展是进步的，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对于中国是有利的，对于工人也是有利的。”这种劝解，透过现象，抓住了问题的本质，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来没有当过政，因此无须推翻它，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政治上还要请他们参加，经济上不是马上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他反复阐明，“把资本家当作敌人，就扰乱了自己的阵线”。“现在还必须允许资本家存在，因此就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是一利。”“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他强调，“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是有斗争的，而且是不能避免的……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但“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如果斗争到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只要资产阶级不暴动，就可以取和平斗争之法。“我们一方面允许他们在一定限度内赚一些钱，另一方面无产阶级要准备拿出一部分胜利品向资产阶级实行赎买，使他们没有叛变的可能性。”因此，除了和平的经济竞争外，“用对待封建主义的办法来对待资本主义是错误的”。
第三、他要求资本家放开手脚办工厂，争取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
天津解放后，一些资本家十分惶恐，不了解新民主主义社会中他们还有没有生存的余地，因而生产的热情不高。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刘少奇深入资本家之中，创造性地讲解、宣传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给资本家们吃了“定心丸”。他借用“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说：“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赞成。”他还举例说：“如东亚毛纺织厂资本家现在剥削一千二百人，要能多办工厂，剥削两千人、两万人那更好。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剥削他，他舒服，不剥削他，他不舒服。”这些话虽然说得不太得体，但却道出了实情，因为“在生产上、经济上，资本家比我们有办法”。他言之谆谆，坦诚相告资本家：“一切都可以迁就，只有‘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不能牺牲。你们要摸底，这就是底。”“共产党没有做别的事，只是把大门的钥匙拿在手里，现在门打开了，你们好办工厂。”在同资本家谈话和做工人的思想工作中，他还提出了和平赎买、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有些资本家将来还可以同我们一起走入社会主义。建国前夕，刘少奇就有了和平赎买资本家所办工厂的想法，这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是比较早的。
总之，在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中，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论述得最深刻、最全面，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建国前夕，因为没有先例可援，又受到毛泽东的足够的信任和支持，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的思考，放得很开，具有创造性，显示出高超的经世济民之才。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一些重要观点，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并未形成燎原之势，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酷的错误批判。但是，当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改革开放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现在正在做的许多事情（比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正在执行的政策（比如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刘少奇都曾精辟地论述过。据此，有理由认为，刘少奇建国前夕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谋划，不是无果之花，实际上已经在邓小平理论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成为泽被后世的智慧之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