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邵洵美基本上就只有一个“工商业主”的虚成分。绝大多数的“工商业主”在公资合营的过程中，是带资金加入到公家单位的。邵洵美则选择领全额资金自己创业。后来的大趋势不提倡个人自主创业，创业不成的邵洵美，一没有正式单位，二也没有加入任何形式的社会团体组织，基本上是一只闲云野鹤。这样，到了1957年5月下旬到6月初，上海各高校、各文化事业，动员高校学生、各阶层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时，便没有人来鼓捣邵洵美写什么建议书。如此，是年7月中旬至10月底，接踵而来的“反右斗争”进行到如火如荼，人们却惊奇地发现，从前新月派的骨干邵洵美，竟然十分神奇地置身于事外，毫发未损。
可是，进入到1958年，民众的热情已经转移到总路线、“大跃进”及人民公社的经济浪潮之中。邵洵美却因“一信不慎”，栽倒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之下。
后来，邵绡红在《我的爸爸邵洵美》一书，讲起这件事情的原委，仍说：“叶灵凤从香港来上海。他是爸爸的老朋友，是战前常为爸爸办的刊物撰稿的文学家之一，也是《万象》、《文艺月刊》和《文艺画报》的编辑，这时在香港是《星岛时（日）报》副刊《星座》的主编，是香港的文化名人。爸爸约请他来家里吃午饭，还请了好友施蛰存和秦瘦鸥来共聚。那天席上叶灵凤谈起项美丽在美国的近况。爸爸便想起了1946年去纽约，项美丽曾向他借过一千美金。本来，老朋友向他借了不还是常事，他也一直不放在心上。现在小叔叔（即邵云骧，当时也在香港）急需医药费，爸爸就想到让项美丽把那一千美金的旧账转送给小叔叔治病，于是问叶灵凤要项美丽的地址，好写信给他。叶灵凤说他身边没有带来，让爸爸把信交给他，待他回香港后代发。不料，叶灵凤走后没几天就情况有异：爸爸出门，总有两个便衣跟随；爸爸回家，他们便守候在家门口。爸爸知道，一定是那封信出了毛病！”
不过，上海译文出版社的老总编叶麟鎏先生，在谈及邵洵美的这一段无妄的牢狱之灾时，却曾经感慨万分地说，过去的老文人哪里懂得这么些道道，都“很傻，很天真”。如果不是因为这意外的信件之灾，邵洵美原本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归宿。
邵洵美刚刚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扩大化斗争，在这种特殊时期，海外关系正渐渐地变成一个敏感的话题。可是，邵洵美竟然无端地想起了远在美国的旧情人项美丽。更要命的是邵洵美托叶灵凤带到香港转发的那封信件，署名用的是英文笔名Pen Heaven。邵洵美早就知道项美丽现任丈夫查尔斯的政治背景，他曾经是英国军事情报部门长驻香港的老牌特务，一直是大陆国家安全部门重点监控的对象。邵洵美这一番行为，引起了国家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邵洵美很快以“帝特嫌疑”的罪名被收捕入狱。
但是，当国家安全部门调动起精干的警力，对于邵洵美展开缜密的侦查，查来查去，却查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结果为：邵洵美天生就那么一股子的懒散劲儿，做起事情来也就不知道轻重。真正让邵洵美去从事什么“反共救国”的地下反革命活动，这邵洵美似乎还真不是那种材料。但是，这个结果要做成结论，邵洵美却必须在牢狱里面苦捱四年的时间。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生前曾经获得“上海城市大师”的美誉，其独特之人格魅力与生存能力为后人所敬仰。贾植芳先生专门写过《我的难友邵洵美》一文，追述寒鸦夕阳、黄沙白苇之中的邵洵美。贾、邵之间相识也晚，特殊环境下却期望而为一种君子之交。贾植芳文章中所流动的一份“山影压船春梦重”的落寞心境，却自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
贾植芳先生说，“我与邵洵美先生的相识，纯然是偶然的机遇，虽然从30年代初以来，通过报刊等传播工具已对他相当熟悉了”，但是，真正的认识却要等到1952年。当时，是在南京路新雅酒家由韩侍桁安排的一个饭局上，宴请的主角为司汤达小说《红与黑》的中译者罗玉君教授。应邀出席的则有李青崖、施蛰存、刘大杰、余上沅、贾植芳等数位海上文人。“记得是在众人已入座举杯的时候，邵洵美才匆匆赶来。他身材高大，一张白润的脸上，一只长长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他穿了一件古铜色又宽又大的中式丝绸旧棉袄，敞着领口，须发蓬乱，颇有些落拓不羁而又泰然自若的神气。这是我与他第一次相见时的印象。”
第二次相见，则是1954年秋天的一个持蟹赏月晚宴，东道主仍然是韩侍桁。这是一个小型的家庭聚餐，应邀者并不多，贾植芳、任敏夫妇同时应邀。这一次，也是在大家吃到中途时，邵洵美匆匆撞入，匆匆入座就食。大家天南地北地闲聊，邵洵美也会谨慎作答，但却已不复当年孟尝君“一回秋月一回新”的天然意态了。
第三次“贾邵见”的地点有点尴尬。时间是1960年寒冬，地点是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贾植芳因胡风案入狱已届5年，邵洵美的狱龄已满2年。当时，贾植芳从一间囚室对调到另一间囚室。贾植芳一脚踏入新狱室，发现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体弱的老人蜷缩在角落里。接下来，贾植芳先生的这一段原文，便于无声处格外见真情了：
当管理人员在身后锁好门后，他抬头望向我，呆滞的目光突然发亮。他小声对我说：“我们不是一块在韩家吃过蟹吗？”我向他点点头，一边用下巴指着门口，叫他不要说下去。因为我从几年的监狱生活中摸到一个规律：凡是管理人员押进一个犯人后，他虽然把门锁上了，但都会在门外停留片刻，从门上的小监视孔里观察室内犯人的动静，如果发现异样情况会开了门马上冲进来进行盘问，甚至一个个地调出去审问“你们谈什么？”如果交代了原来互相认识，马上会被调离，并要求交代“关系史”。总之，要弄出一大堆麻烦来。因此，当我向他示意后，他马上就醒悟了，懂得了吃这号官司的“规矩”了。
贾植芳在狱中遇见的不忘九月菊香持蟹赏月的狱友，正是邵洵美先生。贾、邵从此结下了近4个月的“同监狱缘”，这正应了“天意从来高难问，人生何处不相逢”的一句老话。
贾、邵彼此同监100余天，山高水深的话题大致都涉及了。一次，邵洵美十分慎重地跟贾植芳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这两件事，一件很小。1933年，世界笔会中国分会招待来访的大文豪萧伯纳时，其招待的46元银元是由邵洵美付账的。可是，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报道中，都忘记写他邵洵美的名字了。君子之名，理应列于清流惠风之中，这一件事情是邵洵美耿耿于怀的。他希望贾植芳将来写文章时不忘记上一笔。另一件事情，涉及鲁迅与邵洵美之间的一段公案。这个话题，前面已述，此处不再细说。
时序不觉间已嬗变至1962年的春季。有一次，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携译文出版社的周煦良一同进京开会。会议的间隙，当时的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忽然向周煦良问起邵洵美的情况。周煦良说人仍然在狱中；听说邵洵美入狱后不久，得了严重的肺源性心脏病，经常发作，成为痼疾。其时，正值党政府进入调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时期。周扬沉吟了一下，表态说：“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也不必了。”
这样，到了1962年4月，邵洵美便被释放回家了。老妻盛佩玉到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去接人。盛佩玉后来回忆说：“办理手续的是闵同志。可怜他的身体真所谓骨瘦如柴皮包骨，皮肤白得像洋人，腿没有劲，幸好三轮车夫好心肠，背了他上楼。总算他没有被定什么罪。能回来就好，我们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己不会做人。诗人有的是时间，不是正好可以作诗么！可当时见不到一片废纸一支秃笔，诗意肃然。回来时衣袋中仅有三支竹片磨成的挖耳签。那是在厕所劳动时拣来的竹片磨成的，可见他的耐心更胜过那时捕小老鼠的修养！”
邵洵美剩得一副悠悠忽忽的土木形骸归来，盛佩玉却仍不失中国传统女子每逢家庭危难之时，粗服乱头亦从容的气度！
不过，自邵洵美入狱之后，他原先合住的那个大家庭早已经散了。16岁的儿子小马报名到青海轻工业学校去支边了。邵洵美原先在上海住着三间公房，当时就被上海市房管所强行收回了两间。妻子盛佩玉、幼子小罗，还有一个刚刚离婚回家的长子邵祖丞，一家三口挤住在一间房里如何居住？不得已，盛佩玉只好携带幼子小罗去投靠在南京的女儿邵绡红。出狱后的邵洵美便只能跟长子邵祖丞挤住在一起。
其实，邵洵美最后数年的生活质量已经很差了。可是，施蛰存提到老友邵洵美却始终坚持说：“洵美是个好人，富而不骄，贫而不丐，即使后来，也没有没落的样子。”中国的读书人在盛名之时，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那虽也得一时名士的虚名，却不一定是清淳简贵的懿士。只有像邵洵美那样伊始经历过钟鼓金石丝竹富家生活，后来却又历经重重的磨难而老境凄凉，却始终未改自己一颗唯美之心，才是中国读书人万物不能移的清伦见识。
例如，1967年5月3日，邵洵美在致妻子的信中写道：“……你为我买了两只香肚，好极了，我立刻便感到馋涎欲滴。我想有机会再尝尝真正的南京鸭肫肝，也只要几只，放在口里嚼嚼鲜味。”当年上海“一品香”的常客邵洵美，虽凤凰落架，却仍不改其风雅的大志。
还有邵洵美去世前不久，老友秦鹤皋去看他，所见到的一幅情景：“一天上午去淮海路看望洵美，见他正坐在一面小镜子前梳头。桌上放着一碗‘刨花水’（浸着薄木片的水）。见洵美蘸着它认真地梳着头，很惊讶，没等开口，他倒先笑着说：‘侬要讲，这是过去丫头、厨娘梳头用的刨花水，对哦？现在可是我的‘生发油’呀！侬嗅嗅看，很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