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终，王国光还是听从妹妹的建议，做出改变，强迫自己走出院子。他像个傻子似的，到大街上转，到公园里看，看闲人们打扑克，看一帮男男女女唱歌跳舞，觉见无聊至极，不如躺在家里看书，睡觉。
他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每天，他强迫自己必须去一趟父母家，帮助他们干些活儿，陪他们说一说话，尽一尽孝心。他还有六万元的存款，够他花上几年，养活自己不成问题。但他仍然等待机会，想找一个合适自己的正式工作干。他有些文化，也有些力气，他相信上天不会辜负他。父母现在也看开了，不强求他有什么出息，更不强求他成家立业，只要他身体健康，活着高兴就行。尤其是母亲，只要儿子在身边就满意，知子莫如母，她知道儿子什么品性，知道他一辈子只能这么平平淡淡。人怎么过都是一辈子，不必强求功名利禄，老天早已给人安排好了，做什么人，有什么命，老天给什么命，人就安安心心地过什么生活。
冬季的一天傍晚，王国光正帮母亲做饭，国平来看父母，进门就绷着个脸，好象谁欠她几千块钱，母亲问她怎么了？她气呼呼嚷道：“什么办事处领导，简直是泼皮无赖。社区清扫员的工资也敢扣，啥事情都留给社区干，让社区主任空手套白狼？”
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什么意思，但知道她们社区出现了问题。
王国光停住切菜，让她慢慢说，她恨切切地嚷道：“人家市里把街道的清扫员工资和卫生费用全都划拨到了社区，我们办事处那个张书记，硬是全给扣下了，让社区自己想办法，社区哪来的钱去支付清扫员的工资？一个月好几千块钱哩。更可气的是，他还把我们向居民收的卫生费也截留住，不往下发，里里外外他全占了，每年这五六万块钱的清扫员工资，我们从哪儿弄？”
母亲问：“那你们怎么办？”
国平想也没想，气恼地说：“没办法，只能硬住头皮扣低保户的，一户扣三四百元，这样勉勉强强够给清扫员开支。”
母亲担心地问：“那低保户没意见？”
国平直戗戗地说：“怎么没意见？人家私下尽骂社区主任，说是社区主任贪污了，我们替办事处背这些黑锅，简直冤枉透了。”
母亲问：“听说低保很不容易吃？”
国平说：“可难啦，民政局下到社区的低保指标，到了办事处，要被剥层皮，卡掉百分之四十，本来指标就没多少，被办事处这么一卡，该享受低保的人就没办法保证，社区主任只能厚着脸皮去办事处讨要，要，不能白要，得给好处费，每一份好处费得三五百块钱，好处费谁出？还是低保户出，就这样还不能保证足额足数。表格到了社区，民政局的人也打电话来，这儿要几户，那儿要几户，最后真正落到本社区居民手里，有一半就不错了。”
母亲说：“表这么缺，民政局的人还给他们干什么？”
国平苦笑道：“民政局的这些人更得罪不起，你不给他，他在审核的时候，就卡你，稍微有点问题就往下打，或者在钱额上给你往下减，最终吃亏的还是社区，还不如给他们几份，有了通融的空间，对低保户申报也方便些。社会就是黑吃黑，党和政府关心贫苦百姓，可办事的这帮官员却利用政府的关心，收刮民脂民膏，有什么办法？”
国平越说越气，揭出了老底儿：“还有过年过节向社区收节日活动费，每个社区上缴三千元，任务都摊派到了社区的小企业里。看似过年红火热闹，其实增加了小企业的负担。
“我们一到年底就发愁，收各种费用不说，还得给办事处领导送礼，一个送不到都不行，书记，主任，副主任都是要命的阎王，我当月的工资都得往里贴。不送不行，不送以后的工作就没法干，他们成天找你麻烦，挑你的短，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让你根本干不下来。”
母亲听着头疼，劝她：“不好干，就别干啦，省着两头受气。”
国平叹气说：“不干，干啥去？现在工作这么难找。我们街道倒是有一个社区主任不干了，可人家的老公是老板。”
王国光瞪眼看母亲，母亲瞪眼看他，俩人大眼瞪小眼，为不能给国平帮忙而惭愧。
提起这件事，国平又气不打一处来，气哼哼地嚷嚷起来：“我们那个办事处的张书记，简直是个禽兽，又抠又色，我刚说的那个辞职的社区主任，就是被他看上了，他非要人家的身体不可，人家能看上他？为了不惹麻烦，只能辞职不干了。”
王国光早已气得胸闷心跳，恨恨喊道：“去纪委告他！”
“告？你能告倒他？现在是官官相护，官官相连。再说他早就给我们开会放狠话，说不出事罢了，出了事，都是你们社区主任的事，把所有罪过都加在我们头上，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王国光气愤地骂：“真是一个流氓王八蛋！这样的人也能当官，把党和政府的名声都糟蹋光了。”
国平的火气压不下去，把那些脏事儿往出抖搂：“还有更可气的，年底区审计局来审查街道办事处的财务，办事处主任逼迫社区给办事处做假账，平他们的账，本来没发下来的钱，让社区伪报支出，光我们社区就假做了八万元的账，全街道一共七个社区，伪报了多少钱？办事处就这一项就贪污了五六十万。苦只苦了我们，一分钱没花上，还要绞尽脑汁帮街道办事处说谎。”
王国光气呼呼地抱怨妹妹：“他们都是你们惯出来的，你们护着他们，他们当然就觉着理所应当，你们活该被他们欺负！”
国平觉着委屈：“我们不做能行？不做，就把你撤了，换上别人，还得做。”
王国光一想也是，无奈摇了摇头，但他心里的愤恨消解不出来，憋屈的难受。他翻了翻眼皮说：“要是碰上我，非要跟他说出一个所以然来。”
母亲笑着说：“要不你这些年就过得不如意。”
王国光感慨道：“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党，政府是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好政府，但是官员们却是一帮为了私利而无法无天的王八蛋，党和政府的威信就毁在他们手中。”
国平说：“有像他们这样的人把握着权力，国家就好不了，他们硬逼着人做犯法的事，你不去做，他就砸你的饭碗，我们老百姓谁愿意跟自己的饭碗过不去，只能含着苦水，牺牲自己，保全他们。在中国权大于法，当官的就善于钻这些空子，为非作歹。”
王国光早已气得头发炸起，强忍住脾气不发作，拿着菜刀坐在那里，呼呼出着长气，眼球一鼓一鼓的，像要崩出来。过了好一阵儿，怨气还是消不下去，只得放下菜刀，走到院子里，沿着墙根乱转圈儿。他悲哀，为中国人悲哀，为妹妹悲哀，也为自己悲哀。
转过几圈，他停在墙根，直挺挺靠墙站住，嘴里默默念叨几句话：“‘清法之国，人畏法而不畏吏，乱法之国，人畏吏而不畏法。’一个乱法的社会，人还有救吗？”
在如此复杂的世界里，王国光该怎样生存？是做人？还是当鬼？做人，要活得很委屈，很窝囊，一辈子受累受气，做鬼可能比做人要容易得多。
他在院子里仰头喊道：“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