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九岁那年休假的缘起，是因为想到省城去看昆曲《西厢记》。
满打满算，我只当了一年半兵，在野战部队，这么短的兵龄，“休假”二字根本连提都不可能提。可当时，我是做方便面的后勤兵。那时，好像全国人民都非常热爱吃方便面，我们厂生产的方便面畅销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三班倒是常事。常累得这个女兵请病假了，那个女兵生理周期紊乱了，所以基地首长破例决定，为了女兵身心健康，准许休假十天。这十天有人放在春节休，有人放到国庆节。我一直没休，不是想当优秀士兵，我家在农村，我就这样回去，实在无颜见江东父老。
我抱着一心想到省城，想过城市人生活的伟大志向来当兵的。
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当兵，就被一辆大轿子车拉着离开了满目繁华的省城，来到前不见城后不见市的黄河滩的一个农场。农场周围，零零星星住着几户人家，到县城还有三十里路呢。新兵连的日子每天走队列、政治学习、出公差、抬石头、抱白菜、开班务会，像整天吼在耳边的西北风，这波刚过，那边又起，我们盼望快些结束新兵生活，好走向大城市，迈向新生活。不料想，新兵下连，我被分到了农场下属的食品厂。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忘不了第一次上班的情景。
换上白色工作服，我低头看看红色的裤线，一抬胳膊肘儿，袖口的一圈红刺眼地挡在眼前，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我一屁股坐在床前，望着镜中发木的脸，一动不动。班长是新兵下连后，从众女兵里新提的。无论是她，还是在众女兵心里，这个班长的含金量比不得新兵班长，处处讨好我们，啥时都主动地为大家服务。现在，她走过来，把一枚红底白字的厂徽递给我，说戴上吧。我拿着写着XX基地食品厂的厂徽，喃喃自语，多难看的设计，你看人家大学校徽，白底金字，多雅致。人比人，气死人，可是没办法，谁让你考不上大学呢。
收起上大学的梦，咱们这辈子指定与天之骄子无缘了。
那可不一定。我抬头说着，把难看的厂徽往手指上一压，结果背面的别针扎在了手指上，血奔涌而出。班长眼疾手快，立即掏出一张卫生纸递给我说，快，摁住。我接过来，扔到一边，望着流出的血，说，我怎么也没想到当兵会当工人，整天做方便面。要去打仗，也好呀，当个英雄立个战功什么的。
班长想了想，动了动嘴，并没发出声来。
怪我的字写得不好，进基地政治部打字室的李彩容不就是因写字好嘛！写文章语句都不通。还有那个分到电影放映队的李丽，不就是会画几张画嘛！还怪我老实，政治部高个主任来挑兵时，问我发表过文章吗？我应当回答说是。
班长嘴又张了张，还是没有发出声来。
我是发表过诗的，在我们学校校报上。都怪我当时脑子里只想着公开的报纸。当时要长个心眼，我的手指就不会被这该死的厂徽扎烂了。我又强调。
班长望着我手指上流得越来越多的血，走过来掏出一卷卫生纸，不由分说摁在我的手指上，说，疼不？我摇了摇头。
上班的铃声响了，班长松开了她的手，我一看，我手指上咕噜咕噜冒的血止住了。
班长说走吧。
我把脱下的军装小心地挂在门后，心想同样是红，红领章红帽徽的红，配着绿色的军装，多么的神气，而白衣服配着红线，怎么这么难看。走出门，看着三三两两着工作服的战友往方便面车间走，我不禁对身旁的班长说，你看我们穿着军装时，多神气。现在，一个个蔫头耷脑的，跟真正的工人没两样。
怎么会一样呢？你看那些工人如何走路的？班长说着，朝我胳膊肘儿一捅，我抬起眼睛。
迎面走来一群跟我们穿着同样工作服的青年男女，女孩子全是长头发，化着俗气的妆，金光闪闪的，身上散发着廉价的香水味。男孩子呢，嘴上叼着烟，身上散发一股说不出的怪味。他们说着本地难听的土语，口腔里散发着刺鼻的大蒜韭菜味。
难道就要在这个荒滩上，跟着一群非工非农的人在做方便面的日子里度过。悲哀呀悲哀！我的青春，一生只有一次的青春呀！我很想抒发一番文学女青年的感慨，可上班的铃声再次响起，悠长而急促，好像不等到人齐就不罢休。
哼，再响也只是铃，不是军号。我们才不会像听到军号一样，立马跑步前进呢。
工作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单调枯燥，我的任务是给一晃而过的生产线上穿过的方便面块上摆汤料。每天就是摆汤料，闭着眼睛都会。打包装车，然后大卡车一辆接一辆地运往火车站，一车皮一车皮的方便面就运向了全国各地。
喜欢不喜欢，都得摆，一包一包又一包，成天就这样。上白班还行，最难受的是睡到半夜十二点，迷迷糊糊地从热被窝里爬出来，踩着冰凌去上班，这一班整整得上八个小时。不上班的日子，就是睡觉。白天战友们拉着窗帘睡觉，我睡不着，百无聊赖之际，打着手电在被窝把我的无聊写成了文字，投给了远在三百公里外省城的一家青年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