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行湘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方寸已乱，忐忑不安。说真的，他实在为宋希濂捏着一把冷汗！瞿秋白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人物被宋希濂杀害了，那么现在宋希濂自认不讳，共产党同样用一颗子弹处决宋希濂，这无疑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认为宋希濂此举是太胆大了——比杀害瞿秋白时还要胆大。然而阶下之囚何敢言勇，邱行湘断定宋希濂大祸临头了。可是3天以后，宋希濂依旧平安无恙。除了他在小组学习会上谈到若是共产党要处决他他绝没有怨言时，面部肌肉有些紧缩而外，他似乎在当天就平静下来，恢复了他平常习惯的那种松弛的表情。如果是共产党对于宋希濂杀害瞿秋白的罪恶进行了惩处，哪怕是送进胡同的单人房间去，那么邱行湘也可能内心会感到安稳些，可是情况恰恰和他的判断相反。他发现，自宋希濂交罪以后，管理处的共产党人对宋希濂更客气或者简直可以说更尊重了。这一下他反而紧张起来，他觉得功德林的围墙突然增高了许多——在他的侥幸心理堤坎被冲决以后，在文强告诉他关于《西游记》的一段故事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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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讲的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事——那是文强在山东济南解放军官教导团学习的时候，解放军山东军区一位马科长对他说：“1945年12月，日本投降后，你由西安调到重庆然后又到东北。记不记得从西安到重庆乘坐的那次班机有几人同行？到飞机场送你的是不是有你的爱人和大批的人员？你到重庆以后，最先住在枣子岚垭漱庐，是不是不几天又迁到胜利大厦？这时候有一个叫做程青的女青年来看过你，她是不是从上海通过你的保荐到贵州息烽训练班受过训的高才生……”文强听见这番问话，只觉得汗流浃背、毛骨悚然。他告诉邱行湘说，共产党简直是孙悟空，他头上有多少根头发，共产党都是清清楚楚的。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邱行湘毫不怀疑，他身上有多少根汗毛，共产党也是清清楚楚的。他突然想起共产党人对他说的“不审判”的话——当初想来，是令人费解的；现在想来，方才恍然大悟——共产党什么都晓得，还审他作甚！既然如此，共产党人又为何要苦口婆心地约国民党战犯个别谈心，把国民党战犯对昔日的回顾当做最大的兴趣呢？现在，邱行湘亦完全懂了，共产党对战犯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不以为然，相反，对战犯现在的一言一行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共产党人全部心血浇灌的土地，原来正期待着国民党人长出审慎地观察世界、承认世界的态度的果实。
此中三昧，邱行湘一一品出之后，他开始向管理处有保留地交代他的过去。保留的部分，是抗日战争中的经历，在这一点上，他不仅不承认自己有罪，反而认为自己有功；交代的部分，是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在这一点上，他不仅承认自己有罪，而且唯恐自己交代不详——宋希濂交代杀害瞿秋白这样非同小可的罪行都在“不审不判”之列，他还能有什么怕说的呢！
邱行湘交代了他五次参加围剿苏区的经过。他在陈述第五次围剿时写道：
陈诚在第四次围剿中连丧两军以后，改弦易辙，群相集议，后将参谋长柳善拟订的“堡垒政策”呈蒋介石核批。蒋介石鉴于前车之鉴，不敢再以运动战进犯苏区，当即批准陈诚的方案。1933年下半年即开始实行。所谓“堡垒政策”亦叫“碉堡政策”，即从战略上改攻为守，战术上改守为攻，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配以修筑公路，发展交通，加强封锁，以进行反革命的第五次围剿。此后，陈诚的总指挥部即移驻南城。总部还增设一个特务团，以宋瑞珂为团长。
1934年春，李济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蒋介石急调京畿的36师、87师入闽“平乱”。陈诚集团近在赣东，故蒋令陈率部入闽，18已进至光泽，陈诚亲率99师出黎川，我亦随陈诚行动。
1934年春，18军所属各师由福建回防南城、南丰、广昌一带，实行“碉堡政策”。陈诚任预备兵团总指挥。薛岳任前敌总指挥，进驻泰和，指挥周浑元纵队（36军之第5师、96师及13师）、吴奇伟纵队（第4军之59师、90师、92师、93师及99师），由泰和向兴国推进。时薛岳与陈诚分任赣东、赣西两个主要正面。像两个拳头，向中央苏区分进合击。各军师划分一个正面，筑路、筑碉，分期分段攻击前进。每次进展，不过三五公里，至多不到10公里，炮兵也便于集中使用。时红军采取的是内线作战，即所谓“拒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虽筑有鱼鳞工事，但被动挨打，被蒋军封锁包围，苏区越来越小。时我在99师担任由泰和经高兴圩向兴国逐段攻击前进的任务。1934年10月，我们到达高兴圩时，红军即开始长征。蒋介石命18军留置韶关、大庾岭一带搜剿红军根据地，控制两广；命薛岳率两个纵队由兴国出发，跟踪追击红军。
邱行湘也交代了他参加追击红军的经过。他在陈述进入贵州时写道：
1934年11月，薛岳率吴奇伟纵队进入贵阳，周浑元纵队进至遵义附近，时中央红军由遵义进至赤水河、叙永一带，牵着蒋军的鼻子打圈圈。1934年底，红军四渡赤水，出敌意表，回师遵、桐，将守军吴奇伟的59师、90师大部歼灭，唐云山的93师在遵义附近收容第4军时，几乎也被歼灭，93师陈金城团的团旗也丢掉了。红军歼灭了吴奇伟的第4军，直指贵阳。时我在贵阳扎左、新铺担任守备。蒋介石在贵阳唱空城计，他惊慌失措，急电93师及滇军孙渡纵队，星夜驰援。红军主力进至安顺、盘县时，蒋介石又命薛岳率部追击红军。1935年6月，我也随薛岳由雅安出邛崃进入成都。
邱行湘从八角楼下的管理处办公室交罪出来，顿觉得浑身清爽，如同刚洗完澡一般。他大概没料到人世间还有这么一种享受。他走进胡同，发现胡同宽了；他回首高墙，发现高墙矮了。进不求名，退不避罪，他眼前出现一个任凭驰骋的大平原——他在走廊顶端站住了，回身望了望走廊尽头，不觉失口叹道：别看脚下踩着黑土，黑土上面，分明划着一条白色的起跑线呵！杜聿明捷足先登，宋希濂拍马而起，陈长捷紧追不舍……他邱行湘此时不跑，更待何时！
叹息间，林伟俦从他身旁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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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长捷在交罪当中，在谈到天津战役前关于城防线前拆房子的问题时，交代了当时因环城碉堡主阵地线之后，没有预备阵地线，尤其是天津西门监狱附近的南运河两侧，街巷纵横，房屋栉比，无一空旷地带，故派人拆掉这批房子，以形成长达数里、宽达50米以上的预备阵地；也交代了在天津以南地区，将跑马场改建为飞机场，征用民工强迫劳役运土填平，并拆了一批建筑物。最后笼而统之曰，为了扫清射界，大规模地拆毁房子，限令居民迁出。
拆下木料做工事掩盖和木桩，其他高粱秆和茅草用火烧毁，弄得烟火冲天，祸及人民，露宿街头者四处皆是。有的整个村庄拆毁成为废墟，有的义庄拆掉将停棺迭成战壕……陈长捷没有谈到国民党给天津人民留下的一场浩大灾害——火烧宜兴埠事件。
这倒不是陈长捷隐瞒罪恶。
天津战役中，陈长捷曾发给各军一个命令：“如果我战死，由兼防守副司令林伟俦继承。”现在，他不愿意让林伟俦来继承他的交代。
然而林伟俦自己走出来。他向管理处交代说，天津战役前，陈长捷、刘云瀚和他等人，每晚8时均在防守司令部陈长捷办公室会商。一天晚上讨论到他的62军派出的加强团防守宜兴埠据点问题，众人感到宜兴埠的据点过于突出，易受解放军摧毁，决定将防守宜兴埠的加强团撤回，作为军预备队，并指使该团撤出时，将所构筑的工事加以破坏。哪知该团长于撤退时竟然命令纵火焚村，给村民造成严重灾难。杜建时接到警察局电话说，62军火烧宜兴埠，急往见陈长捷，陈长捷闻讯大惊说：“广东部队真野蛮，这不等于长沙大火吗！”于是二人共筹善后，遂责成62军抢救，并令消防队出动灭火，又由二人联名出布告，按所宣布的“布设城防阵地拆除民房赔偿办法”，由国民党天津市政府拨款赔偿。结果军事日渐紧张，赔偿也等于一纸空文。当晚在司令部会商，陈长捷斥责林伟俦律兵不严，要惩办纵火的团长，以平民愤。林伟俦以昨晚会商会上曾作出破坏宜兴埠的决定为该团长辩护，与陈长捷争执不下。结果杜建时从中和解道，昨晚决定是破坏工事而非纵火焚村，该团长按律当办，惟在此时严惩该团长于作战不利，应令其戴罪图功。陈长捷与林伟俦均无意见。于是乎，如此一场暴行竟不了了之。
……
此时，功德林的国民党战犯，都程度不同地向管理处交代了自己的罪恶。他们不是以怀古的情绪去凭吊昔日的战场，而是以伤感的情调来痛惜自己的人生。就陈长捷而言，他与邓演达是保定军校六期睡上下铺的同学，私人交往颇深。邓演达作为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始终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蒋介石反革命统治。邓演达指出：蒋家王朝“投降帝国主义，军阀专政的官僚统治与野蛮狠毒的屠杀剥削，较之从前北洋军阀时代尤为残酷”；国民党“已变为掠夺人民、屠杀人民的中枢。革命的中国已变成昏暗无光的地狱。”（见《邓演达先生遗著》）邓演达以他的旧民主主义的思想光辉和军事行动引起了蒋介石的忌恨，就在他1931年8月19日出席“第三党”受训干部结业式的时候，被国民党逮捕，解送南京关押，同年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邓演达作为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的积极追随者，他的革命业绩赢得了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现在，也赢得了他的同学陈长捷的高度敬仰。陈长捷就外传由于陈诚为了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向蒋告密以致邓遭逮捕一事，问过邱行湘。邱行湘谈到，当时邓演达匿居上海租界，蒋介石遍索不得，而陈诚暗地里和邓演达保持联系，邱行湘本人就在1930年10月送陈诚赴日本观操住在陈诚家时，见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文件”，有黄琪翔等与陈诚秘密谈话，因而陈诚对“第三党”的活动甚至对邓演达的行踪都略有所知，这是一点不假。但是邱行湘认为，邓演达1924年在广东粤军第一师时，陈诚在他下面当连长，他对陈诚的提拔，陈诚不仅怀有知遇之感，而且奉之为师，极为敬重。陈诚决不会出卖邓演达，世人所传关于邓演达被捕需要陈诚点头，国民党特务非借助于陈诚不可的说法是没有任何证据的。邱行湘以陈诚对严重的报答为例：武汉“七·一五”事变后，邓演达出国，严重离职，陈诚仍崇敬备至。严重蛰居庐山，躬耕自食，陈诚时往探拜，常命电务员胡梓成（原随严重任电务员）前往馈赠火腿、茶叶、烟丝、食盐等食物，除食盐外，严多不受。直至1942年，严穷困潦倒，死于鄂西宣恩县之坪。邱行湘又谈到，陈诚在蒋介石杀害邓演达之前，曾向蒋力保，恳蒋暂不动手，留待邓演达转变。不料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的前夕终下毒手。时邱行湘随陈诚因参与第三次“围剿”失败撤驻吉安，陈诚闻讯，极度悲哀，曾有几天不饮不食，面容消瘦。宋瑞珂和肖乾驻地离吉安数十里，闻讯后还专门相偕进城劝慰陈诚。邱行湘还谈到，他驻吉安时，他的黄埔同学邓克敏、张涛来吉安他处避难。他们是蒋介石的教导总队的连长，为了营救邓演达，事败，被蒋介石通缉。邓克敏告诉邱行湘说，和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陈谦、胡一等黄埔五期同学。邱行湘问邓克敏．为什么营救未成？邓说，当时邓演达不是关在汤山，也不是教导总队看守，邓演达被关在“国民政府”里面，情况复杂，动手困难；要是关在教导总队．事情就好办了。邱行湘认为，陈诚对于邓演达之死，虽然没有责任，但有内疚。1931年1月，陈衔蒋命，到武昌改编教导第3师为14师，隶属18军，由陈兼师长；又以武汉要塞工兵营、攻城营合编为攻城旅，以李延年为旅长。18军拥有两个师18个步兵团，总兵力在7万人以上，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中，已可左右一切。“第三党”老成员邓昊明曾对邱行湘谈到，1929年陈诚率11师进出武汉时，邓演达寄希望于陈诚的起义，而陈诚则反其道而行之。邱行湘对陈长捷诉苦道，陈诚这一着棋不打紧，风云莫测之中，陈诚的老上司被送进了国民党的监狱，陈诚的老部属被送进了共产党的监狱。陈长捷对邱行湘正色道，陈诚是不会内疚的，值得内疚的是他陈长捷：同窗之人，邓演达彪炳千古，陈长捷遗臭万年；邓演达安睡九泉之下，陈长捷辗转黄土之上。每每思之，羞愧难当……当然，战犯们交罪以后，他们的昨天和今天容易连在一起，而他们的今天和明天更容易连在一起，所以在他们痛惜人生之后并没有忘记对人生的向往。
时令正值冬季，胡同之间的三角形土地上，梅花盛开。树叶淡绿，花瓣粉红，甚是雅艳。花木丛中和柏树梢上，不时有喜鹊和乌鸦从高墙外飞来。沈蕴存分析说：“喜鹊是中国的吉祥之神，乌鸦是西欧的幸福之鸟，现在喜鹊和乌鸦一齐朝我们飞来，肯定带来了好消息。”梁培璜倚在窗前向喜鹊和乌鸦招手，然后大惊小怪地向人们宣布：“它们在翘尾巴，它们在翘尾巴！尾巴一翘，喜讯来到。”沈蕴存警告说：“如果真有喜讯，我们可不要翘尾巴。尾巴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翘不得的！”人们一阵开怀大笑。
笑声之中，春天——人类最兴旺的季节，又一次来到了。她以弹拨琴弦的双手，推开北京城内的门窗，叩响德胜门外的高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