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6年5月间奉命离开嘉兴回京的，在嘉兴除看到报纸上有关批评文艺界和北京市的文章外，这个小城市并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变化，但一回到北京，在街头就能看到一些左臂带有“红卫兵”红袖圈的小青年，他们主要是在校的大中学生，他们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只要有人指引，就敢于冲击一切，揭发、批判与斗争一切。但年轻人对某些具体事、具体人的看法与判断能力不同，社会经验少，易轻信、易冲动等特点，加上一些别具用心人物利用年轻人这些特点，进行组织挑动，也就形成争论与矛盾，在年轻大学生中更易挑动这种矛盾斗争，并组成相互斗争的不同派别。年轻的大、中学生就被运用为推动“文革”初期涌动的“红卫兵”组织，至于究竟要革谁的命，造谁的反，就不能不受别具用心的后台操纵者的指挥利用了。当时一些斗争激烈的大学里，实际上中央文革小组有些成员都公开直接参与，声势就特别大，影响面也特别广。还有一些公开揪斗更令人吃惊。我有一天在西单路口，看到彭德怀元帅被胸前挂着“反党分子”的大牌子，站在一辆大卡车上游街示众。还看到在某学校大广场搭台，相当野蛮揪斗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副总理薄一波的场面。主持这种批斗会的所谓革命群众造反派组织，如果没有得到极高权威的指使或支持，他们能公开批斗这样的高级干部吗？至于长安街头贴上打倒×××（多属国家重要领导干部）的大标语，部分大学、机关的大字报也很惊人，这类大字报中，最具影响力的当推北京大学聂元梓5月25日揭批北大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一张，当然，8月5日毛主席写的一张大字报直指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刘少奇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更吓人了，可能是后来造反派围困中南海揪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前奏曲。看到这些惊心动魄的局面，我当时心情沉重，搞不清谁要革谁的命，为什么要采取这种骚动整个社会的形式？这个期间只能带着十分不安的心情，观察思考，等待难于预测的变化。
笫一轻工业部内的初期“文革”活动
在1966年刚回到笫一轻工业部时，办公大楼楼内走廊已贴满了各类大字报，有揭发部领导问题的，也有揭发个人历史问题或不端言行的，破除“四旧”的，形形色色。也成立了不少自命革命造反派的各种战斗队组织。目标口号都是闹革命、破四旧、斗走资派（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批斗和保护的目标各不相同，再夹杂一些个人意图和不同幕后操纵者的挑控，也就互有斗争。当时笫一轻工业部这种部级机关，部级和司局级干部才算当权派，处级干部都算革命群众，而且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多，大字报虽然很热闹，也开了一些批斗会，但真正被揪斗的人并不多，被抄家并限制人身自由的更少，事实上，没有特别权威的示意与支持，谁敢揪斗自己的领导？谁敢随意关押和抄自己工作同志的家？
笫一轻工业部较早开过一次全部“文革”动员大会，不知谁找到薄一波副总理来参加，他在会上发了言，说笫一轻工业部领导有一条黑线，这就在部内造成很大影响，群众派性斗争加剧。薄一波本人就是个大当权派，为什么要来参加轻工业部的这种会，又为什么要说挑动群众斗争的话，很难让人理解。从1966年到1967年，作为当权派的部内领导难于理事，造反派忙于派性斗争，还有红卫兵来骚扰办公室，机关工作陷于瘫痪，造纸局的一些习惯为企业服务的群众，还推我这个既算不上当权派，也实际不参加造反派活动的人，带头作一点为企业生产必须得到的服务工作，当时主要是为生产印刷毛主席著作用的凸版纸等产品争取一些物质条件。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觉得应尽可能做点既有实际需要又力所能及的工作，曾主持召开了一次各大造纸厂迫切需要落实分配技术措施费用与金属材料的会议，还到东北几家生产毛主席著作用纸的造纸厂了解他们的生产情况和问题，鼓励他们力争克服困难完成任务。对维护这方面的生产起了一定作用，但实际上是对“文革”很不理解，面对不可捉摸的“文革”发展形势，面对几乎任何人都有被批斗的可能，我不能没有被随时揪斗的思想准备。
“文革”中的年轻儿女
“文革”开始，为在全国点“文革”之火，组织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我的大女儿余晓青，当时不过14岁，没有向家里要钱并说明外出串联打算，就和几个年轻小伙伴结伙外出串联，家里几乎几个月都不知她的去向，直到她回家才知她先后到了上海、杭州、长沙、韶山、广州、西安、延安等地，他们作为大串联的红卫兵，坐车不买票，到地方就找地方当局接待安排记账吃住（实际是免费，因后来并无人来要账），他们到处参加所谓“炮打司令部”，访问革命圣地等活动。她在1967年末，就响应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号召，志愿去东北边境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下属小机械厂，开始当了名开钻床的女童工，年轻活重，造成腰肌劳损，改任工厂职工小学老师，1976年才回京。儿子余晓丹，“文革”开始时正好小学毕业，进入初中上学不正规，他常跟着在我们宿舍附近修缮房屋的房修队师傅们整天一同劳动，房修队也将他作为一个义务劳动力，发给他泥瓦工的一应劳动用品。他也在1969年末，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克山农场务农，一去8年，1976年才申请按病退返京，他们姐弟俩都将8至9年宝贵的青春学习时间作出了并非必要的奉献。这也是北京、上海这类大城市这个年龄段小青年的较普遍情况。将这些只念过两年初中而且都有条件继续升学的孩子们都及早给戴上知识青年的帽子，推使离开城市。北京的一些知识分子较集中的大学与科研、设计单位也纷纷受命外迁，轻工业部直属的北京轻工学院西迁陕西咸阳，在京的日化、食品、发酵、皮革几个研究所都被迫紧急迁出北京，只有较幸运的造纸研究所因已改名为跃进造纸试验厂，不属科研单位，得以侥幸留在北京。这些做法看来与那种“知识愈多愈反动”，“愈穷愈革命，富了就易修”的特殊逻辑不无联系，知识分子是否是劳动人民也是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