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放了七天假。上班后，我在同事们脸上看到如同太阳般明媚的笑脸。后来听说是司机小佟把我从乡下弄来羊分给大家的事告诉给他们的。小佟这个人聪明，他不说“要”，更不说“买”，而用了一个“弄”字，他的巧妙为我以后从杂志社出钱付给我干爹羊钱设了铺垫，眼下又不会让他们看出来我是拿公家的钱为大家送东西的猫腻。小佟来杂志社没几年就从一个懵懂的小伙子变成一个乖巧伶俐之人。看来是孺子可教啊！
十月份编辑部收到一些作者询问稿费的来信和电话，我催着冯丽跑财政局，叫他们尽快把预算下拨的钱划到我们账上，我们好给作者发稿费。稿费是稿源的渠道，堵塞了渠道明年还有好的稿源吗？印刷费也要抓紧解决，不然明年的杂志到哪儿去印呢？冯丽跑了半个多月，总算把今年的钱全部要来了。我认真计算了一下，还有十多万元的亏空，于是打了一个追加十五万元经费的报告，找到市委主管文教的副书记签字。这位副书记是从宣传部长的位置上升为副书记的，他当部长时我们就有些来往，他抓了多年文化宣传工作，当了副书记后还是分管报社、广电局、文化局、文联、妇联、精神文明办之类没有多少权势的单位，也使得他在一些真正有权有钱的部门玩不转。副书记签过字后，说：“沈汉，字我是给你签了，可我签过字的报告在财政局没有一尺，也有半尺厚了，能不能拿到钱，就看你的本事了。”
我把领导签过字的报告交给冯丽，叫她拿着跑财政局，我三天两天就催她一次。一个多月过去，很快就要过年了，那份请款报告却好像漂进水塘里的雪花一点儿都没影。后来听人说，冯丽把报告交到财政局就不管了，你催得急她就说去跑财政局。一去就半天一天的不回来，可别人看见她不是去洗头就去逛商店。我对这笔请款不抱信心了，也对冯丽失去了信任。进入十二月后，印刷厂几天一次电话催着要印刷费，他们还说年末结不了账，明年的刊物就不再承印了。2004年第一期的稿子下厂后压在生产办公室不往车间里安排。白主席这下可真急了，找我商量，又叫冯丽想办法。他呢，还是放不下架子找领导求财政，更豁不出脸去借钱，着急上火得把自己弄进医院去了。
在白象住院的第二天我去看他，他病奄奄地对我说：“沈汉啊，咱这刊物我是做不长了，眼下的困难你就想办法去克服吧，反正今后所有事都是你的……”白象已经这样了，我能怎么说呢？就自认倒霉吧。就在我焦头烂额急得团团转的时候，我听说抓我担任这个倒霉差事的主意是我那位吴新文同学给部领导出的。妈的，他这不是坑我吗？
晚上下班我就到吴新文家狠狠埋怨了他一顿，又把眼前撑不下去的情况说给他听。他也真心为我发愁，我们商量了半天，只有寻求企业赞助这一条办法，可是到哪去找愿意赞助我们的企业呢？吴新文想了一会儿拍着脑门子，说：“有了，我保证那个家伙能给你赞助十万八万的没问题。”看他说得这么有把握，我非常高兴，说：“走，咱下楼我请你喝酒。”
吴新文介绍给我的是郊区沙河镇“花果山度假村”的总经理孙登弟。
这个孙登弟在十年前是沙河镇派出所的所长。那时他配合市公安局侦查处理镇工行贪污挪用存款一案，案犯是镇银行的副行长张利光，被判七年徒刑。张利光的妻子是镇卫生院的大夫，她认识孙所长。孙所长虽说参与处理了这个案子，谁都知道他是配合人家的。以前也曾跟张利光有联系，凭着这层关系女医生就求孙所长帮忙为丈夫跑减刑的事。孙所长答应得非常痛快，说得也很有把握，女医生就一次送给他三万元。过了一段时间孙所长说监狱那边差不多了，还得再跑一下检察院和法院，女医生又拿给他两万元。救夫出狱心切的女医生还经常请孙所长吃饭，先是在外边的饭店请，后来到女医生家里吃喝，喝了酒的孙所长对女医生有了肌肤之求。女医生为了叫他尽快帮助丈夫出来也是一念之差满足了孙的要求，而且一次又一次，在镇子里也有了风声。
张利光在监狱里改造五年，提前两年出来了。他们两口子都一致认为是孙所长给活动出来的。后来不知怎么就听说，孙登弟根本就没跑他们的事，那五万元钱全部中饱私囊了，张利光提前释放是因为在狱中有良好的表现。关于女医生和孙登弟的传闻几乎全镇子的人都知道了，人们总是用一种奇怪而复杂的目光看着女医生，镇子里的痞子和有些流氓习性的家伙专来找她看病，乘机在她屁股和乳房上摸一下。女医生就骂他们，那些地痞流氓就嬉皮笑脸地说：“你是警用专品呀。孙所长用就行，我们摸一下就不行？”
这两口子在镇里实在待不下去了，他们花了钱又搭了人，成为人们耻笑的话柄。他们商议好离开沙河镇回张利光的老家青海。临走时，女医生一纸诉状送到市公安局。
市公安局经过调查确认孙登弟的诈骗流氓罪行后，将其开除出公安队伍，并被法院判了两年徒刑。他出狱后正赶上发展各种经济，孙登弟就承包镇西北十多里外的花果山建成了旅游度假村。这个花果山是块风水宝地，漫山遍野的山杏野桃沙果等果树，春天一片花香，秋天一片果甜，夏天又是一个避暑的好去处，成为一年里有三个季节都能招来旅客的风水宝地。经过几年的建设和发展，“花果山度假村”差不多有电视剧《刘老根》里的“龙泉山庄”那样的规模了。去年春天，吴新文陪北京来收集民歌的两位先生在“花果山度假村”住了三天，以后又陪别的作家、艺术家来了几次，和孙登弟混个烂熟。他听孙总说，搞旅游娱乐行业没有戴大檐帽的朋友关照不行，可他过去一些当警察的朋友退的退，调走的调走，都指望不上。孙总经理几次要吴新文为自己介绍一些新闻文化界的朋友，帮助做一些策划宣传工作，一是为度假村扩大影响，再一个为他这位乡镇企业家提高一下知名度。孙总说他现在是镇里的政协委员，下一届争取进市政协或人大。当上代表和委员，那些工商税务的人就会对他客气些。如果他当了市里的政协委员或人大的代表，那谁还敢找他的麻烦呢？
看来这位孙总还真有点政治头脑和现代经营的理念。
吴新文给我介绍完孙登弟的事，说你派一个人去采访他，为他写报告文学，再配发一张他的照片刊登在你的杂志上，跟他张口要十万八万的赞助费绝对没问题。
我也不管这家伙是人还是鬼，反正我是被钱逼成厉鬼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我就去为这个有钱的人捧臭脚丫子啦。吴新文马上掏出手机和孙总经理联系，他俩嘻嘻哈哈地聊了一会儿，就把话扯到正题上，最后又说了几句客套话，吴新文挂掉手机说：“你明天就派人去，先给他写好登在刊物上，要钱的事我去张口。”
在饭馆门口，吴新文特别提醒我，和孙某人打交道要小心一些，那是个社会油子，别把你绕进去。
我又很晚到家，妻子兆英还在等着我，她刚刚洗浴过，身上散发着沐浴后的清香，身上的内衣是粉色带白色小碎花的那一件。我从北京回来四个多月了，夫妻间的那事没做过几回，我一眼就能看出她今晚的心思。可这些日子身心都挺疲惫的，今天又喝了不少酒，有那个心也没那个力呀，我打了几个哈欠就钻进被窝。兆英生气了，“嗵嗵”甩掉脚上的拖鞋，又“啪”地拉灭了床头的灯，给我一个后背躺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