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们研究铜鼓，要求有铜鼓埋藏的地理环境，共存标本等精确资料的时候，就不满足于这些零星的发现，而要有意识地去寻找。这时考古调查队就出现在铜鼓之乡。他们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挨村挨寨地去访问，踏勘出土过铜鼓的现场，想找出埋藏铜鼓的规律来。但是，好事不从人意愿，他们往往满怀希望而去，却扛着失望归来。穷乡僻野，茫茫无际，何处是铜鼓埋藏之地？能够自己动手挖一面出来吗？总是碰不到这种机会。但他们回到研究机关，还来不及放下行李的时候，长途电话却尾追而至！报告某地又挖到一面铜鼓，要他们去现场考察。铜鼓，好像故意同他们捉迷藏似的。
我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对此体会颇深。陆川是广西的一个小县，九洲江自北而南横穿全境，江两岸山峦起伏，农田和山丘断续布列，是北流型铜鼓分布密集的县份之一。从历史档案可以看到，解放前，公园，因山崩出过铜鼓；1953年良田乡石洞村农民贾连昌在松嘴岭挖出一面铜鼓；1954年大桥公社良村杨玉洲在村背岭修祖坟挖到一面铜鼓；1959年良田公社新村大队丘清龙在黄泥塘开荒也挖到一面铜鼓；1963年大桥公社大塘大队木威塘村鹤岭西边山脚的水沟崩下一团泥，也露出一面铜鼓来；1965年9月平乐公社三安大队修水利又挖到一面铜鼓；同年11月该公社开梯田种油茶也挖到一面铜鼓；……没有记录下来，当作废杂铜重新回炉熔化的还不知有多少。
我带着一支考古调查队按照线索，逐一调查了以上出土铜鼓的现场，倾听铜鼓发现者讲述铜鼓出土的故事。他们提供的情况表明，这里的铜鼓都是在生产活动中无意挖到的，出土时鼓足朝天，鼓面向下，鼓身内装满泥土，地面上没有任何标志，周围也没有发现特殊现象。如此而已，其他一无所获。
人们对铜鼓分散埋藏的规律的认识还远远不足以预测埋藏铜鼓的地点。谁能保险你的脚下没有埋藏铜鼓？假若有一种探测仪器能把铜鼓埋藏在地下的情况反映出来，那该有多好啊。
但是，当人们一旦认识到古代墓葬内最易保存完整古物，而且也有古代铜鼓埋藏的时候，考古学家就从发掘古代墓葬人手，去寻找有关铜鼓的完整资料了。
1924年，越南清化省东山县东山村一个农民蹲在村后的马江岸边钓鱼，时值暴雨大作。河岸崩塌，冲刷出许多青铜器来。这个农民拣获了这批古物，后来卖给了清化税务官巴若。当时法国设在河内的远东博古学院听说此事，就委托巴若进一步调查。当他们知道这地方还埋藏着同样的古物时，就决定进行发掘。巴若花钱雇请了好些民工，让他们排成行向前刨挖，挖到什么就拣什么，很快就挖开了许多口子，确实挖出不少青铜器，其中就有四面铜鼓。这是人们有意识地挖掘出铜鼓的第一次，但是巴若是个税官，对田野考古一窍不通，他的发掘纯粹是挖宝式的。被后来的考古学家认为是那个世纪资产阶级考古学的最低水平。他只顾拣东西，根本没有注意任何考古遗迹。虽然有不少与铜鼓共存的其它遗物。仍不能准确地说明铜鼓的年代。
1952年，云南省博物馆从昆明市面上买到一批铜器，有戈、矛、剑、钺等。这些器物的花纹奇异，制造古朴，立即引起了考古学家们的注意。他们到处打听这些古物的出处。有人告诉他们，早在40年代初，在晋宁石寨山已出土过这类铜器，大部分被当时的官僚、恶霸占有，其余的则被当作废铜卖掉了。1954年10月，他们前往石寨山调查，证实了这广事实，在石寨山发现了一处重要的古代文化遗址，以前收购的青铜器正是从这里挖出来的。他们决心从这里敲开云南古代青铜器宝库的大门。
石寨山是一座南北长500米，东西宽200米的小山丘，位于晋宁县城以西5公里，距滇池东岸1公里处。
由山顶向西看，五百里滇池碧波荡漾，苍苍茫茫，风景佳丽；从滇池往东看，石寨山怡像一条横卧在田野里的鲸鱼，腾波戏浪，似浮似沉，因而又叫鲸鱼山。传说汉武帝在长安演习楼船水战时修筑昆明池，在池畔刻石作鲸鱼形，就是象征这座山的。
1955年3月，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组织了为期3个星期的考古发掘，发掘了两座古墓和一大片贝壳层，在甲区第一号墓内出土一面铜鼓和两件铜鼓形贮贝器。这是我国考古工作者亲手挖出铜鼓的第一次。和铜鼓共出的器物有铜锄、铜斧、铜犁、玛瑙、绿松石、赤金等珠饰，漆奁内盛有铜镜。由于共出这样丰富的陪葬品，使人们第一次有条件判明这种铜鼓是属于西汉时代的，即公元前2世纪的遗物，因而引起各有关方面的重视。1956年11月至1957年1月对石寨山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发现土坑墓20座，出铜鼓15面。铜鼓形贮贝器4件。在第6号墓的漆棺底部出了一颗“滇王之印"金印，和《汉书·西南夷传》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赐滇王当羌“滇王之印"，复长其民的史实相契合，对铜鼓的断代和推定其族属提供了更直接、更坚实的依据。
依靠这些考古发掘品，滇系铜鼓的序列就初步建立起来了，对研究越南东山等地出土类似的铜鼓同样也是一个可靠的标尺。
1995年春，在石寨山第一次发掘的同时，从广西黎塘到广东湛江的铁路正在修筑。这条铁路穿过贵港市贵城镇的时候，碰到一大群汉代墓葬，在贵县中学高中部的一座西汉晚期的土坑木椁墓里，清理出一大批铜器、铁器和陶器，其中也有一面残破不全的铜鼓。这是广西考古工作者第一次从古墓中发掘到的铜鼓。这面铜鼓与陆川、北流出土的铜鼓不同，而与石寨山铜鼓近似，属滇系铜鼓，贵港市就成了这类铜鼓出土的最东地点。
1957年，在贵州遵义发掘了南宋播州土司杨粲夫妇墓，在修复墓室时，搬动石棺床，掀开墓底的铺石后，在两墓腰坑内务发现铜鼓一面。杨粲墓立碑于南宋淳七年(1247年)，其中一面铜鼓在腰坑内倒放着，鼓面压着数圈铜的和铁的“崇宁通宝"和“崇宁重宝"钱。铜鼓身上可以看到一些夹铸垫片是用北宋的“元通宝"铜钱碎片代替的，可以断定这面铜鼓制作的年代就是在元祜与淳之间。这面铜鼓属冷水冲铜鼓的晚期类型，定名为遵义型铜鼓，并作为这类铜鼓断代的重要标本。
1961年，越南海防造船厂越溪挖土工场发掘了5座独木棺墓葬，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包括鼎、壶、钟、盅、缸、剑、削、釜、凿、匕首等，也出了一面铜鼓。
其中剑、削、钟、壶、鼎与中国战国至汉代早期的相同，可以推定这面铜鼓属公元前2世纪的产物。
1961年，云南祥云大波那村后石头山爆破取石，于东南山脚缓坡上发现古墓两座。一座当时已毁，另一座露出了木椁。1964年3月，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前往清理，发掘出铜棺一具和铜鼓、铜钟等青铜器。这面铜鼓形制古朴，时代比石寨山的更古老。
1971～1972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在江川县北星云湖畔的李家山发掘了一群古墓，出土青铜器和玉石器千余件，其中有铜鼓8面。通过放射性碳素测定，这批墓最早的年代是公元前524年，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春秋时代晚期，最晚的可到东汉初。
1972年7月，广西西林八达公社普驮粮站开辟晒谷场，在驮娘江边挖到一处用铜鼓作葬具的墓葬，一次就出土4面铜鼓，这4面铜鼓全是石寨山型，和它们共存的有铜骑俑、铜六博俑、铜羊角钮钟、铜牌饰和大量玉石玛瑙饰件，和云南晋宁石寨山墓群比较，可以断定其年代为西汉前期。
1975年在云南楚雄万家坝发掘古墓了70余座，出土铜鼓5面，形态和它们共存的铜釜十分接近，作风极为古朴。这些墓葬的年代经放射性测定，其中出铜鼓的两座墓，一座是公元前400年，一座为公元前690年，是迄今已知确切年代最早的铜鼓。
1976年配合基建在广西贵港市罗泊湾发掘了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在这座墓的器物坑内出土铜鼓3面，都是石寨山型，其中一面已将胸部以下锯去，鼓面上焊上3只蹄形足，翻过来当烤火盆使用；有一面大铜鼓饰翔鹭、舞人和竞渡纹，纹饰十分清晰。1977年夏在广西田东锅盖岭一座古墓内出土铜鼓一面；1977年冬在云南曲靖八塔台古墓也出土铜鼓一面，是石寨山型早期鼓，器形、纹饰都有承先启后的作风；1978年在贵州赫章可乐祖家老包古墓群发掘中也出土铜鼓一面……
这些从古墓中出土的铜鼓几乎毫不例外的都是滇系铜鼓，它们充实了石寨山铜鼓群的断代资料，使这个系统的铜鼓发展序列十分清楚，对铜鼓研究作出了突破性的贡献。但是，粤系铜鼓还从来没有在古墓中发现过，出土时很少有共存物。大家都希望有一天，粤系铜鼓也会在古墓中发现，或发现它们与别的文化遗址在一起出土，打破目前对粤系铜鼓分期断代的困难局面。
